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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对于盘踞在华北的几十万蒋军来说，津塘地区是重中之重。

天津是华北蒋军的大后方，而塘沽则是他们后勤补给的来源和在战事不顺利时候的海上撤退通道。

因此，华北“剿总”才委派了陈长捷和侯镜如这两员大将分别镇守两地。

当时，华北“剿总”几十万兵力在北起张家口，东到塘沽，南到保定，西至大同的各条铁路沿线上摆出了一个“一字长蛇阵”的架势，在华北“剿总”总司令傅宜生看来，只要华北的战事不利，向北，他可以撤回绥远；向东，他可以走海路撤往南方；向南，他可以加入到淮海战场；向西，他可以走山西与阎锡山会合。总之，他可以利用铁路线四面出击，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这一切都有个前提，那就是蒋军在各条战线上都能够坚持住。

在这四条撤退线路的选择上，傅宜生也很是费了一番心思。

按照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撤往绥远是上佳选择，因为绥远是他经营多年的地盘，又有部下大将董其武镇守，可谓是既有地利，又有人和。

如果撤往山西，以他对阎锡山的了解，是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论资历，他没有阎锡山深厚；论关系，他部下的嫡系都是由晋军分离出来的，当年和晋军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到了山西，自己和阎锡山之间究竟谁指挥谁呢？

如果走保定一线，势必要和华北我军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虽然以他当时的军力是要超过华北我军的实力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突破我军在华北的阻击。可过了保定之后呢？又将是济南和徐州。即便他再次突破阻击，也定会是损失惨重。

而且，如果他能够突破徐州，就意味着加入了淮海战场，或许会对淮海战役的结局带来影响。可对于他自身呢？自己几十年来积攒下来的嫡系部队将损失殆尽，一个失去了嫡系部队的将领在蒋军内部的结局他再也清楚不过了。

如果走塘沽，部队的损失将会小很多。可到了南方之后呢？他的部队就将成为一支“客军”，在军需装备和粮秣上都要仰仗蒋氏鼻息。他都会预见到，只要自己率部走塘沽到了南方，他定会被蒋氏高高挂起，给一个有职无权的位置，然后就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派到一线作战。到那时，一支寄人篱下的部队又能有什么发言权呢？除了乖乖听命，别无他法。

经过权衡之后，傅宜生下了决心，如果真的要撤，还是要撤到绥远去。为此，他派自己的心腹大将孙兰峰驻守在张家口，为自己镇守后路。同时，他又为自己多留了一条后路，那就是把天津打造成一个坚固的大后方。其目的有三：

其一、华北“剿总”不仅有他的嫡系部队，还有蒋氏的几十万嫡系部队，这批人虽然在自己帐下，但在关键时刻还是要听从蒋氏的意旨行事的。如果不在津塘地区给这批人留一条后路，这些兵也不好带。

其二、当时，蒋军在各个战场上虽然已呈败象，但战局尚不明朗，仍能维持。在这种情况下，他更需要蒋氏给他提供军需物资来维持华北战场。

其三、如果张家口有失，自己撤回绥远的意图实现不了，他还有一条走海路撤往南方的通道。虽然这条线路是他非常不情愿的，但在万般无奈之下，毕竟是一个选择。

因此，傅宜生就把自己的好友，时任兰州第八补给区司令陈长捷调到了天津。

陈长捷虽然在抗战时期就在傅宜生帐下听用，但严格来说，他并不属于傅宜生的部下，而应属于带着队伍加入傅宜生的“合伙人”。可陈长捷这个人很老实，也比较重感情，在抗战时期因为替傅宜生担责，失去了职务，只能来到重庆陆军大学深造去了。

抗战胜利后，傅宜生也觉得有些对不起这位“合伙人”，就走了门路把陈长捷派到兰州当了第八补给区的司令。

兰州虽然偏远了一些，可这个职务却是难得的“肥缺”。

但陈长捷毕竟是位将才，虽然是个南方人，但作战异常骁勇。之前傅宜生是没机会用他，现在有了机会，哪能不提拔一下？

因此，在傅宜生的推荐下，陈长捷就来到了天津，当了这个警备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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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1948年下半年，战局急转直下，蒋军在东北、中原、山西连吃败仗，傅宜生之前为部队设计的四条退路只剩下退回绥远和沿着塘沽走海路撤退了。

因此，傅宜生对张家口和津塘这两个地区更加重视起来。

古人云，“三军之败，起于狐疑”。

如果在辽沈战役或者淮海战役未结束，甚至在保定、石家庄以及太原未解放之时，无论傅宜生选择走哪条线路撤退，他都处于主动地位。

可傅宜生为了自己以及团体的利益，犹豫不决，迟迟下不了决心，以至于耽误了时机，因此，在1948年末到1949年初，给他的选择只有两条，那就是只能撤回绥远和走塘沽一线了。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野近百万大军在经过简单的休整后快速入关，发动平津战役。

当时，我军统帅部给东野的作战方针是：先打两头，后取中间。

所谓两头，指的是平津以西的张家口和平津以东的塘沽。

1948年12月下旬，东野2纵、7纵和9纵，在7纵司令员邓华的统一指挥下攻击塘沽。

可东野3个纵队在对塘沽发起试探性进攻的时候却遭受到了巨大的伤亡。

7纵20师在攻击海滩车站的时候，虽然歼敌700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达到了600余人。

