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却不知这场叛乱的真正主角并非安禄山。安禄山起兵不过三年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而另一位主角史思明，却在这场动乱中扮演了更为关键的角色。他不仅收拢了大量溃军，还借机杀死安庆绪，自号＂大燕皇帝＂，一度让唐朝朝廷闻风丧胆。有史料记载，在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杀害前，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何不等到攻下长安再杀我呢？＂这句话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如果史思明没有被其子所杀，唐朝的命运会不会就此改写？

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改元＂天宝＂，寓意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此时的大唐，延续着开元盛世的繁荣，疆域辽阔，四夷来朝。然而，就在这看似光鲜的表象之下，一场足以动摇国本的危机正在悄然孕育。

唐玄宗在位前期，勤勉政事，任用贤能，开创了＂开元之治＂的盛世局面。每日五更即起，处理朝政，亲自过问军国大事。然而到了天宝年间，他的政治热情却渐渐消退。据《资治通鉴》记载，天宝三年后，唐玄宗开始减少朝会次数，往往一月才上朝一次。朝廷重要政务，也不再亲自过问，而是交由宰相李林甫全权处理。

李林甫为相十九年，以诡谲著称。他深谙帝王心理，善于迎合上意。为了巩固权位，他大力排挤异己，使得朝廷内外人才凋零。此时的杨贵妃已然入宫，其兄杨国忠也开始步步高升。李林甫见杨氏势大，便与之结盟，二人联手把持朝政。

天宝六年（747年），李林甫建议在边境设立节度使制度，名为加强边防，实则是为了分散中央军权。这一建议得到了唐玄宗的首肯。于是，朔方、河东、河南三镇相继设立，其中范阳节度使一职被授予了安禄山。

安禄山本是胡人出身，因善于讨好上意，很快就得到了唐玄宗的宠信。他甚至获准在宫中设立私人宅邸，可以随时入宫觐见。更有甚者，唐玄宗还让他与太子李亨结为兄弟。这种过分的宠信，让安禄山的势力迅速膨胀。到天宝十四年（755年），他手中已掌控了十五万精兵。

与此同时，杨国忠在李林甫死后接任宰相，其贪暴之名很快传遍朝野。他大肆敛财，卖官鬻爵，甚至连军需物资都成为他中饱私囊的对象。边军将士怨声载道，却无人敢言。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起兵，一场足以改变大唐命运的叛乱就此爆发。

更令人不安的是，此时的唐玄宗已经完全沉溺于声色之娱。据记载，他在位后期，几乎每日都在欣赏梨园弟子的歌舞表演，对朝政漠不关心。即便是得知安禄山起兵的消息，他依然不以为意，认为凭借大唐的国力，平定叛乱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远超朝廷的预期。安禄山的叛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洛阳，并向长安进发。等到唐玄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天宝十五年正月，长安告急，唐玄宗不得不仓皇出逃，开启了著名的＂马嵬坡事变＂。这标志着开元盛世的彻底终结。

安禄山叛乱后，其部下史思明迅速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史思明原为契丹人，自幼精通骑射，深谙军事谋略。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起兵之初，史思明便跟随其左右，担任先锋大将。

根据《新唐书》记载，史思明在平卢军中就已展现出过人的领兵才能。他善于用兵，且极具个人魅力，深得将士拥戴。在攻打范阳时，史思明率领骑兵奇袭城防最薄弱处，一举攻破城池。这一战役奠定了他在叛军中的重要地位。

安禄山攻占洛阳后，委派史思明率军镇守河北。史思明在河北期间，积极笼络当地胡人部落，扩充军力。他采取怀柔政策，允许降军保留原有军职，并给予丰厚待遇。这种策略使得其部下军队迅速壮大，很快就成为叛军中的一支劲旅。

至德二年（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朝廷趁机分化叛军，多次派使者劝降史思明。然而史思明此时已成为河北地区实际控制者，手握重兵，岂肯轻易投降。他虽然表面上对安庆绪表示效忠，实则暗中部署，伺机而动。

乾元元年（758年），史思明终于看准时机。他先是派遣使者向安庆绪请罪，表示愿意前往范阳请罪。安庆绪轻信其言，放松警惕。史思明趁机率军突袭范阳，一举擒获安庆绪。据《旧唐书》记载，史思明在公开场合数落安庆绪弑父之罪，随即将其处死。

史思明随后自立为帝，国号＂大燕＂，改元＂顺天＂。他任命其子史朝义为太子，并大封功臣。为了巩固统治，他积极笼络汉人官员，重用儒士，试图在政权合法性上寻求突破。同时，他还派遣使者与回纥、突厥等北方民族联络，寻求外部支持。

