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党中央在中南海礼堂召开了一次庆祝长征胜利20周年茶话会，并邀请了部分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出席了会议。
会上毛主席与众人兴致勃勃的谈论往事，突然仿佛像想起什么事的他，拉着身旁的曾希圣（时任安徽省委书记）问：
“当年，那个送字典的人在哪儿，是他救了红军啊！”
曾希圣土地革命时期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冬转移至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并参与创建中央军委二局，负责破译敌人往来电码，1933年8月，因破译敌人密码100本，曾希圣因而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评价，赞扬他是红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
曾希圣当然清楚毛主席说的是谁，于是说道：
“项与年现在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
毛主席点点头，转身又对出席茶话会的辽宁省委书记、原红一方面军干部黄欧东说：
“项与年是红军大功臣，你要在工作和生活上多照顾他。”
黄欧东没有忘记毛主席的嘱托，回到辽宁后还特意召开了省委会议，并以省委的名义关心项与年的生活，不仅为他配备了公务用车，项与年的工资在当年省委委员中是最高的一位。
一让毛主席心心念念的项与年，当年的确是曾挽救了红军的命运。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并调集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的兵力就达到了50万。
也因中央当时深受“左”倾错误的影响，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历时一年多，不仅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自身伤亡却颇大。
为了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蒋介石于1934年9月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根据与会的德国顾问赛克特的建议，决定执行“铁通作战”计划，决定用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同一指定的时间突然加以包围。
应该说，蒋介石为了这个计划，费了不少心血，他出动了12个师作为诱饵，吸引红军主力，掩盖他调动大军的行动，而且还切断了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
这个计划从开始到执行，一共半年多，国民党军采取滚筒的方式，密集靠拢前进，计划六个月就推进到中央苏区首都瑞金，然后一网打尽。
1934年9月底，国民党军各方面的准备都已经齐全，可就在这时传来消息，中央红军放弃了根据地转移了。
这个消息传来，把蒋介石气的够呛。
这么机密的消息是如何泄露，这还要从蒋介石的9月的庐山会议说起。
蒋介石在庐山开会，召集的都是嫡系将领，其中还包括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司令，可这其中出了变故。
当时，出席会议的德安专区保安司令莫雄，他本来是不该在这个会场的，但因为开会地点就在他的地盘，所以有幸列席旁听，还受到了完整的计划。
莫雄是广东英德人，在国民党内算是资历比较老的，他很早就参加同盟会，并追随孙中山先生，是个赫赫有名的粤军将领。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莫雄赞同孙中山主张，是国民党中著名的左派将领，也因此并不受蒋介石的待见。
大革命失败后，莫雄反蒋失败，蛰居上海，期间结识了不少民主人士以及中共党员，内心思想逐步靠拢共产党，并且还通过关系，与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取得联系。
莫雄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配合地下党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具体来讲有这么三项：
一、掩护中共地下党打入国民党各个要害部门，并提供必要的支援保护；
二、利用身份获取国民党军军事情报，再通过特科传递出去；
三、积极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
莫雄出席了1934年10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军事会议后，忧心如焚，他迫切要把消息传递出去，但当时赴庐山开会，因军事封锁，各方面的消息渠道都不通。
思来想去，只有派人出去送这个情报。
莫雄想到了一个人。
二这个人就是项与年。
项与年是福建连城人，1894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18年偶然赴南京看望做法官的胞兄时，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因而积极投身孙中山先生革命，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项与年主要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迁往中央苏区，项与年冒险仍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考虑到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已经名义上实现全国一同，军事围剿中央苏区在即，项与年决定遵照党组织指示，改名换姓打入国民党军中，获取军事情报。