2纵在向塘沽西北的新河镇发起攻击的时候，虽然歼灭了守军140余人，但自身伤亡竟然达到了惊人的400余人。

这个伤亡比是东野在东北作战期间从来就没有遇到过的，甚至在攻打锦州和塔山阻击战那么惨烈的战斗中都没有出现过的。

鉴于此，邓华只能命令部队暂停攻击，东野三个纵队攻击塘沽受挫。

就在邓华在前线苦思破敌之策的时候，东野指挥部内的林总、罗帅和参谋长刘亚楼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林总的态度是，天津、塘沽之敌都是要在短时间内消灭的，这是不容含糊的。只有在短时间内消灭了这两股敌人，断绝了固守在北平的傅宜生部的念头，才会为日后和平解决北平带来条件。

如果推迟进攻时间，别说西柏坡不会同意，就算是同意了，塘沽的地形就摆在那里，是不会改变的，仍然无法做到全歼敌人。

鉴于此，刘亚楼表示，自己要亲赴塘沽前线查看地形，再与邓华研究一下如何把这个仗打好。

1948年12月26日，刘亚楼来到了塘沽前线的7纵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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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打塘沽之前，西柏坡方面给东野的作战指导方针是，攻击塘沽的时间早晚，取决于一个前提，那就是我军的炮火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封闭塘沽来决定的。

如果不能够做到全覆盖，那就尽快攻击塘沽，消灭这股敌人，断绝敌军从海上的撤退之路。如果能够做到全覆盖，那就不急着攻击塘沽。

而刘亚楼到了7纵的指挥部后，邓华告诉刘亚楼，塘沽东面是渤海，南面是海河，根本无法对塘沽实行四面合围。无法实行四面合围，就意味着无法对海口实行全覆盖。

按照战前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迅速对敌发起攻击，歼灭这股敌人。

可塘沽周边尽是盐田，河沟纵横，虽然宽度都不是很宽，但水却很深。在没有涨潮的时候，水深及腰。可这些漕沟都是通海的，遇到涨潮，水深没顶。

而且，除却塘沽东面的渤海和南面的海河，西面和北面也不容易通过。这些地区都是一些草甸子和盐田，地形宽阔平坦，部队在进攻时无法隐蔽。如果就地挖战壕，也不可行。这个地区地下水很浅，一挖就出水，根本无法构建工事。如果部队沿着盐田进攻，同样不可行。由于盐田的含盐度高，冬天根本就不结冰，部队徒涉很困难。即使部队利用盐田之间的盐堤为掩护发起进攻，可一出大堤，部队就暴露在敌军的火力覆盖之下，之前的试探性进攻之所以损失惨重，皆是由此。

刘亚楼通过自己的观察和邓华的叙述，得出了判断：

其一、以三个纵队打塘沽，难以速战速决，且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其二、如果坚持要打，攻占塘沽是有把握的，可全歼守敌不可能。至多不过歼敌一部，敌军大部撤到停留在渤海湾内的军舰上逃离。

由此，刘亚楼得出结论，先打塘沽，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会拖延解放平津、解放华北的时间，以得失率来衡量，不划算。

因此，在1948年12月26日深夜，刘亚楼就试探着对邓华说，如果我们把先打塘沽改为先打天津，你们怎么看？

刘亚楼此举也是冒着风险的，有干扰统帅战略决心之嫌。要知道，西柏坡方面的战略方针已定，之所以要先打塘沽，是有着控制出海口，防止平津守敌从海上逃跑，迫使平津之地停止抵抗的战略目的。

如果先打天津，塘沽守敌见势不妙，很有可能会提前逃跑，这就实现不了全歼敌军的战略意图。

所谓是英雄所见略同，见刘亚楼提出这个意见，邓华非常兴奋，他表示，要是这样，我们就想到一块了。先打塘沽得不偿失，先打天津是有把握的。

而且，邓华还表示，他们已经在12月25日与2纵司令员刘震、9纵司令员詹才芳合计过此事，都认为先打天津，既可以争取时间，让天津守敌无路可逃，又可以切断北平守敌的东逃之路，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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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线的三位司令员都是这个意见，刘亚楼立即赶回司令部，对林总提出“先打天津，同时也不放弃对塘沽的包围”的建议。

林总思索良久后致电西柏坡，要求改变先打塘沽的作战计划。主要内容是：

其一、地形不利作战，我军兵力施展不开，伤亡大而收获小。

其二、敌军的主阵地靠近海边码头，我军无法截断其退路。

其三、该处停留有敌军的军舰，可以随时逃跑。

其四、两沽作战很难达到歼敌目的，我在两沽的部队都认为攻打两沽不合算。

其五、拟由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击天津的准备。

当晚，林总就接到了西柏坡的回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果然，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东野5个纵队的攻击下，仅坚持了29个小时。

此役，共歼灭守军13万余人，包括陈长捷在内的大批蒋军将官被俘。

至此，北平，成为了一座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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