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政府大厦门口，原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率领市政府官员焦急等待着。

图|赵祖康

不一会儿的功夫，陈老总携同曾山、韦悫、潘汉年来到了市政府，按照原定的流程，举行了上海市政权交接仪式，尽管赵祖康的心里松了口气，但不免仍感到惴惴不安，陈老总似乎是看出赵祖康很紧张，于是亲切的拉着他的手到了市政府办公室坐下拉家常。

“赵先生，那个陈大庆、陈良是怎么跑走的？”

陈老总一句话，让赵祖康的心情平复下来不少。

两人拉了一会儿家常，随即动身去开会，会后陈老总又拉着赵祖康聊了会，并耐心劝慰安抚，希望他能再为建设上海出一把力。

以赵祖康的意思，他本来想的是，毕竟自己给国民党做过事，如果新政府不处置自己，那就申请回大学教书去，却并没有想到，共产党人能以博大的胸怀包容自己，仍然让他出任工务局长，负责上海市的建设。这让他顿时感觉，人生有了新的指望。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一直就有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之称。

蒋介石之所以能发家，同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也很大。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工商业出现过短暂的繁荣，特别是围绕上海市为中心的江浙财团，而江浙财团对蒋介石建立中国国民党政权起了支持作用，尽管江浙财团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中并未占有一席之地，可上海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因此而下降。

蒋介石对上海的把控一直很严。

在国民党内部，围绕上海市权力曾有过一番争斗。

图|钱大钧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钱大钧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司令。

有文章称，上海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曾有预谋争上海市市长。

杜月笙在蒋介石发迹过程中自己出力不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有杜月笙雇佣的流氓打手），而且在抗战期间有过功劳，杜月笙以为自己就算拿不下市长，至少也应该拿下副市长。不过，蒋介石对他并不信任，因此一番操作后，让钱大钧出任了上海市市长，让杜月笙的门徒吴绍澍出任了上海市副市长。

1945年9月，杜月笙满心欢喜的从香港回上海，结果就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顿时有些不痛快。

有意思的是，吴绍澍成了上海市副市长后，开始针对杜月笙。吴绍澍不仅取消了原定在北站的欢迎仪式，还拿走了当年他给杜月笙的拜师帖。

吴绍澍自己也想不到，他其实是在鬼门关溜达。杜月笙在上海根基很深特别是同戴笠有着很深的交情，当年就受过杜月笙恩惠，因此格外感恩，戴笠投入调查后，很快发现吴绍澍曾受过日伪头目邵式军的四个大箱子，蒋介石也因此罢免了吴绍澍。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内部势力呈现多个派系，其中以杜月笙、黄金荣为首的三大亨（张啸林当了汉奸已死）势力，以及以蒋介石四大家族为首的势力。

至于上海市官面上如何，其实倒没有多少人在意。

1946年2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出任了上海市市长。

图|杜月笙

吴国桢的这个形象，在2009年电影《建国大业》中露过脸，当时蒋经国奉令到上海“打虎”，吴国桢曾讪笑着提出在市政府开宴宴请，结果被蒋经国冷着脸拒接。

似乎从形象上来讲，不是很正面。

不过话又说回来，吴国桢能力其实还是很出众的，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唯一一个当过四个大省市行政长官的人。当年任汉口市市长时，他就醉心于市政建设，1939年又出任重庆市市长，实施疏建并重、城乡并重、心物并重三个"并重"纲领，并积极修建防空洞，以减少日本军机轰炸重庆的损失。

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面对最大的困难就是通货膨胀，因为战争刚结束，各方面物资都很短缺。

面对经济上的恶劣局面，国民政府一开始是有能力解决通货膨胀的，毕竟抗战胜利时，中央银行保有87000万美元外汇，600多万两黄金，以及大量白银和银元，按当时国内黄金折价每盎司黄金合50美元，共计拥有12亿多美元，还有大量接管的日伪产业和物资，以及太平洋各岛美军的剩余物资。同时总额为20亿美元的美援贷款，也正在进行谈判。

这其中还不算税收上的收入。

可蒋介石执意发动内战，特别是从1946年开始，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就要占绝大多数，导致了出现财政赤字，从解放战争初一直到末期，国民政府始终没能解决这一情况。

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是最先出现这一问题的城市。

从1945年年末，上海市的物价就开始飞涨，引发老百姓抢购的浪潮。更为关键的是，上海有许多的不法商贩，开始利用手中掌握的物资囤积居奇，致使市面上货物出现严重短缺，物价上涨进一步加剧。

图|吴国桢

蒋介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任命吴国桢为上海特别市市长，无疑对他也是寄予厚望的。

