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于山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冷眼看世界，他系统地将西方先进文化介绍到中国，以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唤醒国人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告诉人们只要奋发图强，变法维新，中华民族就一定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在近代思想界振聋发聩的认识，大大激发了人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以维护民族利益的热情，开启了清末民初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为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并对其后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被梁启超誉为“于西学、中学皆是第一流人物”。
严复像
一、家道中落，投笔从戎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出生于福州南台的一个儒医世家。父亲严振先是一位远近闻名的中医，有“严半仙”之美名。他望子成龙，在其行医之余，时常教子读书，希望儿子宗光走科举之路，博取功名。幼年的宗光是一个聪明活泼的孩子。7岁入私塾，先后从师数人，贪玩顽皮，收效甚微。10岁被送回老家侯官阳岐乡下，入其五叔严厚甫私塾，但仍对《四书》《五经》兴趣不大。出于无奈，1863年，严振先在省垣苍霞洲开设家塾，聘请黄宗彝为塾师给儿子开蒙。黄宗彝字少岩，学识渊博，为闽省宿儒。他授课内容除经书外，还有宋元明三朝儒学典籍及明代东林党人不畏强权、刚正不阿的掌故，激起了宗光的读书热情，在幼小的心灵刻下了烙印。
严复手书
1865年黄宗彝病故，由其子黄增来续馆。黄增来字孟修，幼承父学，已是拔贡生，文行兼优。黄家父子的精心教授，为宗光打下厚实的国学基础。1866年春，12岁的严宗光受父母之命娶妻王氏。王氏是福州乡下人，与他年纪相仿，不通文字。不久，福州爆发霍乱。面对疫情，宗光母亲陈氏劝丈夫迁回老家避难。严振先却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乐善好施、仁心仁术，夜以继日地给人治病，不幸自己染病身亡。从此严家家道中落，孤儿寡母迁回阳岐祖居。陈氏含辛茹苦，十指作耕，勉强依靠为人洗衣服、做女红续供严复读书，生活异常艰辛。眼见母亲的日夜操劳，侍母至孝的严宗光只能中断学业，放弃了科举之路。
严复故居
正当严宗光对未来感到迷茫之时，1866年6月25日，清廷获准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学堂的奏折。当年12月16日，左宗棠赴任陕甘总督，力荐林则徐女婿兼外甥、原江西巡抚沈葆桢出任船政大臣。1866年12月23日，船政学堂驾驶班先行招生。招生简章明示：办学目的是培养船政人才，服务大清的海军事业。学制五年，学生伙食费全免。学员入学三个月后举行甄别考试，通过者每月发放四两银补贴家用，未通过者革退。每三个月对学生进行考核，考一等者赏银10两，二等者无赏无罚，连续三次三等者勒令退学。13岁的严宗光踊跃报名赴考。船政大臣沈葆桢亲拟的考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当时严父初丧，宗光见此考题，欣然命笔，文情悲切，博得沈葆桢赞赏，以第一名成绩录入福州船政学堂。
沈葆桢像
船政学堂驾驶班开设英文、算数、声光电化，还教授《圣谕广训》和《孝经》等义理。驾驶班除福州籍的学员外，还从香港中央书院（后称皇仁书院）招收了广东籍学员邓世昌等。邓世昌比严宗光年长五岁，具有良好英文基础。初次见面，一个讲福州话，一个说广东话，言语不通，两人只好打恭作揖，执手问好。他们一见如故，成为好友。船政学堂实行严进严出，淘汰率高达2/3。初读英文，严宗光不得要领，几次考试名列榜尾，不禁心急落泪。而邓世昌总是热心劝慰，并细心辅导。但讲解古籍经典的老师是福州人，用福州话授课，邓世昌听得一头雾水。严宗光便教他讲福州话。两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彼此学业俱进，感情益深。
船政学堂驾驶班教学模式有堂课和舰课。严宗光与邓世昌完成堂课后，一起上“建威”练习舰实习。他们一同出海航行，航程南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北达直隶湾。5年的学习结束了，严宗光与邓世昌均以优异的成绩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被派到军舰上服役。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十日，觊觎台湾已久的日本政府派日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600多人在屏东琅峤登陆，妄图侵占台湾。五月十四日，清廷下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轮船兵弁驰援台湾，迫使日军于十二月一日撤出台湾。严宗光随沈葆桢赴台参加保家卫国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亲临战场，也见识了日本人的残暴和贪婪。
台湾屏东县恒春镇——琅峤古城
二、留学欧洲，扬名北洋
1877年，沈葆桢上奏清廷建议派遣优秀学生到国外深造，以“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当年，严宗光与叶祖珪、萨镇冰等人通过考试被派往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入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该学院坐落在伦敦郊外的格林威治，原为国王行宫，1871年改建为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宗光除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外，还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他亲身感受和接触英国社会，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更为直接与深刻。英国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和强大的国力给严宗光以强烈的震撼，激发了他借鉴西方科学文化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和斗志。
