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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7日，台儿庄会战结束，中国部队取得巨大胜利。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随即向蒋氏汇报此役战果：歼敌两万余人。

蒋氏得报后喜得脸庞变形，提笔在李宗仁的战报上添了一笔，战果由“歼敌两万余人”变成了“歼敌三万余人”。

蒋氏之所以如此夸大战果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要借此役的获胜来振奋举国民众抗战的士气。

虽然日军百般辩解他们在台儿庄之战中仅损失了一万余人，可这不重要。因为此时此刻，包括国外人士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在期盼着中国能够获得一场胜利。

就在举国欢庆台儿庄大胜的时候，德国顾问团首名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和美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联袂找到了蒋氏，对中国部队不趁此时对日军发起反击，反而大搞庆祝活动表示不解。

法肯豪森在发表自己见解的时候甚至气得狠揪自己的头发。史迪威更是表示，此时中国部队要做的是推进、进攻和前进，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日军就可以立即调动8~10个师团的兵力用于徐州一线，到那时，一切都来不及了。

可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对于法肯豪森和史迪威的好意，蒋氏表示了谢意，并表示愿意听取二人的建议。可在心里，蒋氏却苦笑一声，拿什么进攻啊！

台儿庄会战虽然获胜，但蒋氏心中清楚，李宗仁的部下也基本上打光了。

第2集团军死守台儿庄一线，已经伤亡殆尽；第59军张荩忱部作为台儿庄会战期间李宗仁掌握的仅有的一支内线机动部队，也已经在连续厮杀中伤筋动骨。两个师的部队在会战结束后，剩下的兵员仅能勉强编成一个旅。

汤恩伯第20军团虽然损失不大，可作为一支嫡系部队，李宗仁也没有把握能够如指臂使地指挥。

因此，当李宗仁在台儿庄会战结束后建议，全军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的攻坚战，而采用机动作战的方式诱敌出动，然后相机实施歼敌的计划时，蒋氏表示了同意。这也是为何在台儿庄会战结束后，中国部队在前线放弃了追击的原因。

可法肯豪森和史迪威的建议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不趁着日军第5、第十师团大败之后的机会进攻，待到这两个师团补充完整卷土重来的话，对徐州又将是一个莫大的威胁。

同时，蒋氏心里也存着一个小心思，若能在徐州再打一个像台儿庄般的胜仗，定可一扫之前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中的颓势。

因此，蒋氏下令，把主力都调上去，争取在徐州再打一个大胜仗。

可令人奇怪的是，就在蒋氏调兵遣将的时候，日军却一改常态，罕见地停止了行动。北线停止在济南，南线停止在南京，一场一触即发的大战好像被突然下了一个休止符，诡异地停止了。

李宗仁和白崇禧判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完全是因为日本没有扩大在中国战事的想法，日本之前提出的“及早解决华北战局”的计划已经取消。这就意味着日本不会再继续向中国战场增加兵力。如果能够趁着这个机会集中主力在峄县发动一次攻势，或许会一举确立中国抗战的“胜利基础”。

而此时蒋氏向徐州方向的调兵遣将正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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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军为何突然停止了进攻的脚步呢？

难道真的如李宗仁和白崇禧判断的那样，不欲扩大在中国的战事？绝非如此。

对于第5师团在临沂，第十师团在台儿庄的战败，日军虽然颇感丢脸，但损失对于日军来说，仅是一个小伤口而已，根本影响不了日军南下徐州的决心。

日军之所以停顿不前，是因为在其内部，在中国战事扩大还是不扩大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议。

反对扩大中国战事的人认为，如果想要扩大中国战事，至少还需向徐州方向增派两个师团的兵力。如此一来，大量的资源就将向关内倾斜，这势必会影响日本向北对苏联的防御。

以当时日军的国力，是无法同时应对中国和苏联的，对于打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日本根本不具备这个能力。

