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掌舵复旦为这座学府奠下了千斤重的基石。

从1905年参与复旦公学创立，至1947年去世，他在这四十余年中，心中怀着办一所能与欧美齐肩的大学的愿景。

他拒绝依附权贵，东奔西走四处筹资，将复旦逐渐建成一座“学术独立”的象牙塔。

他重学术，广聘名师，复旦的讲堂因而弥漫着“思想自由”的气息。

他奠定通识教育之基础，着力发展应用型学科，使复旦声名远播，甚至响彻海内外。

被遗忘的复旦校长李登辉

李登辉的育才与救国之路

提起“李登辉”这个名字，怕是今人多半先想到那个抛出“两国论”的台独，且惊呼一声。

殊不知，在这名字背后，尚有另一位李登辉，这位并非搅弄政局，而是执掌学府的教育家，静默而持久地奉献于复旦，执念四十年，只为复旦育才兴国。

复旦校长李登辉，并未为大众所熟知，反倒被一笔带过。

他那不曾张扬的功绩，似乎早被风雨磨平，却在今日依然触动人心。

李登辉，生于海外，青年时负笈欧美，修学耶鲁，满腹学问。

1892年，李登辉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入读俄亥俄州威斯雷阳大学预科。

五年光阴一晃而过，1897年他转入耶鲁学院三年级。

1899年，他以文学学士的身份从耶鲁毕业，而只是他回国救国大计的开始。

1900年，李登辉回到了南洋英华书院，出任英文部主任。

他不仅教授学生语言知识，还在槟榔屿的自行车运动会上发表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演讲——《中国的改革》。

