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了上海市长仅仅五天就下台,却欢欣鼓舞的称:我也终于解脱了

漫步史书 2023-08-16 17:24:41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政府大厦门口,原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率领市政府官员焦急等待着。

图|赵祖康

不一会儿的功夫,陈老总携同曾山、韦悫、潘汉年来到了市政府,按照原定的流程,举行了上海市政权交接仪式,尽管赵祖康的心里松了口气,但不免仍感到惴惴不安,陈老总似乎是看出赵祖康很紧张,于是亲切的拉着他的手到了市政府办公室坐下拉家常。

“赵先生,那个陈大庆、陈良是怎么跑走的?”

陈老总一句话,让赵祖康的心情平复下来不少。

两人拉了一会儿家常,随即动身去开会,会后陈老总又拉着赵祖康聊了会,并耐心劝慰安抚,希望他能再为建设上海出一把力。

以赵祖康的意思,他本来想的是,毕竟自己给国民党做过事,如果新政府不处置自己,那就申请回大学教书去,却并没有想到,共产党人能以博大的胸怀包容自己,仍然让他出任工务局长,负责上海市的建设。这让他顿时感觉,人生有了新的指望。

风起云涌——抗战胜利后的上海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一直就有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之称。

蒋介石之所以能发家,同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也很大。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工商业出现过短暂的繁荣,特别是围绕上海市为中心的江浙财团,而江浙财团对蒋介石建立中国国民党政权起了支持作用,尽管江浙财团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中并未占有一席之地,可上海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因此而下降。

蒋介石对上海的把控一直很严。

在国民党内部,围绕上海市权力曾有过一番争斗。

图|钱大钧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钱大钧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司令。

有文章称,上海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曾有预谋争上海市市长。

杜月笙在蒋介石发迹过程中自己出力不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有杜月笙雇佣的流氓打手),而且在抗战期间有过功劳,杜月笙以为自己就算拿不下市长,至少也应该拿下副市长。不过,蒋介石对他并不信任,因此一番操作后,让钱大钧出任了上海市市长,让杜月笙的门徒吴绍澍出任了上海市副市长。

1945年9月,杜月笙满心欢喜的从香港回上海,结果就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顿时有些不痛快。

有意思的是,吴绍澍成了上海市副市长后,开始针对杜月笙。吴绍澍不仅取消了原定在北站的欢迎仪式,还拿走了当年他给杜月笙的拜师帖。

吴绍澍自己也想不到,他其实是在鬼门关溜达。杜月笙在上海根基很深特别是同戴笠有着很深的交情,当年就受过杜月笙恩惠,因此格外感恩,戴笠投入调查后,很快发现吴绍澍曾受过日伪头目邵式军的四个大箱子,蒋介石也因此罢免了吴绍澍。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内部势力呈现多个派系,其中以杜月笙、黄金荣为首的三大亨(张啸林当了汉奸已死)势力,以及以蒋介石四大家族为首的势力。

至于上海市官面上如何,其实倒没有多少人在意。

1946年2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出任了上海市市长。

图|杜月笙

吴国桢的这个形象,在2009年电影《建国大业》中露过脸,当时蒋经国奉令到上海“打虎”,吴国桢曾讪笑着提出在市政府开宴宴请,结果被蒋经国冷着脸拒接。

似乎从形象上来讲,不是很正面。

不过话又说回来,吴国桢能力其实还是很出众的,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唯一一个当过四个大省市行政长官的人。当年任汉口市市长时,他就醉心于市政建设,1939年又出任重庆市市长,实施疏建并重、城乡并重、心物并重三个"并重"纲领,并积极修建防空洞,以减少日本军机轰炸重庆的损失。

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面对最大的困难就是通货膨胀,因为战争刚结束,各方面物资都很短缺。

面对经济上的恶劣局面,国民政府一开始是有能力解决通货膨胀的,毕竟抗战胜利时,中央银行保有87000万美元外汇,600多万两黄金,以及大量白银和银元,按当时国内黄金折价每盎司黄金合50美元,共计拥有12亿多美元,还有大量接管的日伪产业和物资,以及太平洋各岛美军的剩余物资。同时总额为20亿美元的美援贷款,也正在进行谈判。

这其中还不算税收上的收入。

可蒋介石执意发动内战,特别是从1946年开始,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就要占绝大多数,导致了出现财政赤字,从解放战争初一直到末期,国民政府始终没能解决这一情况。

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是最先出现这一问题的城市。

从1945年年末,上海市的物价就开始飞涨,引发老百姓抢购的浪潮。更为关键的是,上海有许多的不法商贩,开始利用手中掌握的物资囤积居奇,致使市面上货物出现严重短缺,物价上涨进一步加剧。

图|吴国桢

蒋介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任命吴国桢为上海特别市市长,无疑对他也是寄予厚望的。

吴国桢上任后,积极打击奸商、并下令取缔黑市,从某种程度而言,他确实发挥了积极意义。

可吴国桢的一系列举措,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只能缓解局势恶化,而不能做到根除。

吴国桢辞职

1948年8月,为了缓解财政赤字的问题,蒋介石采纳各方意见,宣布币制改革,吴国桢当时就意识到不妥:

“币制改革需要政府准备充足的财力,物力,否则很难成功,即便是采用高压的政治态势来强行推动,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反而会引起更大的反弹。”

