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浩瀚长河中，1935年10月犹如一颗璀璨星辰，闪耀着非凡的意义。彼时，毛泽东与其战友们率领红军完成长征，抵达陕北，并以延安为核心构建革命根据地。自那以后，众多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西方人纷纷来到延安，与毛泽东接触后，留下了大量有关他的文章，进而对毛泽东作出了各自的评价。
追溯至1936年夏，埃德加·斯诺对陕北的初次采访拉开了序幕。此后，记者、商人、医生等各行各业，且政治倾向各异的西方人陆续来到陕北。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千差万别，但对毛泽东的评价却出奇地高。海伦·斯诺眼中的毛泽东，宛如发布“阿波罗神谕”的神圣存在，散发着崇高的气息；瑞典作家伊洛娜·拉尔夫·休斯从毛泽东身上捕捉到了“一瞬间看到永恒”的奇妙感觉；美国军事观察家埃尔斯·卡尔森更是盛赞毛泽东是“走在时代前面50年的天才”。这些评价大多是从非意识形态层面出发，围绕毛泽东的个人品格展开。
西方人首先被毛泽东伟大的人格力量所深深触动。那些与他有过接触的西方人，无一不感受到他那坚韧不拔的毅力、海纳百川的胸怀、无私无畏的精神以及为民族解放事业奉献一切的伟大情怀。埃德加·斯诺从毛泽东身上察觉到了“深刻的自尊心和当机立断的力量”，他坚信毛泽东是一个诚实、正直且言行一致的人，其人格在共产党的运动中有着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海伦·斯诺察觉到毛泽东“教养良好，精神如钢铁般坚毅”，詹姆斯·伯特伦称赞毛泽东有着“旁人无法比拟的冷静和稳定思想”，埃尔斯·卡尔森则认为毛泽东是他所见过的“最为无私之人”。就连对共产党持有敌对态度的乔伊·霍默，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如钢铁般兼具锐性和韧性”。
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同样令西方人赞叹不已。他那优雅的风度、雄辩的口才、随和的性格、机智的言谈举止、浪漫的诗人气质以及待人接物时的老练成熟，都成为西方人赞美的对象。T·A·比森被毛泽东的优雅风度所深深折服，斯诺则对毛泽东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精神”如痴如醉，史沫特莱着重提到了毛泽东的诗人气质，菲利普·丁·爱菲对毛泽东坦诚率真、毫无虚饰的态度印象深刻，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则从毛泽东身上领略到了和蔼可亲背后所蕴含的自信。
不仅如此，毛泽东那渊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也让西方人惊叹折服。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毛泽东对世界政治形势了如指掌，精通世界历史，对欧洲的社会和政治有着清晰且现实的理解，对美国情况也十分熟悉，而且他还广泛涉猎众多哲学家的著作。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惊讶地发现毛泽东对美国情况的了解甚至超过了自己，合众国际社记者厄尔·利夫也对毛泽东在世界和时事方面广博的知识称赞有加。
除了对毛泽东个人特质的评价之外，部分西方人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地位、思想根源等角度对毛泽东进行了剖析。霍尔多·汉森认为毛泽东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史沫特莱指出毛泽东的理论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与战争经验；斯诺则提出马克思主义为毛泽东提供了剖析政治现象的方法。然而，在这一时期，西方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存在着较强的直观性，尚未能上升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评价多停留在感性认知层面，尚未触及理性认识的深度，但总体而言，这些评价还是积极且客观的。
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西方人对毛泽东给出如此高度一致的评价呢？这与他们来到延安之前的经历以及自身的政治立场、价值标准息息相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在国统区生活的经历，曾与国民党官员有所接触，国统区官员们的奢侈糜烂、虚伪奸诈以及对人民苦难的麻木不仁，与延安共产党人同甘共苦、坦诚正直的高尚品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他们不自觉地将国共双方及其领袖进行比较，进而将崇敬的目光投向了共产党和毛泽东。此外，国共双方领导人在个人魅力方面也存在显著差距。斯诺在对比毛泽东和蒋介石后指出，蒋介石总是显得神经过敏、举止拘谨，而毛泽东则始终从容不迫、行动稳重，能迅速领会他人话语中的微妙含义。格雷厄姆·佩克更是直言不讳地认为，蒋介石相较于中共领袖只能屈居二流，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詹姆斯·伯特伦通过对比毛泽东居住的寒冷窑洞和南京政府官员豪华奢侈的生活，得出延安代表着新时代，而重庆代表着旧时代的结论。
从政治观点和价值标准的角度来看，对于那些倾向于共产党的人，如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白求恩等，毛泽东所展现出的高度民族责任感，以及消灭剥削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主张，与他们反对阶级压迫、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理想完美契合，因此他们对毛泽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对于那些秉持资产阶级平等、自由、人道主义价值观的西方人而言，他们崇尚社会平等，重视人际交往中的真诚质朴，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福祉。毛泽东所体现出的生活俭朴、坦诚乐观、关心人民疾苦以及为民族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等高贵品质，恰好与他们的价值标准相吻合，这也使得他们在兴奋与敬佩之余，对毛泽东作出了高度评价。
然而，在肯定西方人对毛泽东积极客观评价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错误与不当之处。部分西方人对毛泽东作为真正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表示怀疑，将他描述为“土地改革家”“社会乌托邦主义者”“社会空想家”等。这种错误认知一方面源于他们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共产党理论缺乏深入了解，例如T·A·比森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界定。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存在误解，像厄利特就认为共产党不再是列宁主义革命组织。此外，还有一些人不理解中国革命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演变成农民解放运动。而且，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也存在误解，在与毛泽东接触过程中，虽然他们模糊地感受到毛泽东身上有一种新的观念和思想，但却无法从理论层面阐释其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仅仅将之称为“一种时代精神”，甚至得出毛泽东是为了寻求西方文明才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荒谬结论。这些情况反映出他们大多是从自身的政治观点和价值标准出发来评价毛泽东，缺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从而影响了对毛泽东评价的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