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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被重重浓雾笼罩着的重庆终于见月明，人们都欣喜地嗅闻着解放的新鲜气息，许多人喜极而泣。

就在解放前夕，渣滓洞和白公馆刚刚经历了一场“1127大屠杀”，许多英勇的战士都牺牲于此。

这场大屠杀的策划者是军统特务刘志钦，但是他却落荒而逃，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一直到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了他的踪迹，原来他在酒后下意识地踢起了正步，他藏匿的真实身份就此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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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刘志钦曾经做下过怎样的累累罪行？他的身份暴露之后又受到了怎样的惩罚？

1949年的秋冬交替，山城重庆上空阴云密布，白公馆和渣滓洞两处“活棺材”里更是笼罩着一片死寂。

这里关押着无数革命先烈和爱国志士，他们承受着非人的折磨，怀揣着黎明到来的信念等待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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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们最后等到的却是一场大屠杀，军统头目刘志钦亲手操刀，成为屠杀的直接执行者之一，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

在这场杀戮中，刘志钦的冷血与残酷无人能及。

他手握一把左轮手枪，在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的荒凉山地里，亲自枪决了五位革命烈士。

他眼神冰冷，枪口所指之处，便是生命的终结。

他带领特务小队在渣滓洞和白公馆之间频繁穿梭，像嗜血的野兽一样，用毒辣手段对付被关押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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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满足于直接的杀戮，而是发明了诸多骇人听闻的酷刑。

他将烈士的指甲一片片拔下，用烧红的铁钳夹住他们的身体，甚至将盐水倒进伤口，逼迫他们开口。

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这些革命者大多选择沉默，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捍卫了信仰。

然而，刘志钦却从不停止折磨，他认为这种残忍能彰显自己的“能力”，换取上级更多的信任。

在“11·27大屠杀”那天，白公馆和渣滓洞彻底沦为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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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特务们的行动如同经过精密的计划，先将烈士们分批押出，再在山林深处草草枪决。

为了加快“清理进度”，他们甚至点燃牢房，将被关押的烈士活活烧死。

渣滓洞本来就是一个改造过的小煤窑，房屋内木质结构众多，一旦点火，火势迅速蔓延，浓烟滚滚，令人窒息。

被困在里面的烈士们，无一幸存。

那些被特务拖出牢房的烈士，最终也没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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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被集中到空旷的校场，身后是掘开的乱葬坑，前方是数十把黑洞洞的枪口。

那一天，被屠杀的烈士多达300余人，幸存者寥寥无几。

对于刘志钦来说，这并不是屠杀的终点，而是一场交易。

他用对革命战士的杀戮与残害换来了一份100美元的赏金。

拿到赏金的他仿佛完成了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毫无愧疚地用这些“血钱”买来美酒佳肴，沉浸在醉生梦死的享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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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快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当解放军的炮火声震撼整个山城时，他才意识到，大势已去。那些高高在上的特务头子们开始纷纷溃逃，刘志钦这位屠杀的刽子手也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

他担心自己会被迅速抓捕，于是尝试销毁一切罪证。

他的命令部下焚烧了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残存记录，甚至亲自点燃了关押革命烈士的牢房。

他试图用大火抹去自己所有的罪行，但那些在烈火中倒下的英烈名字，却早已深深镌刻在人民的记忆中，而刘志钦的恶行，也注定不会被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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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解放后，刘志钦的名字被列入了追捕名单的首位。

公安机关联合解放军迅速展开全城搜捕，试图将这一冷血屠夫绳之以法。

然而，他比其他特务更加狡猾，早已潜伏起来。

刘志钦在1911年出生于江苏徐州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生活优渥，无忧无虑。

然而，这样的家庭环境并没有培养出一个仁慈的孩子，反而因为过度的溺爱和优越的生活，让刘志钦从小就表现出顽劣和暴虐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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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钦年幼时仗着家境富裕，随意欺凌贫苦的邻里乡亲，邻居家的孩子稍有不顺他的意，他就召集同伴拳脚相加。

后来到了读书的年纪，他无心学习，常常逃课，望子成龙的父亲虽然生气但还是因为溺爱任由他胡作非为。

眼见着儿子不争气，刘父就开始用家中的钱财为他铺路。

他贿赂地方官员，为刘志钦谋了一个保安团的小职务，希望借此磨掉儿子身上的顽劣。

刘父的这一安排，或许成为了他日后堕落为军统特务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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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保安团后，刘志钦仗着身强体壮、性格狠辣，很快在保安团内部站稳脚跟。