利用同莫雄的关系，项与年化名梁明德打入了国民党江西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开会，时任国民党江西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也出席了会议，不过在当时，项与年级别不够，因此无法获知计划。
莫雄认识项与年，事态紧急之下，他也顾不上忌讳，直接秘唤项与年来自己住处，并将蒋介石计划和盘托出。
项与年看了计划后，大吃了一惊，如果这个消息不传出去，中央红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可怎么去传递这份情报呢？
当时，为了执行这一计划，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严密封锁，不用说庐山距离瑞金路途遥远，就是沿途的盘查也躲不过。
可事态紧急，项与年也顾不上危险，决定单独出动。
鉴于计划繁杂，项与年找来四本字典，将这一军事计划用小字写在字典每一页缝隙中（也有一说是一本四角号码字典），并化妆成教书先生出动。
可教书先生的身份仍然不安全，沿途国民党军岗哨盘查的很仔细，这四本厚厚的字典，也免不了被翻出来，进南昌时，就遭到盘查，差点出事，幸而项与年机警，躲过了一劫。
自思字典太大，难于携带的麻烦，项与年联系了南昌的地下党，众人花了一夜把消息抄在几张薄薄的纸上，并缝在项与年鞋底。
可越是到瑞金，盘查的越细，项与年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决定装扮称乞丐，尽可能的躲过敌人盘查。为了装乞丐能像一些，项与年拿起一块石头，砸掉了自己前排四颗门牙，人整个脸全都肿了起来。
就这么一路餐风饮露，项与年终于抵达瑞金，并将情报交给了中央。
项与年送来的情报，对中央作出红军立即果断地撤出根据地的决定，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在长征途中，毛主席解释中央红军为何如此急促的离开根据地，曾说了这样一句话：
“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送出情报后的项与年也没在回去，而是同大部队一起参加了长征，后来又被派到香港、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38年，项与年回到延安，自此脱离了地下工作，转而开始从事地方工作，并一直到建国后。
三有件事情值得一提。
项与年当年化名梁明德打入敌人中枢时，家属仍然留在上海，考虑到要去江西，项与年便通过地下党组织，将在海强恕园艺学校读书的儿子项德崇委托给了在沪中华职教社工作的张雪澄代为照料。
建国前夕，项与年想起失联多年的儿子，还曾专门找张雪澄询问，得到的答案是，他的家人后来都被人接走了（实际上是地下党组织安排）下落不明。
事实上，项德崇1936年经党组织介绍到福建长乐也参加了革命，后来受到国民党当局迫害，经党组织安排到广西桂林，不久后抗战爆发，项德崇经香港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并从此改名为项南。
父子两人异地改名，又彼此失联，所以彼此都不知道自己的情况。
项与年在建国后找张雪澄询问儿子的下落不得，后来又辗转得知，自己的儿子在皖北工作过，因此拜托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查访。
曾希圣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经常去梁明德家里，还见过老友的这个儿子，找人这件事自然就落在他头上。
曾希圣一开始找人，也是不得其法，因为项与年化名梁明德始终没改，于是他遍查安徽各级领导干部花名册，找姓梁的干部，但没有一个符合项与年的要求。
当时，项南已经调任安徽团省委书记，因此曾希圣把这个任务委托给他，让他去找这个梁姓干部。项南自己也是糊里糊涂，还一口答应说保证完成任务。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项南谈起这桩“自己”找“自己”的滑稽戏，还忍不住莞尔。
曾希圣与项南谈话，偶然得知他曾在上海居住过，项南还清楚的记得，当时有个“胡子叔叔”经常到他家里去，还经常带他去上海大世界看哈哈镜。
就是这句话，一下子跟曾希圣记忆深处的经历对上了。
曾希圣仔细的盯着项南，越看越觉得像老友，为了准确，曾希圣指着自己问项南：
“你仔细瞧瞧我像谁？”
项南仔细看了半晌，才小声试探着喊了一句：
“胡子叔叔！”
这下彻底真相大白。
1953年，项南到北京出席团代会，项与年特意从沈阳赶往北京与儿子碰面，至见面时，父子两人已失散了二十多年。
项与年、项南的父子关系，也只是在小范围内流传过，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建国后，项与年受到了优待，特别是在毛主席点名以后，可项与年自己却并不贪图这些待遇，他工资虽然很高，可并没有留给老家的亲戚、儿子，而是将大数全都交了党费，每月少则40元，多则100元，偶尔有些时候，他还要接济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于每次出差，项与年也从来不找公家报销差旅费。
项与年勤勤恳恳一辈子，这份精神让人不禁动容。
在后来特殊年代，项与年也饱受磨难，毛主席听说后还特意批示：
“生活待遇不变，可回老家休养。”
1973年，项与年罹患脑梗，生活不能自理，又是毛主席特别批示：
“可接回北京接受治疗。”
项与年病情稍好后，不愿意再享受国家的优待，又返回了老家。
从1976年以后，项与年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不幸与世长辞，享年84岁。
1978年11月7日，辽宁省在沈阳为项与年举行追悼会，时任农机部部长的项南还专程出席了父亲的追悼会，当时参加追悼会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还好奇地问了一句：
“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是怎么认识梁明德同志的？”
后来了解情况后，任仲夷也忍不住感慨。
父子两人具参加革命，而且都担任过重要职务，在过去革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