他指出，教育是祖国积贫积弱的根本症结。

国人若不觉醒，不从教育入手，那未来必将永远沉沦于列强的压迫之下。

于是，李登辉立下了毕生志向：办学，兴国！

1901年，李登辉不待时机成熟，便毅然决定在巴达维亚创办当地第一所初级华人英文学校——耶鲁学校。

没有豪华的校舍，也没有充裕的资金，只有那群渴望知识的年轻面孔。

他深知，教育是抗击外侮、振兴民族的唯一武器。

哪怕身处异乡，他也要为华人子弟点燃求知的火炬。

1903年，正值上海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李登辉闻讯，不禁心生共鸣。

两位志同道合的教育家，竟不谋而合，都致力于中国人自己的教育事业。

李登辉毅然归国，告别了他在海外漂泊多年的生活。

归国后的李登辉参与反帝运动，尤其是抵制美国《排华法案》的斗争。

1905年9月13日，马相伯创办的复旦公学正式开学，李登辉受聘为首任教务长。

复旦，这座在他手中初现雏形的学府，成了他毕生为之奉献的事业。

加盟复旦后，他还身兼赛球中国学生会创会会长一职。

国内外局势动荡不安，青年学生多有迷茫。

1905年7月1日，他发起成立了寰球中国学生会，旨在“联络全世界中国学生情谊，互相扶助，交流知识”，以唤醒青年人之爱国思想。

学生会的成立，打破了由列强和教会垄断的学生组织局面。

寰球中国学生会，是一场青年爱国运动的开端，象征着中国青年自立自强的觉醒。

李登辉出生南洋、受教育于美利坚，心怀的是激烈的民主主义思想与炽热的爱国情怀。

在1905年上海创立“寰球中国学生会”时，李登辉便已决心推动社会进步。

纵然身为校长，面临着来自政府的压力，他也毫不动摇地支持师生走上街头，抗争帝国主义的压迫。

于是，每当风雨骤起，复旦的学子总是在反帝的最前线，挥舞着爱国的旗帜。

五四运动爆发时，复旦大学的校门外人潮汹涌，寰球中国学生会的会所俨然成了上海学生运动的策源地。

九一八事变后，李登辉更是提倡抵制日货，并为学生们组织的武力抗日运动提供支持。

他虽然是文人，却毫不畏惧当局的压迫，甚至因此几度遭遇国民党的迫害。

面对逼迫，他不得不暂时“隐退”，却绝不屈服。

在他心里，国家兴亡重于一切，复旦只是国家大厦的一块基石，而学生们，则是未来的栋梁。

李登辉对学生运动的坚定支持，为复旦赢得了“爱国高等学府”的美誉，使这座校园成为民主的堡垒。

而在留学事业上，他同样贡献卓著。

1907年，他受任为江南官费留学生考试官，1909年，又担任浙江省派赴美留学生的主试官。

他心系学子，寄望他们他日学成归国，得为国家领袖之一，以树立道德之模范。

在他领导下，仅在1919年至1920年之间，便有20批近2000名学生在“勤工俭学”的号召下奔赴法国。

这些学生中，既有像陈毅、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聂荣臻这样的未来领袖，也有蔡畅、向警子这样的巾帼英雄。

筹资解困，躬行育人

经费之于私立大学，恰如血液之于人体，少了这财源涌流，大学便难以发展。

近代中国的大学，尤其是那些自筹经费的私立学府，常常为此伤透脑筋，复旦也未能例外。

若说经费是复旦命脉，那李登辉便是守护这条命脉的关键人物。

每当复旦资金告急，作为一校之长的他，总是挺身而出，扛起这沉重的担子。

1912年，复旦因吴淞校舍毁于战火，被迫迁入上海徐家汇的李公祠。

复旦尚在创办初期，资金窘迫如常，李鸿章后裔更是屡次提起诉讼，欲将复旦逐出李公祠。

李登辉每日除了授课与处理校务，余下的时间几乎都用于四处募捐。

他为复旦的生存而奔波，信件频频往外飞去，往往为了一笔小额捐款，他竟能写十多封信，甚至数次登门拜访，亲自恳求。

国内捐款少得可怜，募捐处处受挫，他于是将目光投向自己生于南洋的故土，寄望于南洋的爱国华侨。

1918年1月，李登辉再度出发，奔赴印尼、新加坡，踏上了为复旦筹措经费的旅程。

半年的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拜访侨领，宣讲复旦的办学初衷和中国教育的危机，激起了海外华侨的同情与支持。

六个月奔波，他筹得善款折合银15万元，这笔钱解了复旦的燃眉之急。

归国后，李登辉立刻投身于购地建校，终在江湾购得七十余亩土地，并于1921年开工兴建复旦的新校园。

校园建设远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何况建校所需资金如无底洞般难填。

尽管募款过程中屡遭冷遇，李登辉却依然锲而不舍。

最终，他赢得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的4万余元捐款，及印尼华侨黄奕柱的1万元资助，这才让复旦的校园建设初见曙光。

1922年春，复旦的新校舍终于落成，大学部迁入江湾，17年来辗转借地办学的历史就此画上句号。

校园里鸟语花香，初春的微风轻拂，却掩不住李登辉心头的重重顾虑。

复旦虽有了落脚之处，然经费一事仍没有彻底解决。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复旦的发展常与资金短缺为伴，几度濒临困顿。

李登辉目睹这一切，肩上的担子更沉了几分。

若要问李登辉是如何“化无为有”的，得归功于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性。

他请来国民党要员、工商巨头为复旦校董会成员，拉拢这些巨头捐款，几番周旋，最终筹得不少款项。

然仅凭外援远远不够，要想让这座学府屹立不倒，光靠外部捐赠如同杯水车薪。

于是，他发动全校师生和校友的力量，搞认购、办合作社，甚至写信给远在天涯的校友，软磨硬泡，诉说复旦的艰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他们能鼎力相助。

为了填补复旦的财政窟窿，李登辉不惜将自己的房屋和小轿车变卖，用以支撑学校的日常运作。

李登辉一面四处筹钱，一面节流。

办学时，他提出“精干”的原则，教职员工的聘用慎之又慎，师生比例远低于同时期的国立大学。

1921年，复旦共有学生432人，教职员34人，师生比例仅为1∶0.087；1924年，复旦学生增至841人，教职员也仅为58人，师生比为1∶0.068。

相比之下，同期清华大学的比例是1∶0.67。

复旦的教师不仅工作量大，薪酬还低得令人心酸。

国立大学教授的月薪一般在350至500元之间，李登辉身为校长，每月才拿200元，除此之外别无津贴。

教授们每月也是200元，但一年只发11个月的薪水，余下的一月得靠暑期学校的收入补齐。

即便事务繁忙，李登辉也宁愿提高现有职员的薪水，绝少另增新人。

他认为，若在开源无望之时，倒不如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少花一分即是一分。更难得的是，李登辉实行财务公开，所有账目一目了然，精确至每一文银。