而支持扩大中国战事的人认为，日军完全可以在“占领区”内自给自足，逐步减少日本国内对“占领军”的资源倾斜。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势必要把蒋氏驱逐出中原地区，尽量歼灭中国部队主力。

就在这两派为是否扩大在中国的战事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大本营突然传来消息，说在徐州周边集结着一支数量达到60余万人的中国部队，而且还大多是蒋氏的嫡系部队。

这下子，争论暂时被搁置，日本大本营随即批准了华北方面军提出的徐州攻略战的作战计划。徐州会战由此而爆发。

由此可见，徐州会战的提前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李宗仁的白崇禧的错误判断，以及蒋氏大量向徐州增兵而引发的。

由于此战规模巨大，仅靠日军一个华北方面军是无法单独完成的，因此，日军华北方面军联络华中派遣军，共同制定了作战计划。

此次作战，日军的计划分为了3个阶段：

1阶段

华北方面军与台儿庄战场的中国部队保持接触，尽量把中国部队拖在台儿庄、峄县和临沂一线；华中派遣军向西北方向的徐州运动，把驻守在这一带的中国部队拖在徐州东南方向。主力第2军则做大范围的战略迂回，对徐州进行战略包围。

2阶段

待到日军南北两线迟滞中国部队的行动完成，日军第2军穿插迂回到位后，对徐州发起进攻，并切断徐州以西及西南方向的中国部队的退路。

3阶段

华北方面军先占领兰封，然后攻占开封和郑州，切断陇海线和郑州以南的平汉线。华中派遣军则确保徐州以南的津浦线。

在这三阶段作战中，日军第2军是主力，担负着大范围穿插迂回包围徐州的重任。

鉴于此，为了加强第2军的作战力量，日军华北方面军在给第2军配属了5个师团的基础上再次加强了一个混成旅团以及炮兵、战车和工兵部队。

当时，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为18个师团，共计40余万人。而在徐州战场就投入了侵华日军的一半兵力，约为20万人。

虽然蒋氏不断增兵，在徐州附近已经集结了50个师，约为60万人的中国部队，可徐州周边均为平原地带，非常适合日军机械化部队作战。

日军由于机械化程度较高，虽然千里运兵，可并不影响战斗力。而远道而来的中国部队大多都是徒步而来，在赶到徐州之时，早已经人困马乏，未及休整就要立即投入战斗，战斗力势必会大打折扣。

可这个危机却并未被蒋氏和李宗仁发现。

虽然李宗仁日后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曾经对蒋氏持续向徐州增兵感到不解，并认为徐州的兵员数量太多了。可时任作战厅厅长的刘斐却并不这么认为。

刘斐认为，在台儿庄大胜之后头脑发热的人不仅蒋氏一人，李宗仁同样也头脑发热。

在双方都拼命往徐州增兵的时候，刘斐就已经发现了不好的苗头。

当时，中国部队的防线西起微山湖，东至郯城，绵亘300多里，兵力达到了40余万人。可均是一线配置，都部署在运河以北地区。而且，随着日军增兵，中国部队的战线也不断被拉长，形成了与日军展开“延翼竞赛“之势。

李宗仁不是不知道部队都沿着一线配置的危险，他也害怕日军会派出一支奇兵从侧面迂回包抄徐州，因此，每逢日军增援，李宗仁就会把部队部署在两翼，尽量延展开，就看谁能把谁包围。

可如此一来，虽然避免了侧翼被包围的危险，但也暴露出了机动兵力和预备兵力不足的弱点。300里的防线一旦有一点被突破，那么，在缺少预备部队和机动部队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全线动摇。

为此，刘斐不断提醒李宗仁，要其留出预备队和机动部队，可均被李宗仁无视。这倒不是李宗仁不想预留部队，可留了预备队，一线的防御就会露出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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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徐州会战不是兵力太多的问题，而是部署有问题，李宗仁在此役中与日军展开“延翼竞赛”，是完全被日军牵着鼻子走，完全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其实是李宗仁也犯了和蒋氏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头脑发热了。

