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的一生，从国民党高级将领到新中国战犯，再到特赦后为两岸统一奔走的政协委员，这一身份的变化背后隐藏着无数个历史片段。

通过他的经历，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与蒋介石两位中国近现代领袖在用人、民心以及统战方面的差异，这也解释了为何他晚年会对毛泽东有如此高的评价。

宋希濂出身于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早年进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与国民党的长期关联。

在黄埔军校时期，他接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教育，并受到蒋介石的提拔。宋希濂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国民党的充分肯定，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淞沪会战，展现了卓越的领导能力。

他的部队与日军的激烈交战赢得了抗日名将的称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希濂的身份不再是单纯的国民党将领。他也曾在校期间接触并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并与周恩来、陈赓等人保持联系。

到了国共内战时期，宋希濂的选择和立场却深陷国民党的阵营。1949年随着解放军的步步推进，宋希濂奉命坚守西南战场，但解放军的攻势迅猛无比，宋希濂所率领的部队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溃不成军。

最终在川东战役中，宋希濂的兵团几乎全军覆没，身陷大渡河沙坪，被解放军俘虏。此时的他或许已经意识到，蒋介石的失败并非只是战术层面的失误，而是更深层次的战略问题。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服刑期间，宋希濂有了更多时间反思这一切。他逐渐认识到蒋介石的失败，正如他后来接受采访时所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用人不当。

蒋介石固守旧社会的用人方式，尤其依赖个人关系和地域背景。蒋介石的用人思路是典型的封建军阀做派，重视黄埔系和浙江系，将核心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的信任圈子里。

这种用人方式导致了国民党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和腐化，而前线指挥官常常被各种指令所束缚，无法灵活应对战场变化。

淮海战役是蒋介石用人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杜聿明在关键时刻无法自作主张，被蒋介石空投的“圣旨”牵制，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的彻底失败。

相较之下，毛泽东的用人策略则要高明得多。毛泽东不仅仅是注重个人的才干，更看重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与党的价值观相符合的德行。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前线指挥官如粟裕、林彪等人被赋予了极大的自主权。毛泽东相信在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前线指挥官比后方高层更了解实际情况，必须有权根据战场形势随机应变。

粟裕在淮海战役中获得了充分的自主决策权，他的灵活机动和战术调整最终使得国民党军队被包围在陈官庄，陷入了绝境。

宋希濂意识到正是这种对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和授予的权力，使得共产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屡战屡胜，而蒋介石的集权统治则成了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用人方面的差异外，宋希濂也逐渐理解到，民心向背是另一个决定性因素。

在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所代表的是工农阶级的利益，而蒋介石所代表的则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地主剥削贫苦农民的现象极其普遍，这使得农民们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和敌意。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则通过土地改革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

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军得到了数百万民众的后勤支持，人民群众自发为解放军运送物资、提供情报。这种广泛的民心支持是国民党所无法获得的。

蒋介石所依赖的地主阶级和资本家根本无法动员如此大规模的民众力量，这也是国民党在战场上不断失利的一个关键原因。

蒋介石的军队往往是在强制征兵的情况下作战，士气低落，甚至在解放战争的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起义和投诚。

根据统计，解放战争期间有数十万国民党士兵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这些士兵大多数来自底层，迫于生计加入军队，而当他们看到解放军的政策更加符合他们的利益时，选择投诚也就顺理成章了。宋希濂明白，民心的得失是蒋介石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统战工作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另一项重大区别。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通过统战政策成功争取了许多党外人士和国民党内部的动摇分子。

毛泽东以宽厚的态度对待国民党起义的将领和士兵，给予他们改编和特赦的机会，这种政策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实力。

在解放战争的后期，许多国民党军队甚至不战而降。蒋介石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则远远落后，他对待党外人士的态度冷漠强硬，无法有效地团结除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力量。这种对外界势力的排斥使得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愈发狭窄，最终孤立无援。

宋希濂在功德林期间，正是在不断的学习和反思中逐渐接受了这些现实。1959年他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在获释后，他积极投身于政协的工作，为两岸和平统一贡献力量。即使在晚年定居美国期间，宋希濂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华人团结，支持中国统一事业。

他的一生从抗日名将到阶下囚，再到新中国的统战工作者，完成了身份与思想的巨大转变。

宋希濂的反思不仅揭示了国共内战成败的深层原因，也为后人提供了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线索。

在他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对比中，用人、民心和统战成为了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要素，而这些因素，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这场伟大变革中脱颖而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