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解放军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主力联合发起了渡江战役，一举摧毁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挥师进入华南地区。国民党军此时已然无心恋战，面对解放军要么丢盔弃甲而逃，要么主动投降以求自保。而在诸多国民党降兵中，有一个名叫李长亨的家伙极为“嚣张”，他不仅不服从解放军的指挥和管理，而且还叫嚣着要见周总理。

李长亨是一位四川人，他八岁进入私塾读书，十三岁转入西式学堂学习，二十岁那年，他在一次机缘巧合下，意外接触到了红色思想，并被其中的高深的哲理所吸引，于是便毅然投身革命阵营，开始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学潮运动，反抗封建、帝国主义势力。

抗战爆发后，李长亨离开家乡前往延安，1938年他进入抗大深造，1939年完成学业后，他又奉中共中央组织部命令，返回四川老家从事民运工作，号召当地的老百姓支持人民武装、支援抗日事业。但没过多久，他的行踪便意外暴露，国民党特务随即开始监视他，准备对他下毒手。好在李长亨比较机警，及时察觉到了危险，随即离开老家，前往成都避难。

1940年，李在中共成都党委的安排下，报名参加国民党军，成为一名潜伏敌营的“红色特工”，1941年，他因为表现突出，被转调到国民党特务部门工作，他趁此机会开始大肆搜集、传递军情机密，帮助我方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

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连战连败，兵力愈发空虚，蒋介石为了弥补兵源缺口，便从情报部门抽调人手到作战部队服役，李长亨不幸被选中，被迫从成都前往南京某新编步兵师担任副师长。原本他想趁此机会脱离反动派阵营，回归红色阵营，可国民党军统一直对他严加看管，他实在无法脱身，只好继续潜伏。直到1949年，渡江战役结束后，他率领麾下数千人向解放军投降，随后通过特殊暗码联系到了周总理，由此顺利恢复中共党员身份。

建国后，李长亨出任西南军区公安部高干，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肃清了党内的不正之风，维护了党组织的纯洁性。60年代初，他转往文教部门工作，主要负责培养刑侦、情报干部。然而动荡爆发后，李长亨受到了冲击，居心叵测者故意歪曲事实，污蔑他是所谓的“国民党特务”，李长亨连忙为自己辩解，并一再给党中央写信证明自己的清白。可居心叵测者却并不理会他的辩解，仍强行将他革职，关入秦城监狱服刑。

一直到1977年，李长亨方才获得平反，党中央准备安排他重返行政部门工作，但他却辞谢了这番好意，他表示自己已经年事已高、精力大不如以前，已经无法再继续为人民服务。党中央也没有强人所难，随即为他办理了离休手续，并特许他享受正部级干部的退休待遇。晚年的李长亨迷恋上了钓鱼，经常到野外垂钓，尽情享受怡然这难得的静谧时光。1999年，他因为心脏病不幸病逝，时年八十四岁。

李长亨的表哥姚仲蜀也是一位革命者，他曾经南下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就读，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从粤北一路打到了湖北，立下了诸多战功。1927年初，姚仲蜀加入共产党，同年下旬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党组织委派，返回蜀地从事农民运动，1935年中旬，红军长征路过四川时，姚仲蜀大力予以援助，给红军捐献了不少粮食和财物，帮助红军度过了缺衣少食的难关。

抗战时，姚仲蜀出任某县团练大队大队长，主要负责剿匪工作，保护当地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解放战争时，姚仲蜀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随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度过了四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建国后，姚仲蜀出任安岳县县委高干，但在50年代中旬和50年代末，他两次受到政治运动的波及，公职一降再降，他为此十分沮丧，始终愁眉不展，最终在久郁之下患上了重病，于60年代初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李长亨的故事后来被一位作家改编成了长篇小说，在《重庆晚报》连载，并获得了热烈的反响，重庆市委本打算“趁热打铁”，将小说翻拍成电视剧或者电影，但因为预算不够，该项目最终不得不搁置，实在让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