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城前门布巷子一户杂乱的大院里，最靠东边的那户人家里挤满了人。有人站着，有人挤在床边上，将本就狭小逼仄的里屋塞得满满当当。
所有人的眼睛都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坐在正中间的那位老人。
她叫赵碧琰，或者也可以叫她耿维馥，是大汉奸赵欣伯的遗属。
如今众多亲戚齐坐一堂，为的是分配赵欣伯留下的那笔高达30亿元的遗产。为了拿回这笔钱，他们家已经打了近二十年的官司了。
可赵碧琰却一直垂着头，一声不吭。
过了半晌，她抬起头，仿佛做了什么重大决定一般，慢吞吞地说道：“钱多了留在身边始终是个祸害，我决定把这笔钱都捐了。”
她的话一出，满屋子里更是静的落针可闻。
赵碧琰为何要将这笔费尽千辛万苦继承的遗产捐赠出去呢？
贫苦如斯，她为何不肯用这笔钱改善生活，为何又说出“钱多都是祸害”的感叹呢？
如果她不肯要赵欣伯的钱，为何又要打这场近二十年的官司呢？
耿家女改名赵碧琰对于赵欣伯的妻子来说，“赵碧琰”这个名字既属于她却又不完全属于她，“赵碧琰”三个字对她来说，似乎更像是一种束缚。
因为她本不姓赵，也不名“碧琰”，“碧琰”这个名字，本属于赵欣伯的前妻。
赵欣伯的前妻唤作王碧琰，是一个风尘戏子。
那时候的赵欣伯恰好也在剧团里唱戏，两人因戏结缘。
赵欣伯比王碧琰小了整整八岁，生的倒有些俊秀，惯会说些甜言蜜语的话，惹得王碧琰认定了此生非他不嫁。
虽然赵欣伯生活拮据，但王碧琰丝毫不以为意，她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供给赵欣伯继续读书，并陪着他前往日本东京留学。
在日本留学的赵欣伯读书自是十分用功，他还在日本和王碧琰办理了结婚手续，赌咒发誓要让王碧琰过上好日子。
但天意弄人，王碧琰没有在东渡日本后不久便因病离开了人世。
妻子离世的打击让赵欣伯消沉了一段时间，但他却不愿年纪轻轻的就此孤身一人。
1921年，赵欣伯从日本回到了大连，不久后，他便在报纸上刊登起了征婚启事。
尽管已经有过一次婚姻，但赵欣伯毕竟是留学归来的青年人，喝过洋墨水的人在那个年代终究少见，再加上赵欣伯又生的不错，给他当媒婆牵红线的人不在少数。
赵欣伯的妹妹赵慧敏也在为哥哥寻觅佳人。她看中的女子叫做耿维馥，正是后来赵欣伯的第二任妻子。
赵慧敏亲自做媒，将自己的朋友耿维馥介绍给哥哥相识。
赵欣伯在耿维馥面前端着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行为举止彬彬有礼，很快便俘获了耿维馥的芳心。
不仅如此，赵欣伯还时常在言语中表露出对亡妻的悼念，扮着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
耿维馥于是更加心疼这个忧郁多情的男人，不顾一切的要嫁给他。
就在二人情浓意浓时，赵欣伯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对耿维馥说，自己的前妻王碧琰实在对自己情深义重，如果没有当年王碧琰的倾力支持，万不会有他的今天，也就不会有现在他和耿维馥二人的相识相恋。
因此，为了纪念前妻王碧琰，赵欣伯希望耿维馥改名换姓。不但要从夫姓跟着自己姓赵，也要将自己的名字换作“碧琰”，以纪念王碧琰。
从夫姓尚且可以解释为赵欣伯思想陈旧固化，但让耿维馥改成自己前妻的名字却实在有些说不通了。
或者说，这更像是对耿维馥变相的打压，是一种贬低了耿维馥独立人格的做法，意味着她今后只能作为王碧琰的替代品陪伴在赵欣伯的身边。
可耿维馥被爱情冲昏了头，她竟然应下了赵欣伯的无理要求，决绝的抛弃了自己原来的名姓，自此更名为“赵碧琰”，和赵欣伯登记结婚。
而从耿维馥失去自己本名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就和赵欣伯死死地困在了一起。
可赵欣伯真的值得耿维馥为他这么做吗？
所谓“良人”，实为汉奸赵碧琰在与赵欣伯结婚后又跟随他一起去了日本，直到赵欣伯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二人才一同携伴归国。
