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8日，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访华，毛主席于百忙之中，专程抽出时间接见。

两人交谈时，毛主席笑着说了一句话：

“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了，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

人总是无法避免衰老和死亡，毛主席自然也不例外，但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从1971年以后，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就开始每况愈下了，特别是后来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以后。

1972年2月12日凌晨，毛主席突然休克，护士长吴旭君在他的身边高声喊了好几声，也不见有任何反应，后来又摸毛主席的脉搏，发现摸不到，立马就把秘书张玉凤、医生胡旭东喊了过来。

经过20多分钟的紧张救治，毛主席才慢慢醒了过来，而对于之前急救的过程，毛主席已经完全没有了印象：

“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主席从来都是以极其乐观的心态来看待生死问题，只是他始终担忧，担忧着他所热爱的国家和人民。

九一三事件对周总理的影响也很大。

从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周总理的身体也每况愈下。

要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总理的工作虽然也很忙碌，但因为底子比较好，一直没出什么大问题，可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到了文革以后，周总理的工作压力陡然增加，以至于身体越来越差。

1967年2月2日，周总理被确诊患有心脏病，从这年4月开始，周总理每晚睡前，都要依靠吸氧。

对于自己的身体情况，周总理心知肚明。

1970年10月，在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时，周总理曾毫不讳言的称：

“由于睡得少，我的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

周总理睡眠时间很少，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儿，在他的日历上，工作安排经常是挤满了一页，对于别人来说，工作之余还能又休闲娱乐，但对于周总理，他却是把休息的时间全部拿来工作，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基本上是常态。

到后来，就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

据周总理的卫士高振普回忆：

“周恩来也不是铁打的，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也需要吃饭、休息。怎么办？只有挤时间。他可以在汽车行驶途中吃饭，他可以借理发的时候睡觉。”

为了能赶时间，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只能是紧张忙碌的准备，但因为时间很短，通常安排不了什么吃的，高振普回忆，周总理中午一般吃得最多的是包子、稀粥，因为这些食物很方便，拿起来就能够吃。

考虑到老吃这些食物也不行，工作人员只好想方设法的给他安排一些营养的东西，在安排的玉米面粥里面加上点肉末、菜末。

据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回忆：

“林彪叛逃坠机事件发生后，伯伯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在人民大会堂处理相关事务。”

1971年9月12日晚9时20分，已经忙到很晚的周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突然，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给周总理打去了一个电话：

“林彪女儿林立衡说林彪要出走，到哪里不知道，情况很紧急！”

周总理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吃了一惊，然而不一会儿的功夫，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就又打来了一个电话：

“林立果乘坐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心知情况紧急的周总理也顾不上，立即返回了东大厅办公室，并架起了电话拨通了各重要军事机关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电话。

“你调飞机去山海关了没有？”

周总理一个电话打给了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

“没有。”

电话那面吴法宪回答的很干脆。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绝对没有。我以脑袋担保。”

显然吴法宪对于这个情况一无所知。

“那好，你想办法调查员一下，把结果汇报给我。”

周总理挂了电话以后，又立即打给了李作鹏，当时在山海关附近，有海军的一个航空兵基地。

不一会儿的功夫，李作鹏、吴法宪先后给周总理打了电话，汇报了情况。

“那架‘256’号飞机确实就在山海关机场。”

考虑到事态紧急，周总理立即马不停蹄的下达命令，派吴法宪到北京西郊机场查明情况，并指示杨德中也到西郊机场，配合吴法宪；派李德生到空军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加强指挥。

周总理放下电话后，又给李作鹏打去了一个电话：

“山海关的那架飞机，要有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周总理忙碌了一点，本来就已经很疲倦，但骤然听闻这件事，便马不停蹄的布置安排，等一切安排妥当，已经是9月13日凌晨。

当时，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已经不顾一切的起飞了。

北京军区空军的雷达全部打开，24小时监视飞机的动向，并源源不断的向在北京的毛主席、周总理报告。

“天要下雨，娘要改嫁，让他去吧。”

周总理离开毛主席的卧室以后，立即返回人民大会堂，并安排下去，将毛主席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

回到岗位后，周总理又立即给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吴忠打去了电话，吴忠接到电话以后，立刻赶到了人民大会堂。

只听周总理严肃的对他交待：

“首都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由你们具体负责执行，你们要对毛主席、党中央负责，绝对保证毛主席、党中央与首都的安全！”