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
在留英期间，严宗光与清廷驻英公使郭嵩焘成为忘年之交。郭嵩焘为清道光年间进士，曾为曾国藩幕僚，是湘军创建者之一。他以二品署礼部左侍郎出任大清帝国首位驻英国公使，时年60岁。在与严宗光的接触中，郭嵩焘认为以他的才识加以培养历练，日后必是国家栋梁之才。因此对他赞赏有加，甚为器重。但可惜的是，光绪五年(1879年)，这位具有远见卓识、被西方称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却被清廷的保守势力以“莫须有”罪名诬陷，黯然回国，称病回籍。严宗光失去一位赞赏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同年7月，严宗光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归国后，他将名由宗光改为复，将字由又陵改为几道，以示一段新人生的开始。恰好这一年，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沈葆桢去世了。他又失去一位仕途上的领路人。
郭嵩焘像
当年9月，严复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1880年8月，李鸿章筹办北洋水师学堂，将他调去天津担任洋文正教习。当时大清官场还是以科举为重，严复虽然熟习西学，但回国后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他曾经留下“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诗句。科举的落第及仕途的失意，郁闷的严复开始吸食鸦片。李鸿章知道后严厉斥责：“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在李鸿章的关照下，光绪十五年（1889年），严复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出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不久出任北洋水师学堂会办。次年再获得候选道官衔，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主持北洋水师学堂后，采用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海军人才，使北洋水师学堂成为国内一所新式的海军学校。
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光绪十八年(1892年)，严复发妻王氏不幸去世。自从严复离家求学后，家中诸事皆由王氏照料。严复与王夫人聚少离多，两人仅生有一子严璩。对严复来说，此婚姻只是依循中国数千年之旧法“承继祀，事二亲，而延嗣续”，但他仍对发妻有一份很深的情感，曾感叹曰“不料四十之年，一家旧人都尽，此后纵极荣华，而同苦者不能与我同乐，此所以略一思量，不禁放声长号，哽咽无已也”。王氏过世不久，严复纳江莺娘为妾。江莺娘生于书香人家，算命先生曾断言，她只能给人当偏房，夫妻才能白头偕老。于是，其父母甘愿将她许给严复为妾室。当时严复38岁，江莺娘年仅13岁。两人生有二子瓛、琥，一女璸。后江氏因病离开严家。
阳岐严复故里
三、宣扬维新，推崇西学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罹难的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等都是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期的同学。国难当头，好友殉职。严复痛定思痛，毅然奋笔疾书，于1895年2月至5月陆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五篇雄文《论事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直指中国旧学之弊端，阐述变法救亡之主张。他认为“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他强烈要求学习西学和创立议会，他的理想境界是希望通过“循序渐进”的办法，使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君主立宪国家。1896年，严复奉李鸿章之命在天津开办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俄文馆，与小站练兵的袁世凯相识相知。他认为“世凯之才, 一时无两”。
袁世凯像
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王修植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希望“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国闻报》先后发表了42篇宣扬变法维新的社论，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文章是严复撰写的。他文笔犀利，文理清晰，痛陈中国封建专制之害，宣扬西方自由民主之利。《国闻报》作为当时北方地区最为重要的报纸，与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南北呼应，奠定了其成为维新巨子之地位。他开始专注于翻译西方著述，推介欧美先进的理论，以实现其“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政治主张。几乎在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的同时，严复翻译完成了《天演论》，于1897年12月在《国闻汇编》刊出。