起初，他和白崇禧判断日军的动向有误，这才让蒋氏动了想在徐州打第2个台儿庄的想法，因此才会头脑发热地向徐州增兵。而李宗仁和日军展开“延翼竞赛”，其真实目的也是想要包围日军，争取再立新功。

这个想法是没错了，也值得鼓励。可两军的训练和装备上的差距是摆在那里的，又是在对中国部队不利的平原地带作战，获胜的希望是不大的。

而在这时，日军同样也犯了错误，他们没有利用李宗仁与日军展开“延翼竞赛”的时机抓紧进兵，反而为了由谁主持徐州会战一事扯开了皮。

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第2军是此次会战的主力，应当由华北方面军主持此次会战，并且提出，在徐州的中国部队为了面子也不会从徐州撤退，因此，第2军的作战目标是攻占徐州。

而日军华中派遣军则认为，此次会战应以他们为主。他们认为，第2军的主要任务不应该是攻占徐州，而是要尽量拖住运河以北的中国部队主力，使其无法南撤。华中派遣军出兵的时间应在第2军之后，因为一旦华中派遣军先出动，很有可能会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会立即从徐州撤兵。

因此，华中派遣军认为，第2军应该先出兵，待到拖住运河以北的中国部队主力后，华中派遣军再出动，从归德方向迂回包抄徐州，从而达到歼灭对手主力，进而占领徐州的目标。

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代表日军大本营来督战的作战部长桥本群只得和稀泥。直到徐州会战爆发，到底由谁主持此次会战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但日军意欲南北合击徐州的态势已经形成。

1938年4月16日，北线日军抢先动手，在临沂被打得苦不堪言的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在补充了兵员后再次向临沂发起了进攻。

而此时，驻守在临沂的庞炳勋部由于在之前的大战中还未恢复元气，在顽强抵抗了3天后，率部突围而走。临沂失守。

张荩忱虽率第59军第3次来援临沂，可由于59军仅剩下一旅之众，也抵挡不住板垣师团的攻势。

临沂失守，中国部队在鲁南地区的战略支撑点丧失。

日军占领临沂后迅速南下，其目的在于吸引中国部队东援，以便于西线的第2军所属的14、16和114师团在鲁西南展开。

战至4月10日，汤恩伯军团在兰陵被日军围住，血战之后，汤部主力第2师郑洞国部仅剩下不足2000人，195师仅剩下不足千人。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汤恩伯部损失尤为惨重的一次。

汤恩伯部是徐州会战的主力，遭此重创，中国部队在运河以北的防线被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此时，李宗仁部署的防线没有预备队和机动部队的弊端开始显现。日军沿着撕开的口子蜂拥而入。若没有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堵住口子，日军的后续部队就可以陆续而入，徐州会战必定以失败而告终。

幸好此时，滇军第60军杀到，以血肉之躯堵住了这个口子。

与此同时，南线的日军也开始出动。

一直以来，蒋氏和李宗仁都认为，南线日军仅是做一般性的牵制作战，因此也没有在徐州的东南地区部署重兵。

可这一次，蒋氏和李宗仁都失算了。

日军这次南北夹击徐州，并没有分主次，也没有区分哪一路是主攻，哪一路是助攻。北上日军两个半师团一出动，立即对徐州的侧背构成了威胁。

此时，日军的战略构想已经初现端倪。

北线第5、第十两个师团在鲁南台儿庄一线牵制中国部队的目的已经达到，中国部队的几十万大军都被牵制在了运河以北。

日军第2军从西南大迂回包抄徐州，南线日军在东南方向包围徐州的战略意图已经初步实现。

此时，李宗仁终于意识到了危险，终于意识到了他之前与日军进行的“延翼竞赛”，想要再打一次台儿庄的想法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李宗仁深知，此时想要解除危机，仅有的办法就是在北上日军未赶到徐州之时，抽调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南下阻击。