吴忠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到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周总理的脸色已经发白，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那时周总理已经连续忙碌了一天一夜没有休息，身体上的负荷可想而知，可对于周总理而言，或许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更多的是心里上沉重的压力。

一直到9月14日中午，在众人的劝说下，周总理才回去休息，当时他已经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

可就在周总理睡下没多久，下午2时许，秘书便接到了外交部王海容打来的电话：

“外交部收到一份我驻蒙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送总理。”

秘书犹豫了一下，在电话里告诉王海容，周总理才刚刚睡下，是不是请示一下姬部长。

隔了一会儿，王海容又打来电话：

“姬部长说，要马上叫醒周总理。”

王海容把报告装在一个牛皮纸袋子里，火速送到了人民大会堂，秘书接过报告以后，马上赶往周总理休息的地方，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周总理已经醒了过来，正在卫生间洗脸。

周总理擦过了手，从秘书手中接过报告，仔细的看了半晌。突然秘书注意到，周总理的双手在不自觉的颤抖。

“好！好！你看，摔死了。”

周总理也顾不得换下睡衣，就急急忙忙的到118厅去报告毛主席。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中央尚未拿到确实的消息和证据，至少是缺乏照片，因此决定对内保密，外交部立即指示驻蒙古国使馆就此事进行调查和交涉，并及时向国内通报消息。

据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回忆：

当时，驻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派人回来，带回来有关照片，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然后分别离开，现场就只留下了周总理、纪登奎。

突然，站在一旁的周总理嚎啕大哭起来，纪登奎吃了一惊。

在过去，周总理在人们心目中永远都是镇定自若，温文尔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面对何种困难的境地，周总理都有办法解决，仿佛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难住他的事儿，而像今天这样情绪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

纪登奎赶紧上前安慰，因为事出突然，他说话也有些结结巴巴：

“总理，总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

听到纪登奎的劝说，周总理回过头来，脸上依然老泪纵横，他摆了摆手，只说了一句话：

“你不懂，你不懂。”

不仅仅是纪登奎，所有人都不知道，周总理在当时究竟有怎样的情绪。

也是时隔多年以后，纪登奎才明白，周总理嚎啕大哭的原因。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年，但我们仍然能从其中体会到周总理的不易。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周恩来与林彪在过去革命中有几十年的交情，从当年黄埔军校时，两人之间便有师生情谊，当他们走过了漫长的革命岁月，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林彪对周恩来的那份敬重与信任是始终存在的。

哪怕是后来在那个特殊时期，林彪也很尊重周恩来的工作。

林彪曾多次嘱咐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

“听总理的。总理交代的事情，不用请示我。”

1969年秋，中苏交恶，苏联 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战事似乎一触即发，那段时间也是林彪最为忙碌的一段时期。

据给林彪当过内勤工作人员的李根清回忆：

“当时林彪一连数天都在看总参作战部专门为他绘制的，卷起来有碗口粗，扛起来有20多斤重“三北”地图。林彪不仅对图中重要城镇名称张口叫得出来，而且对山脉、隘口、河流、平原、草场、沙地、铁路、公路等也不陌生，连京西阳原、京东迁安这样的小地方都能随口说出。”

为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林彪确实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如果是从军事的角度上来讲，这也并没有错。

即便如此，林彪仍然很尊重周恩来的意见。

据说林彪在此期间曾筹划过炸掉密云水库，以防止苏联轰炸水库造成溃坝，黄永胜当时专门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请示，当时周总理明确表示反对，水库炸了以后会影响下游的老百姓。而且密云水库当时正值干旱季，只有一半的库存，即便是被炸了，对北京市也不会造成多大威胁。

林彪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

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谈及此事依然很惋惜：

“‘萧何月夜追韩信’还追回来了，可惜啊， 我周恩来没能把林彪追回来……”

其实相比于个人情感，周总理显然更忧虑另外一件事。

“为着树立和维护林彪副统帅的地位，冲击打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国从上到下，几乎无一幸免……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怎么不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痛心！……他又怎么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九一三事件后，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周总理主持中央的工作，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和落实党的统战、民族等政策的工作。使得国家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

周总理更加劳累疲惫了。

1972年5月，周总理被确诊为膀胱癌。

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周总理抱病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直至他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