如此一来，复旦教职员虽工资微薄，却心甘情愿，多做事、少取薪，逐渐形成了勤俭办学、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

李登辉的复旦使命与坚守

为守住思想的自由，李登辉始终坚持大学办学的独立性。

他坚信，学术的生命在于自由，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有权依据自己的兴趣与志向，自主解决学术问题。

虽然复旦这所私立大学时常为经费所困，在筹措资金、处理校务时不得不与政界打交道，甚至依赖官员的支持，但李登辉心系教育，不问政治。

国民党高官朱家骅，原本是地质学博士，却偏偏喜好做官、谋权。

李登辉对这类“学而不研、仕而争利”的官僚极为厌恶。

当朱家骅屡屡示意想插手复旦校董会，李登辉不留情面，断然拒绝。

辛苦经营三十年的学府，岂容这等人插手？

“九一八”事变之后，复旦师生群情激昂，接二连三地发动请愿，要求政府抗日。

这一连串的学生运动，震动朝野，将当局推至尴尬的境地。

而在这股声势浩大的爱国浪潮中，李登辉始终站在学生一边，正是他的深厚爱国情怀与对学生的同情，推动了复旦成为抗日运动的先锋。

他从未遮掩自己的态度，内心的火焰早已与学生的愤怒交织成一片烈焰。

1936年8月，当局终于按捺不住，派要员来上海，试图改组复旦。

这一次，李登辉被迫辞职。

抗战爆发后，复旦与大夏联合内迁，但部分师生因故留在了上海。

为了让这些师生能够继续学习与生活，李登辉策划成立了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1938年2月正式开学。

这是他对复旦深情的又一次体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沦为日寇占领区，敌伪势力愈加猖狂，逐步对各级学校施加控制，妄图将学府变为他们的工具。

李登辉面对这番局面，毫不畏惧，毅然提出“三不方针”：不向敌伪注册，不让敌伪人员进校，不参加敌伪的公众集会。

敌伪百般威逼，李登辉却坚定如初，宁愿停办学校，也绝不屈服。

因李登辉与复旦师生的坚决抵制，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始终未落入日伪当局的掌控。

那是一段充满压迫与险境的岁月，但李登辉坚持“思想自由”，他深知，学术的土壤若被践踏，知识的种子便再无萌芽之地。

因此，复旦自始至终保持着那份独立与自由。在李登辉的带领下，复旦成了南方自由活泼的学术乐园，民主思想的沃土，在那里，种子破土而出，发芽成林。

于是，“考复旦去”的呼声日渐响亮，成千上万的青年渴望以此为荣，复旦成为了无数青年心中的圣地。

若说北方有蔡孑民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那么南方的这面旗帜，无疑是由李登辉高高举起的。

复旦的思想自由传统，正是李登辉这位校长最大的功绩。

晚年时的李登辉，已然身心疲惫，目睹战火连绵，国民道德一落千丈，他心中忧愁如海。

战争碾碎了人们的良知与秩序。

他屡屡呼吁和平，竭力反对内战，但终究未能挽回这片土地上燃烧的火焰。

1947年11月，他在上海溘然长逝，带着满腔忧虑离开了这个动荡的时代。

从1905年回国到1947年去世，李登辉与复旦共度了四十二载光阴。

复旦从江边破落的一座小庭院，而在李登辉的带领下，逐渐发展为中国的高等学府之一。

李登辉一生著述不多，大多是辞典和教科书，字字有魂。

他对复旦最大的贡献，不在笔墨之中，而在他高瞻远瞩的办学思想与科学的育人理念，更在他那高尚的人格力量。

他以行动诠释了什么叫“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参考资料：

复旦的“保姆”——李登辉的办学思想和实践 陈桃兰

李登辉_以自我牺牲而毕生服务教育_俞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