日本马关春帆楼——《马关条约》签约地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学者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的。虽然赫胥黎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演讲得如诗一般，但严复关注的是达尔文进化论在人类社会的运用，并为人类社会的“物竞天择”做了一个词，叫做“天演”。他没有对原文照搬直译，而是根据需要将自己崇拜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移植到赫胥黎的书中。严复阐明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如能顺应“天演”的规律而实行变法维新，就会由弱变强，否则将要沦于亡国灭种而被淘汰。他在《天演论》的“导言”中写道:“物各争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在《天演论》的“结束语”中，更是大声疾呼:“吾辈生之当日，徒用示弱，而无益来叶也。固将沉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疆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天演论》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严复自己撰写的三十多条“按语”，故被鲁迅称之“‘做’了一部《天演论》”。近代著名学者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评价为“尊译《天演论》，名理绎络，笔势足穿九曲，而妙有抽刀断水之致，此海内奇作也”。《天演论》犹如输入古老神州肌体的新鲜血液，在思想界与知识界引发的震撼，绝不亚于“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导致的热带风暴”。就连一向狂妄自大的康有为看到这部译稿后，推崇《天演论》为中国第一者也，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进化论的观点。在翻译《天演论》时，严复首创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信指传达原文内容忠实准确，达指译文通顺流畅，雅则是说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这个三字原则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此后的中国译者都深受此“三字经”影响。
严复手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月，严复在《国闻报》发表《拟上皇帝书》，认为中国积弱已极，提出治标之策和治本之策。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的改革方案，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向光绪皇帝推荐了严复。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召其入京觐见，垂询变法维新事宜。不幸的是，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幽禁于中南海灜台，戊戌六君子蒙难，康梁流亡日本。虽然严复热衷于变法维新，但其政治主张相对温和，不赞成康梁他们“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因此，在《国闻报》被查封后，严复仍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他写下一首五言律诗，表达了自己的悲愤之情：“求治翻有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慈禧太后
四、兴教办学，恩赐进士
1900年6月，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八国联军以保护驻华使馆的名义，发动了侵华战争。6月13日，攻占大沽炮台，尽毁天津水师学堂，严复逃难上海。他参加了汪康年、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后在上海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名学（逻辑学）会，将西方逻辑学第一次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在上海期间，严复娶了第二任妻子朱明丽。朱明丽受过教育，是读过《天演论》后仰慕严复而嫁给他的。1902年6月，严复受聘为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至1904年辞职，他陆续翻译了《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名学浅说》等多部西方政治经济学著作，它们与《天演论》一起，是严复最重要的八部译著。严复译著隽永渊雅，在知识界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上海外滩
受现实政治的影响，严复的思想逐渐趋于保守，开始研读老庄之学。他认为，老子之说与达尔文、孟德斯鸠、斯宾塞相通。1904年12月，严复重访英伦，于次年春在伦敦与孙中山会面。严复反对孙中山关于民主革命建立共和的主张。他认为当时国人还不具备实行民主政体的条件，并提出先从教育入手，待民众水准达到共和要求后再创建新的共和国。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言辞之中大有一副“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的气魄。孙中山大不以为然：“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两人不欢而散。
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严复出任复旦公学校长。他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讲《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提出了教育应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观点。他认为“智育重于体育，德育尤重于智育”。9月1日清廷正式下诏宣布“预备立宪”后，严复先后出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宪政编查馆、清理财政处的咨议官。次年，清廷改革官制，颁授23名优秀留学生为进士、举人出身，詹天佑名列榜首，56岁的严复次之，得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文科进士”。他喜颜于色，作诗曰：“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岂有文章资黼黻，耻从前后说王卢。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 1910年5月，严复被清廷征为资政院议员。年底又被特授为海军部一等参谋官；次年四月被特授为海军协都统衔。严复的晚年迎来了仕途的飞黄腾达。