与其他小心谨慎、怕事不敢多管的团员不同，刘志钦从不掩饰自己的暴戾本性。

他带着手下每天巡逻村庄，打着“维护治安”的旗号横行乡里，趁机收取保护费。那些拒绝交钱的村民，便会遭到刘志钦和他手下的暴打。

随着日军入侵，全面抗战爆发，刘志钦的人生又迎来一次重要转折。

那时的徐州沦陷，日军侵占下的土地处处民不聊生。

刘志钦为了自保，他急忙脱离保安团，跟随国民党军队一路逃窜至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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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一技之长，又没有军衔，他无法直接进入国民党军队，于是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关系，向当时重庆的一些官员递交请托，试图谋得一份差事。

刘志钦深谙逢迎拍马之道，他对有权有势的人格外殷勤，经常设法讨好，甚至花重金为这些人送礼。

最终，他的“诚意”打动了当时重庆军统的负责人徐远举。

刘志钦将暴力和狠毒当成了自己的“敲门砖”，他通过对犯人的折磨和残忍手段，成功在军统中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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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统内部，刘志钦一贯以“心狠手辣”著称，他深知，要想得到上级赏识，必须用最直接的方式获取价值。

为了让犯人屈服，刘志钦亲自设计了许多骇人听闻的酷刑，他会让人将犯人的手指一根根压断，或者用烧红的铁钩插入指缝撬开皮肉。

即便犯人已经奄奄一息，他仍不罢休，反而从他们的痛苦中获得一种病态的满足感。

革命先烈在这些非人的折磨中始终没有低头，而刘志钦则视他们的鲜血为自己晋升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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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着顶头上司徐远举的庇护，他做事更加肆无忌惮。

1949年11月30日，随着解放军入驻重庆，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们如过街老鼠般四处逃窜。

在解放军进城之前，刘志钦匆匆携带妻子李秀英连夜从重庆城逃走，开始了隐姓埋名的亡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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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妻子一起躲藏到她的家乡重庆寸滩镇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他将自己伪装成商人，并且还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刘强东。

初到村里时，刘志钦表现得极为谨慎。他白天很少出门，甚至连村口都不敢走远，生怕被熟人认出来，他将自己关在家中，任由妻子出面打点一切。

但这样龟缩的状态并不能长久，因为村民们都很热心好奇，如果一个成年人长期不出门，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刘志钦逐渐说服自己表现得“自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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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尝试跟村里的邻居聊天，学习一些地里干活的基本技巧，还会陪妻子到田间地头“劳作”。

不久后，刘志钦的妻子李秀英给他引荐了村里的一个好友张老四。

张老四是村里的热心肠，性格豪爽，喜好喝酒，也乐于跟人聊家常。

得知刘志钦是李秀英的丈夫后，张老四主动拉着他喝酒，还时常给他们家送些米粮。

刘志钦起初并不信任这个突然热情的乡下人，但几次接触后，发现张老四为人单纯，并没有看出他们夫妻的异常。

他觉得可以利用这个人来增强自己的掩护，两人渐渐熟络起来，经常在村里一起喝酒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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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警惕的刘志钦总是会在酒后抒发着自己的怨气，并且经常会对张老四炫耀自己的曾经。

虽然口中并未透露身份，但总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含蓄地提及“以前是有权有势的人物”。

张老四没见过世面，听着这些言辞，非但没有怀疑，反而对刘志钦产生了一种“崇拜”的心理，认为他是城里失败的“大人物”，从此对他更加热情。

但是后来，张老四还是渐渐察觉出了什么，比如刘志钦言辞之间总是透露出对解放军的轻蔑。

在一次酒席上，他甚至在大醉之下提起了自己“以前朋友抓人时的英勇手段”，还站起身踢起了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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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踢得有板有眼，动作标准，姿势熟练，一旁的张老四看得目瞪口呆。

这时候张老四终于意识到，刘志钦的身份绝不简单，一个“生意失败的商人”不可能踢出这样的军队动作。

后来，张老四深思熟虑之下还是将刘志钦的异常之处汇报给了公安机关，他虽然憨厚，但明白这样的异常绝不容忽视。

公安人员听后十分重视，当场翻出一批特务通缉令中的照片，逐一让张老四辨认，张老四很快就辨认出了“刘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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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背后，赫然写着刘志钦的大名，以及他作为军统特务头目的身份。

公安人员意识到，这正是他们苦苦搜寻的军统刽子手，立即制定抓捕计划。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公安人员乔装成村民来到寸滩村，与张老四接头。

张老四佯装如常地来到刘志钦家敲门：“刘哥，上次咱们没喝够，今天我带了两个后生来陪你再喝两杯！”

刘志钦毫无警觉，很快打开房门，迎接他的却是两副银亮的手铐和黑洞洞的枪口。

为了争取宽大处理，被捕获后的刘志钦假装悔悟，主动承认身份，并将自己的恶行一一交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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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4月18日，在重庆解放碑广场的公审大会上，刘志钦的罪行被当众公布，他冷血残忍的行径罄竹难书，激起群众的愤怒声讨。

最终，这个冷血的刽子手被执行枪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饮酒踢正步的荒唐举动，成为他罪恶人生的最后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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