在军事上，史思明采取了与安禄山不同的战略。他没有一味南下进攻，而是先集中力量巩固河北根基。他在范阳、易州等地修建城防工事，储备军需物资。同时派遣轻骑四出，不断骚扰唐军防线。这种以逸待劳的战术，使得唐军多次进攻都无功而返。

乾元二年（759年）春，史思明认为时机成熟，开始对唐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亲率主力军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克邺城、相州等重镇。其军威之盛，使得唐朝将领闻风丧胆。当时任职河南节度使的张巡曾在奏疏中写道：＂贼势甚炽，进退自如，诸军莫敢当锋。＂

然而就在史思明声势最盛之时，意外发生了。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在邺城被其子史朝义杀害。据《资治通鉴》记载，史思明临死前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何不等到攻下长安再杀我呢？＂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他统一天下的雄心，也暗示了如果他能够多活几年，唐朝的命运可能会完全不同。

史思明的军事才能在其掌权期间得到了充分展现。与安禄山单纯依靠蛮力推进不同，史思明更注重战略部署和后勤保障。《新唐书》中记载了他在军事上的多项创新之处，这些战略战术为后世边防将领所借鉴。

在战术运用上，史思明特别重视骑兵的机动性。他创造性地将契丹骑兵的游击战术与汉军的阵地战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作战方式。每次大规模进攻前，他都会派出数支轻骑兵队，分散唐军注意力。主力部队则避开正面对抗，选择薄弱环节突破。这种战术在攻克邺城之战中发挥了显著效果。

史思明还十分重视军需补给。他在范阳等地设立了多个粮草转运站，并在重要关隘修建储备仓库。为了保障粮草供应，他在控制区内推行＂屯田制＂，要求部分军队参与农耕。这种军农结合的方式，不仅解决了军粮问题，还减轻了对当地百姓的盘剥。

在治军方面，史思明采取了独特的＂三军制＂。他将军队分为三部分：胡骑兵、汉步军和新降军。胡骑兵主要由契丹、奚族等边疆民族组成，负责突击任务；汉步军由原唐军降卒组成，负责攻城掠地；新降军则作为预备队，逐步培养。这种制度既保持了军队的战斗力，又避免了各族将士之间的矛盾。

在政治上，史思明表现出高超的权术手段。他深知单靠武力无法长久统治，必须树立合法性。因此在建立大燕政权后，他一改安禄山粗暴的统治方式，开始实行文治。他在范阳设立了完整的官僚体系，任用汉族文臣主持政务。同时还下令重修学校，举办科举，展现出尊重汉族文化的姿态。

为了稳定民心，史思明还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他下令减免赋税，救济灾民，并严禁军队骚扰百姓。在司法方面，他设立了专门的理讼机构，使民间纠纷有处理渠道。这些措施使得河北地区在战乱中保持了相对的安定。

在对外关系上，史思明展现出老练的外交手腕。他与回纥、突厥等北方民族保持密切往来，互通有无。同时也派遣使者与吐蕃接触，试图在军事上形成同盟关系。这种多边外交策略，使得唐朝无法集中全力对付叛军。

史思明还特别注重情报工作。他在各地设立了密探网络，及时掌握唐军动向。每次重大军事行动前，都会派出斥候深入敌后侦察。据《资治通鉴》记载，他经常能提前预知唐军的调动计划，从而做出相应部署。

在经济方面，史思明采取了灵活的货币政策。他允许民间继续使用唐朝铜钱，同时也铸造大燕钱币。在对外贸易上，他保持了范阳等地的商业活动，使经济得以维持运转。这种务实的经济政策，为其军事行动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

史思明与安禄山势力的争斗，实际上从安禄山起兵之初就已经暗中开始。虽然表面上史思明对安禄山言听计从，但在实际行动中，他一直在暗中经营自己的势力。《新唐书》中记载，在安禄山攻占洛阳期间，史思明就已在河北地区招揽军队，建立自己的军事集团。

天宝十五年（756年），安禄山命史思明率军攻打魏博。在这次行动中，史思明表面上执行军令，实则暗中与当地豪强建立联系。他在进军过程中，有意放走了一些魏博军将，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他的羽翼。同时，他还在魏博地区设立了秘密联络点，为日后的势力扩张做准备。