吴国桢上任后，积极打击奸商、并下令取缔黑市，从某种程度而言，他确实发挥了积极意义。

可吴国桢的一系列举措，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只能缓解局势恶化，而不能做到根除。

1948年8月，为了缓解财政赤字的问题，蒋介石采纳各方意见，宣布币制改革，吴国桢当时就意识到不妥：

“币制改革需要政府准备充足的财力，物力，否则很难成功，即便是采用高压的政治态势来强行推动，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反而会引起更大的反弹。”

吴国桢本能的就想到了上海的情形，如果币制改革一旦失败，上海动乱一起，全国也会受到影响。

可蒋介石一意孤行，吴国桢也劝说不动，只好“让权”：

“若必要改革，上海市政府不过问，请中央直接派员督导。”

于是，蒋介石专门派了儿子蒋经国赴上海“打虎”。

一开始，蒋经国“打虎”确实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效果，投机居奇的情况大为缓解。

不过，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行动，很快就遭到了反弹，一方面是因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本来就根深蒂固，在上海打虎就是在打他们自己的根基，蒋介石后来迫于无奈，亲自出手干预了这件事，另外一方面，受到打击的投机倒把的奸商趁机鼓动工厂、商人停业，导致了市面上物价飞涨的情形进一步加剧。市民们买菜吃饭都成了问题，一片怨声载道。

吴国桢曾对蒋经国说：

“上海是一个国际城市，现在搞的连吃饭也成了问题，影响极坏，经济问题合该用经济手段去解决。”

蒋经国反对吴国桢的说法：

“上海的问题并非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治乱世需用重典。”

一气之下，吴国桢飞奔到南京，向蒋介石辞职：

“不如撤掉我上海市市长的职务，以平息民愤，借此停止经济管制，一则维护中央威信，二则可以避免蒋经国在上海难以完成管制使命。”

只不过，蒋介石并没有选择接受吴国桢的意见。

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虽然也惩戒了许多不法商贩，可上海的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恶化，究其原因，“打虎”并没有触动真正的问题的根源，上海市面更进一步陷入混乱，币制改革也只能是中道崩殂。

吴国桢对币制改革的失败早有预料，早在问题爆发前，他就预想从香港采购了一万多吨大米，并储备了煤炭、燃料等物资，尽管那时全国的经济已经崩盘，上海问题更重，南京甚至发生了抢米的风潮，唯独上海岿然不动。

毛主席对吴国桢的能力很欣赏。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43名战犯，吴国桢位列第24。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台，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主持和谈。

在和谈期间，著名外交家、北洋政府第十一位国家元首颜惠庆受邀出席新政协，曾与毛主席谈到过上海市长的人选问题：

“上海解放之后，吴国桢是非常合适的上海市长人选，不过，你们已经把他列入战犯名单了。”

毛主席哈哈一笑：

“没有关系，傅作义将军也在那个名单上，现在他不就站到我们这边来了吗？”

毛主席对颜惠庆推心置腹的说：

“既然你们喜欢他，可以继续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

几天后，周总理指示上海地下党，尽力争取吴国桢。

要知道，吴国桢与周总理当年在南开是中学同学，两人交情很深，但吴国桢自始至终也没有选择投奔光明这条路，只能算是一件憾事了。

也正如吴国桢夫人后来谈论丈夫与周总理是说的那句话：

“同窗不同路”

吴国桢在上海当市长的三年多，始终心力交瘁，先后9次向蒋介石递交辞呈，但始终不被准许。

1948年12月，吴国桢被列入43名战犯名单后，又一次飞赴南京，第八次向蒋提出辞职，但仍被蒋婉拒，那时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介石想尽量维持政治上的稳定，以便于在外人眼中看来仍然觉得他有余力能稳定大局。

不过，随着全国战事失利，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南京宣告解放，解放军兵峰直指上海。

1949年3月，吴国桢恶性疟疾复发，夫人也在病中，于是向蒋介石第九次提出辞呈，可蒋介石还以为吴国桢是故意推脱，一口气拖了几十天，一直到汤恩伯与谷正纲上门探望，才发现吴国桢患病熟识。

蒋介石无奈，只好同意吴国桢辞呈。

吴国桢辞职以后，带着家眷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大陆，前往台湾定居。在临走之前，他选择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陈良任代理市长。

老实说，当时的上海已经是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内有经济崩盘，外有解放军大军压境，与三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这个“烫手的山芋”，基本上已经是甩不出去。

