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共和行政，在中国昙花一现
西周的最高统治者，叫“王”，整个天下归其管理。传到第十代厉王，情况不妙了。据《纲鉴易知录.卷三》记载：“王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曰：‘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俱怨之来也。今专其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
周厉王贪利，总想多刮，因而亲近善于刻薄民众的荣夷公，准备重用他。大夫芮良夫劝他：“社会财富就那末多。王如垄断独享，害处很多。为王者的责任，在恰当地分配这些财富，使人财各得其用。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必将众叛亲离。若用荣公，周必败。厉王不听，任荣公为卿士，诸侯于是叛离。”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
民众纷纷非议诽谤厉王，社会舆论大坏。召公对厉王说：“群众受不了啦！”厉王大怒，他相信巫有神灵，有诽谤者，必会知晓，就找到卫国之巫，让他来监视民众。凡是卫巫认定的谤者，周厉王立即杀掉。民众不敢说话了，路上见面，也不交谈，只是互相交换一下眼神。看到无人批评，厉王高兴，说：现在没人说我的坏话了，天下太平了。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決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
召公说：“你这是硬压下去的。防止百姓议论，比防河流崩溃还难。河流硬堵，水流不畅，总有一天，堤坝会溃，那时，伤人会很多的。民意也是如此。治河，要在疏导；民意也是这样，必须允许民众讲话，然后，据以行事。哪可硬压？硬压，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厉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
“三十有四年（公元前845年），召公作诗讽王。（《诗.大雅.劳民》）”
“凡伯作诗，（《诗，大雅.板》）。切责僚友，因以讽王。”
“三十有五年（公元前844年），王暴虐滋甚，芮伯作诗刺之。（《诗.大雅.桑柔》）”
“国人作诗刺王（《诗.大雅.荡之什》）。”
“三十有七年（公元前842年），……王心戾虐，万民弗忍，乃相与叛，袭王；王出奔于彘。”
“三十有八年（公元前841年），春，王在彘，召公、周公行政，号‘共和’。”
“五十有一年（公元前828年），王死于彘。周公、召公奉太子靖即位。”
召公作《劳民》诗、凡伯作《板》诗、芮伯作《桑柔》诗、民众创作《荡之什》诗，或规劝，或讽刺，或反抗，或声讨，呼声强烈，民怨沸腾，而厉王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软硬不吃，顽固不化，恶行依然，赋敛重数，徭役繁多，民不聊生。他的心态是：权在我手，我就是不动，你奈我何？终于，全民起义，找他算账，袭击之，厉王赶快逃往彘。西周的首都在沣镐（今陕西西安）。形势危急，姬胡为了保命，就逃离京都，奔东北方向，逃到彘。其地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北霍山下。
后来，姬胡即死于此地。古代帝王去世，后人据其表现，给以评论性“谥”。杀戮无辜曰“厉”。后人遂以“厉”谥姬胡。厉王以横征暴敛，又对社会舆论残酷镇压，激起民愤，终至被推翻，作为古代著名的暴君，而留名于历史。
西周时期，今天的河南陕县西南一带被称做“陕原”，周初实行大分封，以“陕原”分，周公治陕之东，召公治陕之西。历王侥幸逃走后，民众遂杀害了他的儿子姬靖（实际被召公藏匿，召公以自己的儿子冒充姬靖代死）。“国不可一日无君”，那么，谁来管理国家呢？中原腹地本由召、周二公分头管理，是实权派，于是，就由他俩共同执政。
《史记.周本纪》：“ 召公 、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宋.欧阳修《明正统论》：“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 、邵公共行其政”。 张守节正义则引韦昭曰：“ 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也。”总之，一人专政中止，取而代之的是两位（一说多位）贵族集体行政。
共和行政了十四年，到公元前827年，姬胡命终。太子姬靖现身即位，是为周宣王。一人专制的体制恢复。
中国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开始，就是天下事一人管，可能历史的积淀太深，视一人行政为常态。行动上突破了独裁制，而思想上没有更新跟上，依然故我，时候到了，一人独裁终于复辟。“共和”实行了十四年（公元前841-828年），就这样，昙花一现般地在历史上消失了。实在令人痛惜！
历王垮台、“共和”兴起，西周“共和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有深远意义的一次最成功的革命。这次起义，不仅推翻了残暴的旧统治，换上了新人，而且，突破一人独裁制，创造了新的更为合理的统治形式。这次革命说明，依靠民众群体的力量，是可以结束专制残暴的统治的；说明，离开一人的专权统治，天不会塌下来；说明，社会的治理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说明，在破坏旧事物的同时，是可以创造出新的事物来的。新人不一定非得跟着旧制度走。因此，无形中在实际起着破坏历史惯力、打破迷信束缚的作用。
所谓“革命”，要在制度的改造。在破坏旧事物的同时，必须从事新事物的创造。事实一再证明：“新”不会自动到来，必须有意识地去创建。就革命而言，西周“共和”是我国古代唯一一次真正的制度创新，一次真正的“革命”。其伟大意义与历史价值，仅次于两千七百五十二年后、创造了又一“共和”的辛亥革命。其间几千年，所有的“农民起义”，即使胜利，也是“打天下者坐天下”，没有任何新制度萌芽的出现，因此，不能称之为“农民革命”。
历代所有的由朝廷推动的“改革”，包括最早的“商鞅变法”，直到清代晚期的、以固“中本”为目的的“西用”、强国、强军的“洋务运动”，都只在谋求现有统治的稳定，只为王朝的巩固，没有涉及体制的改造，没有着眼于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生活的改善，也都不能叫“革命”。其中，秦国更是通过商鞅变法，大大发展了、强化了一人统治的旧体制，把中国变成一座大监牢，剥夺了除皇帝一人而外的所有人的自由，成为革命的反面。
至于史学家津津乐道的历次的改朝换代，也都是旧制度的一再重复，原地踏步，对社会结构的演进，没有贡献。
没有制度的创新，就不配称作革命。除暴只是革命的第一步，并不是完整的革命。是否真的革命，关键在后面的新制度建设。如果取代旧统治的，政治更腐朽、思想更落后，就绝不是革命。例如，以替代清朝的反动统治为目的的“太平天国”，集专制独裁之大成，甚至比清朝更坏，凭什么还叫“太平天国革命”？
本来，以西周“共和”为开端，中国在政治体制的创新上，可以对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但是，机会被错过了。今天兴时的共和制或称共和民主制，是从欧洲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制度演变而来的，与我们的“西周共和”无关。
伟大《史记》从黄帝写起，到共和元年，更有了准确的纪年。历史如此诡吊，公元前841年，既是我国“共和行政”开始的一年，又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的一年。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