至德元年（756年）底，安禄山开始猜忌史思明的实力增长。据《旧唐书》记载，安禄山曾多次调动史思明的部下，企图削弱其力量。但史思明借口战事吃紧，总能找到理由推脱。他还派心腹将领潜入安禄山军中担任要职，掌握对方的动向。

至德二年初，安禄山与史思明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安禄山下令收缴史思明部下的武器装备，理由是需要统一调配。史思明此时已在河北站稳脚跟，他以边防需要为由拒绝交出武器。双方的较量开始公开化。

安禄山被杀后，其子安庆绪继位，但缺乏父亲的威望。史思明抓住这个机会，开始蚕食安氏势力范围。他先是派人渗透到安庆绪的核心圈子，获取军政机密。同时又暗中联络安庆绪手下的重要将领，许以高官厚禄。

乾元元年（758年）春，史思明开始了最后的清算。他先是示弱求和，让安庆绪放松警惕。待时机成熟，立即发动突袭。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史思明选在一个大雨之夜，率精锐骑兵直扑范阳城。由于内应配合，城门不战而开。安庆绪在仓促之间被擒获。

擒获安庆绪后，史思明并未立即处死他。而是召集文武大臣，当众揭露安庆绪弑父的罪行。这一举动既顺应了军心民意，又为自己夺取政权提供了正当性。处决安庆绪后，史思明还下令厚葬安禄山，以示对旧主的＂孝道＂。

在肃清安氏势力的过程中，史思明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对安氏旧部，他实行区别对待。主动投诚者得到重用，抗拒者则被严惩。这种政策使得安氏集团迅速瓦解，大批将领转而效忠史思明。

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史思明对范阳地区进行了大规整。他撤换了安氏任命的官员，建立新的行政体系。同时重新分派军权，防止某个将领坐大。这些举措确保了他对原安氏势力范围的有效控制。

在对外宣传上，史思明将自己塑造成匡扶正义的形象。他声称诛杀安庆绪是为安禄山报仇，以此安抚军心。这种说法得到了不少将士的认同，使得政权更迭较为平稳。

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史思明在邺城遭到其子史朝义的暗算。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日史思明正在邺城举行军事会议，史朝义携亲信突然闯入议事厅，将其父亲当场杀害。史思明的突然死亡，使得大燕政权陷入了混乱。

史朝义在弑父后，立即派人控制了邺城各个要害部门。他下令封锁城门，并召集文武大臣宣布继位。然而，许多将领对这种残忍的夺权方式极为不满。史思明的亲信将领张忠志率部离开邺城，转而投奔唐朝。

史朝义虽然继承了父亲的军队和地盘，但缺乏史思明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他废除了父亲设立的＂三军制＂，将军权集中在亲信手中。这种做法引起了胡汉将领的不满。原本稳定的军事体系开始出现裂痕。

在政治上，史朝义也一改其父的务实作风。他大肆铺张，在邺城修建豪华宫殿。为筹措军费，他加重赋税，甚至抄没商人财产。这些举动导致民心迅速丧失。根据《旧唐书》记载，当时河北地区逃亡百姓众多，城镇日渐萧条。

史朝义还犯了严重的军事错误。他不顾诸将劝阻，一味向南扩张，将大量兵力投入攻打洛阳。这使得北部防线空虚，给了唐军可乘之机。唐将郭子仪抓住这个机会，率军攻入河北，连下数城。

在外交方面，史朝义也表现出极大的傲慢。他断绝了与回纥的联系，甚至扣留了回纥使者。这导致回纥转而支持唐朝，派兵参与讨伐叛军。失去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支持，大燕政权的战略形势更加不利。

史朝义的统治还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分裂。他宠信佞臣，疏远老将，使得朝廷上下矛盾重重。一些重要将领开始秘密与唐朝联系，为日后的投降做准备。《新唐书》记载，仅乾元三年上半年，就有十余名大燕将领率部投唐。

为了维持统治，史朝义采取了高压政策。他在各地设立密探，搜捕异己。任何涉嫌通敌的官员，都被立即处死。这种暴虐的统治更加速了政权的崩溃。据史料记载，当时邺城内人心惶惶，官员们整日提心吊胆。

大燕军队的战斗力也急剧下降。由于粮饷供应不足，士兵怨声载道。一些部队甚至出现哗变。史朝义不得不从前线调回精锐部队，镇压内部动乱。这给了唐军更多的进攻机会。

建宁元年（760年），唐军发动全面反击。郭子仪率军从北线进攻，李光弼则从南线推进。失去了军心民心的大燕军队接连溃败。史朝义最终在河间之战中被部下生擒，押送长安处死。至此，持续近五年的大燕政权宣告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