大清帝国——海军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严复在日记中写到“武昌失守”。相比康梁的保皇派，严复更不认可革命派。他觉得保皇党的纲领温和且理智。他认为“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因此，辛亥革命之后，一向排斥革命的严复拒绝剪掉辫子，并对袁世凯产生了好感。1911年12月，奉袁世凯之命，严复作为代表随唐绍仪南下商定国是。南北议和，清帝逊位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严复作诗:“灯影回疏 ,风声过檐隙。美人期不来,乌啼蜃窗白”。表明了对袁世凯的政治期待。
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 ——唐绍仪
1912年2月，袁世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他提出“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办学思路，按照近代学术体系和世界高等教育通行模式整顿学校课程，向教育部提出《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将“经科”并入“文科”，将“格致科”改为“理科”，积极开设介绍西方新学的课程，重新聘用教职员，规定教员必须专职教学。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严复出任校长兼文科学长。1912年7月，教育部以经费困难为由，要求停办北大。严复作《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申述北京大学不应停办的理由，强调大学具有“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的使命。在北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下，北京大学得以保存。当年10月，严复出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北京大学未名湖
五、赞成帝制，瑕不掩瑜
一战爆发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硝烟弥漫，严复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怀疑。在对中西文化进行再比较反思后，他认为：“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即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1913年6月，严复、梁启超、林纾、夏曾佑等200余人发起成立孔教公会。9月3日，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仲秋丁祭祀孔”，参加者有数千人，除了严复、梁启超等学界名流，还有政界要人梁士诒、汤化龙、陈昭常等。10月，严复在参政院第十九次会议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案，建议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严复等人尊孔复古的主张与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契合，得到他的赞赏和支持。
北京国子监
1914年1月26日，严复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1915年8月23日，杨度、刘师培、严复等六人联名发表筹安会宣言，宣称其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实则主张废除共和制，采用君主制，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在袁世凯称帝时，严复却不参加登基大典。纵观严复在袁氏称帝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与其说他支持袁世凯复辟，不如说是他固守心中的立宪思想。虽然严复反对专制皇权，但他也反对共和革命。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四万万人口的国度，要是进行法国大革命那样激烈而彻底的革命，必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他希望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的“和平演变”，实现君主立宪。
袁世凯
动荡的时局加之其反对革命与共和的立场，严复将袁世凯视为实现其“君主立宪”政治理想的寄托。尽管他极力避免参加一切复辟帝制的活动，但他仍有纵容之实。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再任民国大总统。而要求袁世凯下台的呼声四起。但严复却认为袁世凯下台后，将没人能“弹压方面，使神州中国得以瓦全”。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病逝后，严复还感慨“末路如此，岂非大哀，后此国事，思之令人芒背”。他作了《哭项城归榇》，表达了对袁世凯的敬重与惋惜。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国会要求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后闲居北京。他对时局的看法是，“中枢权力日微，各省权力日大，一言尽之，除非豪杰特起，摧陷廓清，终无一统之望”。
严复手书
1920年10月，严复哮喘病发返回福州老家。1921年10月3日，病入膏肓。他手写遗嘱中云：“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再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1921年10月27日，严复病逝于福州郎官巷寓所，终年68岁。后与夫人王氏合葬于福州阳歧鳌头山之阳，墓前横石刻有严复生前拟定的四个大字：“惟适之安”。邑人同治七年进士宣统帝师陈宝琛为之撰写《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
严复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