可学成回来的赵欣伯没有致力于祖国的建设，反倒背道而驰，做起了日本人的走狗。
1926年，赵欣伯经由当时日本驻华武官本庄繁的引荐，被张作霖委任为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法律顾问。
可以说，赵欣伯最开始的起步之路，便和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或许此时的赵欣伯还有所遮掩，直到皇姑屯事件爆发后，赵欣伯已然无所畏惧，毫不在意的表露自己的亲日立场。
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也炸没了赵欣伯最后一点耻辱心。
事件发生后，赵欣伯顾不上惺惺作态，跟随军队又赶回了奉天。
面对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改旗易帜的行为，赵欣伯不遗余力的反对游说，他不止一次的在人前表白，称自己虽然卧床，但仍然忧心着大局。
赵欣伯大言不惭地说：“我一再给汉卿写信，不走日本路线是没有出路的。”
汉卿是张学良的字，赵欣伯用如此亲近的表字称呼张学良，却又踩在他父亲的尸骨上为日本人说话。
在赵欣伯看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丝毫不是卖国耻辱的事情，反而成为了明智之举，何其可恨。
但赵欣伯毫不在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为了更好的掌控东北，由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土肥圆贤二出任奉天市长，控制时局。
但当时辽宁省内的大多数官员都不肯和日本人合作，纷纷辞职逃离，沈阳市一时间陷入了秩序混乱的境地。
这时，又是赵欣伯站了出来。
他接受日本人的委派，成立了所谓的“自治维持会”，负责维稳奉天市的局面。
随后，他又发表所谓的“独立宣言”，彻底和张学良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切割，宣称此时当地的所有事都应该听日本的，这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做法。
如果说之前的赵欣伯只是亲日派，此时的他毫无疑问已经是卖国贼的行为了。
但赵欣伯尤嫌不足以表现他对日本的“忠心”，在后续日本炮制伪满洲国的过程中，赵欣伯更是不遗余力。
他先是在会议上作为关东军的发言人，抛出建立以宣统为首的“新国家”的方案，又转身替日本人“请来”溥仪，为所谓的伪满洲国正名。
溥仪在自己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曾不止一次的提起过这位大名鼎鼎的汉奸“赵欣伯”。
在他被赶出紫禁城寓居天津的那段时间，常常收到来自日本关东军的威胁恐吓，甚至在他收到的一箱水果中还夹带着两枚炸弹，其恐吓的意味不言而喻。
而这些都出自一个人的手笔——赵欣伯。
据说，赵欣伯替日本人接来了溥仪还不够，他还动用自己的所学所知，为日本人量身定制了一部法律，内容就是约定如若溥仪去世，则由“御弟”溥杰继任伪满洲国的皇帝。
和溥仪不同，溥杰曾经深受日本教育文化的熏陶，就连他的妻子都是日本人，由溥杰代替溥仪，无疑更有利于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控制。
赵欣伯如此煞费苦心的为日本人打算，也难怪时人都称他是“满洲国的产婆”。
巨额遗产的归属自诩为“伪满洲国”功臣的赵欣伯却并没有得到他想象中的优待。
赵欣伯的日本主子对他并不是全然放心，在奖励他“功劳金”40万元之后，借故削了他“立法院长”的职权。
随后又寻了其他借口，以派遣他去日本调查学习法律制度为名，将赵欣伯调离了政治圈，又借溥仪之手赠与他30万元的辞金。
正所谓官场失意财场得意，此刻赵欣伯的“政治生涯”似乎跌落底端，但并不影响他开始琢磨其他的门路。
赵欣伯之前在奉天的时候仗着日本人的势，除了作威作福外自然少不了搜刮民脂民膏，攒下的身家自是不可小觑。