吴国桢之所以选陈良，也是觉得他们之间私教一贯不错，觉得他不会拒绝，陈良也没办法，只好走马上任。

1949年4月14日，陈良出任了上海市代市长。

从上任那天开始，陈良的主要任务，就已经不是主理市政，扭转经济颓势，而是协助蒋介石制定逃跑的计划，在短短40多天时间里，陈良配合汤恩伯等人，将在上海的黄金、白银储备，总价值估计在3亿美元的资产全部装船运到了台湾。

这是上海市外围已经响起了隆隆炮声。

解放军已经正式展开攻城了。

与吴国侦一样，陈良也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甩出去，思来想去他选择了时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

赵祖康完全是一个背锅的，在他接过上海市代市长这个职务之前，他是一个道路工程专家、市政规划专家。与他的几个前任相比，他没有任何资历和背景。

陈良之所以选中赵祖康，恰恰也是看中了他的这重身份。

国民党当局在败退台湾之前，曾希图裹挟那些专家、学者、教授一同赴台，特别是当时滞留在上海的一些专家学者，为了挽留这部分专家学者，中共中央曾以广播的形势，劝说他们不要受国民党当局蛊惑，并列了一份长长的名单。

这其中就有赵祖康的名字。

不过，当陈良找赵祖康时，赵祖康人却消失不见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赵祖康虽然不参与政治，但作为道路桥梁专家，我党是很希望他能留下来的，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也通过明里暗里的方式，尽可能的与这些人取得联系，暗中保护的同时也不断争取他们帮助。

早在上海战役之前，上海地下党组织就通过特殊渠道，与赵祖康取得了联系，赵祖康也明确表示了，自己不会到台湾，还承诺尽可能的利用身份来为保护上海做努力。

图|陈毅（右二） 赵祖康（右三）赴上海浦东高桥视察海塘修浚合拢工程

可上海解放前夕，整座城市陷入白色恐怖中，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随意乱捕乱杀，不少民主人士或是被捕入狱，或是被杀害，赵祖康的心里很是恐惧，特别是出入市政府办公大楼时，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就用他阴鸷的目光四下里打量，一言不合就要杀人。

赵祖康干脆连班也不上了，就躲在亲戚家里。

1949年5月24日晨，陈良派出的特务将赵祖康从他亲戚家里薅出来，不由分说就拉上车，到了地方后，陈良一脸笑容，并告诉他：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上海代理代理市长了。”

赵祖康一听人也麻了，连忙摇头：

“不行，不行，我怎么能当上海市市长呢！”

可这会儿陈良并不容赵祖康推脱，直接就把市政府办公室的钥匙拿出来，塞到他手里。

赵祖康接任上海代理市长的时候，上海战役的进程已经过半，临时接过重担的赵祖康做了几件大事。

一方面，赵祖康任命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陆大公提拔为代理局长，要求上海市各级警察机构维持秩序，不许与解放军发生冲突；另外一方面，全力维持市政府的运作，要求市政府各级职员正常上班，保护好资料、档案，为后来解放军接管。最后，赵祖康亲身赴险，连续劝降了数股国民党军残部。

赵祖康一系列的努力，为后来我军接管上海奠定了基础。

5月28日，赵祖康主持了上海市政府的交接仪式，彻底卸下了身上沉重的负担。

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的赵祖康至此终于松了口气，他对陈老总说：

“上海解放了，我也终于解脱了。”

图|赵祖康交通大学毕业时的照片

相比于钱大钧、吴国桢、陈良等几位前任，赵祖康的本职工作一直就是市政建设，说白了他只是一个技术专家，只是在这个历史洪流下，他意外的被顶到了台前，却用自己大无畏的勇气，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交接。

在陈老总挽留下，赵祖康重新出任了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不久后改称市政工程局）。

1949年9月，赵祖康受邀出席了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参与了全国科技大学筹备会议，并被推选为上海科技大会筹备会议委员。

会议结束后，赵祖康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7年1月，赵祖康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一直到1967年卸任。

1979年12月，赵祖康又重新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

到了这个时候，赵祖康的心境与多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作为从旧中国艰难时代走过来的才俊，赵祖康年轻时便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立志实业救国，在长达几十年的任职生涯中，赵祖康主持中国铁路公路建设，只是很遗憾，在那个年代里，他没有很多机会施展才干。

抗战胜利后，赵祖康任工务局长期间，曾主持规划了《上海市都市计划》蓝图，本打算一展所长，却因为蒋介石发动内战，计划被束之高阁。

尽管在历史洪流之际，赵祖康有过犹豫，但他坚定信念，始终不为所动，最终彻底迎来了新生。

图|赵祖康日记

赵祖康年轻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从年轻时投身实业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所有的思想变化，都写在其中。

2014年5月，赵祖康的子女将这本日记捐给了上海市委统战部，并公开展出，再现了这位实业救国者波澜壮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