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我军奇葩部队:逼日本人捐钱抗日,富得令人难以想象

审时度势历史说 2024-05-30 20:02:50

倘若说有这么一回事:抗战中,有日本商人被迫“资源”捐钱,还不是一次两次,我军在根据地内重重设卡,日本人每经过一次就要掏一次口袋,而捐款的名义居然是“抗日”。

听到这儿,恐怕有不少朋友会认为,这又是某“抗日神剧”导线想出的奇葩剧情。诚然,近些年,民众苦神剧久矣,神剧中各路神仙大发神威,直让人感慨“侵华日军用了足足14年才逃出中国”。

无脑贬低侵华日军并不能彰显抗日将士们的英勇,反而是对严肃历史的一种亵渎。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文章开头提到的离谱情节并非出自神剧,而是历史中真正发生过的。更超出认知的是,敢逼日本人“捐款抗日”的这支我军部队甚至富得流油,当根据地发生旱灾时,部队居然一下子套出千万余元用于赈灾。

而这一切还得从1940年初说起。

当年10月19日,国民党反动派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虽然我军领导层立马识破了对方的阴谋,但以抗日大局为重,依旧在1941年1月4日对新四军所部近万人下达了转移命令。

怎料在北移至皖南泾县一带时,新四军突遭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伏击,损失惨重,最终仅有约2000人艰难突围,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皖南事变”。

怎料酿成如此祸端,国民党反动派反而倒打一耙,诬陷新四军“叛变”并取消该部队番号。虽然中共中央军委及时对外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并对新四军军部进行了重建,但失去了军饷和物资补给,这一时期的新四军处境着实艰难。

新四军最穷时有多穷?

在一次军事会议前,与会者们闲来无事,各自卷着烟草磨时间。按理说,能参加这种规格会议的各级部队首长,待遇应当都不差吧?怎料他们所抽“香烟”的烟草,居然是用不知从哪儿摸来的树叶子充当的。

这种烟不但抽起来非常难受,毫无体验感,更是会释放出大量烟雾。没多会儿,整个会议室就被弄得烟雾缭绕,宛如“人间仙境”,人在其中被熏得睁不开眼。

而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的张云逸看到了一幕,更让他心疼不已:即便是这种劣质的树叶卷烟,也只是一小撮人才能享受得到,更多的人只是眼巴巴看着别人抽,等烟把子落地,他们赶紧捡起来,猛嘬两口过把瘾。

张云逸全看在眼里却又没辙。

在那个年代,香烟可是实打实的“硬通货”,战士可以吸烟提神,缓解压力,作用非常大。过去,国民党给的香烟还勉强够用,问题是彼此已经闹掰,不可能再从对方手里拿货了。

退一步讲,即便新四军想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人民军队”归根结底还要靠百姓供养,虽然新四军背靠革命根据地,基本盘还算稳固,可眼下百姓也饱受战火荼毒,一贫如洗,又能拿出多少钱替新四军将士们买烟呢?

想到这儿,张云逸无奈地直摇头,可突然,有个想法灵光乍现,狠狠地砸进了他的脑袋里——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生产香烟呢?

随后,他把这个想法讲给了同僚,经过一番考察后,大伙儿发现这个办法还真行。

就在不久前,新四军攻克了一座县城,城中恰好有一家卷烟厂。怎料该厂饱受西方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压榨剥削,每年的利润还没有收的税多,早就半死不活了,全靠一口气硬撑。

与卷烟厂老板接触后得知,对方早就有了倒闭关门的打算。眼看厂子设备齐全,啥都不缺,关了可惜,新四军代表当即提出建议:由我军负责卷烟厂的生产经营,工厂的所有权依旧归老板,而后者什么事都不用做,不用管,每年都可以拿到两成利润。

此前被内忧外患弄得心力交瘁,让重债压得抬不起头,眼下非但这些困扰全都甩给别人,自己又能躺着领一笔钱,老板简直不敢相信,天底下还有这种便宜事,痛快地点头答应。

经过一番认真准备,1943年5月,卷烟厂正式投入生产。

从资料来看,该厂的产能非常惊人,每天可以产出600条香烟。而该厂的“招牌货”是一款名为“飞马牌”的卷烟,这个名字大有来头,是新四军军长陈毅亲自定下来的。此外,香烟的包装也由淮南日报社的专业人士设计,外观上不输当时市面上流行的大品牌。