再加上屡屡从他的日本主子那里得到的赏，倒是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了。
他用这笔钱在东京大量购房置地，打造了数间隐蔽牢固的地下室，专门来存放一些不方便携带的黄金珠宝。
据说，那些黄金多不胜数，玉器古玩更是堆满了几间屋子。
而赵欣伯还深谙狡兔三窟的道理，除了东京，他又在日本的温泉之乡箱根购入了不少房地，北京也有不少他的私产。
1938年，赵欣伯再次回国投入日伪的旗下，作为日本人的走狗继续为他们做事。
几年后，赵欣伯又专程携了赵碧琰一同前往日本，他们此行的目的便是打理下藏匿在日本的采茶。
赵欣伯将财物悉数清点后收入地下室，不动产则列了个名册，交由日本人铃木负责代管。
或许此时的赵欣伯还存有幻想，期待着日后“功成身退”，能够回日本昨个富贵闲人。可他想不到的是，这是他最后一次踏足日本，也是他最后一次清点自己的财富了。
新中国成立后，赵欣伯受到司法部门的审查，在1951年病逝于看守所。
赵欣伯虽然去世，可他留下的大笔钱财还在。要知道，赵家富可敌国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早在1946年时，美军便将赵欣伯藏在日本家里地下库的金银悉数挖出，这部分珠宝暂且被日本官方保存。
但赵欣伯留下的这笔遗产，是否真的应该被日本当局保管呢？那些他曾和赵碧琰一同买入的房产，又该何去何从？
慈善捐赠，只图心安当年的房产金银都是赵欣伯和赵碧琰二人以私人名义购置的。
依法理而言，财产的所有人赵碧琰尚且健在，且她还是赵欣伯名正言顺的第一继承人，理应由她继承处置这些遗产，无论如何也不至于任财产流落海外。
当时，我国不少律师乃至驻日本外交官员，都曾经为帮助赵碧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多次与日本当局交涉。
当国侨办的人找到赵碧琰母子时，她们二人正居住在北京的一户狭小的巷子里，老旧的房屋散发着腐朽的气息，令人难以想象这就是大汉奸赵欣伯遗属所居住的地方。
此时的赵碧琰寻了份环卫工人的活计，和儿子赵宗阳生活在一处，日子清苦，但她说比起从前跟着赵欣伯的日子倒是安心许多。
工作人员一开始提及要帮助赵碧琰维护权益要回遗产时，赵碧琰还惴惴不安，她知道丈夫曾经犯下的那些滔天大罪，不愿接手那些不正义的钱财。
但当她从工作人员的口中得知有不少日本骗子冒充自己的子女，试图霸占这些钱财时，赵碧琰老人显得有些义愤填膺。
赵家母子说：“真正让我们动心的并不是这笔钱，经过国家的多年教育，我们也知道这笔钱包含着中国人民的血泪脂膏，让我们生气的是，国外的这帮骗子竟敢以假乱真，反而把我们说成‘死的’或‘假的’，这个气实在叫人咽不下去，所以一定要把这场官司打个水落石出。”
存着这口气，赵碧琰踏上了漫漫的维权路。
为此，国侨办还特意帮她聘请了一个律师班子，协助赵碧琰讨要遗产。
为了这笔遗产而妄想鱼目混珠的人不在少数，光是在日本有关部门登记备案的“赵碧琰”就有三个——一个定居马来西亚，一个则来自澳门，最后一个便是在北京当环卫工人的赵碧琰了。
除了冒充赵碧琰本人外，还有人伪造了赵碧琰的“死亡证明”，自称是赵欣伯流落在外的私生子，要来继承生父的遗产。
但所幸有赵家曾经雇佣过的警卫、管家尚在人世，还有“伪满洲国”不少保存完好的记事簿相册在案，足以证明赵碧琰的身份。
终于，在多方人员的不懈努力下，赵碧琰的官司胜诉了。
而这场旷日持久的跨国遗产大案，持续了近二十年。
据不完全统计，赵欣伯在东京和箱根购置的土地面积高达2.75万平方米，金条金锭数十块，翠戒十枚，钻石手表4块，翡翠金玉更是不计其数，折合日元约有数百亿之多。
对于此时贫苦的赵碧琰母子来说，这样一笔巨额财富足以保他们后半生富贵无忧了，可赵碧琰却不肯留下这笔钱。
她说，钱财多了是祸害，再说，这笔钱如果没有国家帮忙，自己是一分拿不回来的，这些钱来的不义，不知道浸染了多少同胞的血泪，自己拿着烫手。
在老太太的坚持下，这笔折合人民币三十亿元的巨额遗产中有80%被捐赠给了国家，剩余的六亿又被赵碧琰拿出八成捐给了华侨总会。
赵碧琰说，这样才是这笔钱应有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