可问题是，自己手里虽然兵力雄厚，但却没有任何一支部队能够有把握战胜北上日军的第3、13和第9师团。一旦南下阻击不成，反被击败，那徐州战场将雪上加霜。

就在李宗仁苦思破敌之计的时候，蒋氏突然来电，要求李宗仁立即消灭当面之敌。

为了表明自己对徐州之敌势在必得的态度，蒋氏在发来的电文中罗列了日军的各项劣势：

其一、日军兵力处于劣势，用于一线的兵力仅有15万，而我方部队数量达到了近60万，优势在我。

其二、日军远离后方，并且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势必不能长久。

客观地说，蒋氏对敌情的判断是正确的。可提出的要求却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蒋氏忽略了两个现实问题，即当时中国部队的素质是否能够胜任这个任务以及两淮的中国部队能否够抵挡得住日军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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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战场上的情况显示，位于淮北的桂系廖磊集团军阻挡不住日军的攻势，已经开始且战且退了。要想阻挡这个敌人，势必还要从运河一线抽调部队南下支援。

之前，运河一线就已经暴露出险情，幸亏第60军赶到。现在还哪有一支既能够击退两淮方向的来犯之敌后再转身支援鲁南和鲁西南方向作战的部队呢？

可蒋氏不管这些，他怕李宗仁不肯贯彻自己的命令，带着白崇禧和刘斐来到了郑州，并表示要亲赴徐州前线督战。

其实，蒋氏哪里敢亲赴徐州前线啊？他这么说就是要做出一种姿态。好在白崇禧和刘斐都是非常了解他的人，赶紧给蒋氏递了一个台阶，表示愿意代替蒋氏亲赴徐州前线。

蒋氏见有人搭台阶，赶紧就坡下驴。可此时，蒋氏的头脑仍然发热，给代替他赴徐州的刘斐和林蔚下令道，一定要李宗仁派兵先击退淮北之敌，然后挥兵西进，击退西犯之敌，再集中兵力用于鲁南方向，歼灭第5和第十师团。

蒋氏认为，只要李宗仁按照他的命令行事，定可获取胜利。

可战场的形势却不以蒋氏的意志为转移。

1938年5月14日，南线日军第十三师团的快速纵队抵达陇海路，炸毁了汪阁以东的铁路桥，这就意味着，第5战区通往后方的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被切断了。

5月15日，北线日军第2军下辖的第十六师团的快速纵队也已赶到陇海线，在汪阁以东地区与第十三师团的快速纵队合流。这就意味着，日军对徐州战场上的中国部队的战略包围态势已经形成。

5月16日，李宗仁下达了放弃徐州，全线突围的命令。

命令刚下达，对徐州地形十分熟悉的中国部队就迅速从战场上的各个空隙间蜂拥而出。日军虽然自认为对徐州的包围十分严密。可区区20余万兵力哪里能围得住？

日军见势不妙，赶紧下达了追击令。可结果却是徒劳的。

据来徐州战场督战的日本大本营参谋们事后回忆，偌大的徐州战场，庞大的中国部队瞬间就没了踪影。

4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

可接下来的战果统计却让日军大本营的那些高参们吃惊。之前，他们就已经为中国部队撤退的速度和技巧吃惊过一次了，而这一次，他们吃惊更甚。因为经过他们的反复核算，此次徐州大战对中国部队造成的损失仅是他们预期的一折。

而中国方面呢，虽然徐州会战打输了，可在徐州大撤退时展示出来的纪律性让人刮目相看。

尤其是驻守禹王山为大军作掩护的滇军第60军、作为全军后卫的刘汝明第68军，在深陷敌围之时，仍然坚决服从命令、执行命令。

这种展示出来的纪律性只能说明一点，中国部队在抗战中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越打越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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