可以看出,对于我军而言,飞马牌香烟不仅仅是一款卷烟,更寄托了我军的家国情怀——包装之上醒目地写有“国营烟厂是人民的烟厂,人民应该吸自己的香烟”的字样,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资本主义和买办主义的宣战。

飞马牌香烟问世后立马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新四军官兵获得了“卷烟自由”,不用再抽树叶子,我军更是用它换来了许多更加实惠的东西。

当时,日军和国民党对我军根据地有着极为严密的封锁,物资进出非常困难,但新四军依旧靠着发达的地下网络,将“飞马牌”香烟的名声打了出去。

由于卷烟的价格并不低廉,而飞马牌卷烟不但品质非常高,口感上佳,价格比市场上的“高档货”低一大截,很快就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随之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订单。所谓没有胆子挣不到钱,在当时,许多敌占区大城市的商人为了进货,甚至不惜在半夜偷闯封锁线。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新四军不得不扩大卷烟厂规模,将产量翻了一番。而烟草贸易也着实为新四军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利润。

有文献记载:1942年底到1945年初这段时期,仅7师上缴给军部的钱财,折合黄金就有约13.25吨;1944年秋,华北根据地遭遇严重的旱灾,农民颗粒无收,百姓食不果腹,新四军毫不犹豫地拿出大笔资金赈灾,其中2师就出资1600万余元。

除上述之外,新四军还自掏腰包为百姓修建了许多设施,如黄丝滩大江堤,该工程落成后,直接惠及了数以百万计的百姓,滋养了400多万亩农田。

更为重要的是,手握大量资金的新四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得到了质的提升,甚至具备了能与日军进行小规模正面作战的实力。抗战后期,在拔除日军据点时,新四军遇到麻烦便搬来各式重武器,令负隅顽抗的日寇苦不堪言。

其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闻:据说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友军遇到麻烦,就习惯性地跑到华东野战军那儿请教专家。或者在执行一些攻坚或是爆破任务时,也要找三野搬救兵,因为友军没打过那么富裕的仗,要么不懂技术,要么倒腾不来那些先进玩意儿。

您瞧,这哪儿还是我们熟悉的“穷八路”,简直让人刮目相看。

另外值得说道的是,有趣的是,“飞马牌”头一批铁杆拥趸的成分非常复杂,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汉奸。

有一次,安徽省嘉山县一名伪军队长为了不白拿两条免费的飞马牌卷烟,竟然“津里据点30多名日军要去盱眙县扫荡”的军事机密透露给了新四军。结果,新四军提前埋伏了2个营,将这股日军全歼。

此类案例举不胜举,且无论我军情报人员提出多么离谱的要求,对方贪图免费香烟,居然都能设法满足。到了后来,新四军干脆“明目张胆”地要枪要炮。

最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新四军居然敢在日本人眼皮底下重重设卡,只要有日本人路过,就会被强行拦下来进行盘查,最终不得不“自愿”捐一笔钱脱身。要问捐钱何用,自然是用于“抗日”——日本人捐钱抗日,实在天方夜谭。

尤其到了抗战后期,新四军的装备水平不查,战斗力甚至并不逊色于日军。在日军眼里,新四军掌控的皖江革命根据地实在是难啃,宁愿绕着走也不想轻易招惹。

毫无疑问,先烈们在事业初期的确经历过一段非常艰苦的岁月,这段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的品质,帮助他们渡过了重重难关。然而事实上,到了抗战后期,与新四军一样,我军官兵的作战条件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尤其是伙食方面。

正所谓“人是铁饭是钢”,人总饿肚子怎能打胜仗?

无独有偶,二战日军中也有一支出了名的会“做生意”的部队,它便是日军第四师团,也常被称为“大阪师团”。

作为二战日军17个甲等师团之一,第四师团战斗力并不差,但比起作战,这支来自于“日本商业之心”的部队的官兵们似乎更热衷于做买卖:接到进攻命令时,大阪师团总是以各种借口迟到,甚至跟中国军队撞个正着,他们也能假装没看到。然而听说有利可图,大阪师团便立马满血复活,进军神速,战力惊人。

据说当友军在占领区疯狂搜刮掠夺时,第四师团也会坚持同当地商人“等价交换”,甚至价码开得合适,他们连武器都愿意卖。

乍看两支部队都非常善于经营,但彼此却有本质的区别:日军第四师团谋财只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新四军则是将赚来的钱用于抗日事业,造福百姓——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莫过于此。

两相对比,我们便可以体会何谓“人民军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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