吴国桢本能的就想到了上海的情形,如果币制改革一旦失败,上海动乱一起,全国也会受到影响。

可蒋介石一意孤行,吴国桢也劝说不动,只好“让权”:

“若必要改革,上海市政府不过问,请中央直接派员督导。”

于是,蒋介石专门派了儿子蒋经国赴上海“打虎”。

一开始,蒋经国“打虎”确实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效果,投机居奇的情况大为缓解。

不过,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行动,很快就遭到了反弹,一方面是因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本来就根深蒂固,在上海打虎就是在打他们自己的根基,蒋介石后来迫于无奈,亲自出手干预了这件事,另外一方面,受到打击的投机倒把的奸商趁机鼓动工厂、商人停业,导致了市面上物价飞涨的情形进一步加剧。市民们买菜吃饭都成了问题,一片怨声载道。

吴国桢曾对蒋经国说:

“上海是一个国际城市,现在搞的连吃饭也成了问题,影响极坏,经济问题合该用经济手段去解决。”

蒋经国反对吴国桢的说法:

“上海的问题并非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治乱世需用重典。”

一气之下,吴国桢飞奔到南京,向蒋介石辞职:

“不如撤掉我上海市市长的职务,以平息民愤,借此停止经济管制,一则维护中央威信,二则可以避免蒋经国在上海难以完成管制使命。”

只不过,蒋介石并没有选择接受吴国桢的意见。

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虽然也惩戒了许多不法商贩,可上海的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恶化,究其原因,“打虎”并没有触动真正的问题的根源,上海市面更进一步陷入混乱,币制改革也只能是中道崩殂。

吴国桢对币制改革的失败早有预料,早在问题爆发前,他就预想从香港采购了一万多吨大米,并储备了煤炭、燃料等物资,尽管那时全国的经济已经崩盘,上海问题更重,南京甚至发生了抢米的风潮,唯独上海岿然不动。

毛主席对吴国桢的能力很欣赏。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43名战犯,吴国桢位列第24。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台,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主持和谈。

在和谈期间,著名外交家、北洋政府第十一位国家元首颜惠庆受邀出席新政协,曾与毛主席谈到过上海市长的人选问题:

“上海解放之后,吴国桢是非常合适的上海市长人选,不过,你们已经把他列入战犯名单了。”

毛主席哈哈一笑:

“没有关系,傅作义将军也在那个名单上,现在他不就站到我们这边来了吗?”

毛主席对颜惠庆推心置腹的说:

“既然你们喜欢他,可以继续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

几天后,周总理指示上海地下党,尽力争取吴国桢。

要知道,吴国桢与周总理当年在南开是中学同学,两人交情很深,但吴国桢自始至终也没有选择投奔光明这条路,只能算是一件憾事了。

也正如吴国桢夫人后来谈论丈夫与周总理是说的那句话:

“同窗不同路”

吴国桢在上海当市长的三年多,始终心力交瘁,先后9次向蒋介石递交辞呈,但始终不被准许。

1948年12月,吴国桢被列入43名战犯名单后,又一次飞赴南京,第八次向蒋提出辞职,但仍被蒋婉拒,那时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介石想尽量维持政治上的稳定,以便于在外人眼中看来仍然觉得他有余力能稳定大局。

不过,随着全国战事失利,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南京宣告解放,解放军兵峰直指上海。

1949年3月,吴国桢恶性疟疾复发,夫人也在病中,于是向蒋介石第九次提出辞呈,可蒋介石还以为吴国桢是故意推脱,一口气拖了几十天,一直到汤恩伯与谷正纲上门探望,才发现吴国桢患病熟识。

蒋介石无奈,只好同意吴国桢辞呈。

赵祖康的新生

吴国桢辞职以后,带着家眷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大陆,前往台湾定居。在临走之前,他选择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陈良任代理市长。

老实说,当时的上海已经是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内有经济崩盘,外有解放军大军压境,与三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这个“烫手的山芋”,基本上已经是甩不出去。

吴国桢之所以选陈良,也是觉得他们之间私教一贯不错,觉得他不会拒绝,陈良也没办法,只好走马上任。

1949年4月14日,陈良出任了上海市代市长。

从上任那天开始,陈良的主要任务,就已经不是主理市政,扭转经济颓势,而是协助蒋介石制定逃跑的计划,在短短40多天时间里,陈良配合汤恩伯等人,将在上海的黄金、白银储备,总价值估计在3亿美元的资产全部装船运到了台湾。

这是上海市外围已经响起了隆隆炮声。

解放军已经正式展开攻城了。

与吴国侦一样,陈良也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甩出去,思来想去他选择了时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

赵祖康完全是一个背锅的,在他接过上海市代市长这个职务之前,他是一个道路工程专家、市政规划专家。与他的几个前任相比,他没有任何资历和背景。

陈良之所以选中赵祖康,恰恰也是看中了他的这重身份。

国民党当局在败退台湾之前,曾希图裹挟那些专家、学者、教授一同赴台,特别是当时滞留在上海的一些专家学者,为了挽留这部分专家学者,中共中央曾以广播的形势,劝说他们不要受国民党当局蛊惑,并列了一份长长的名单。

这其中就有赵祖康的名字。

不过,当陈良找赵祖康时,赵祖康人却消失不见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赵祖康虽然不参与政治,但作为道路桥梁专家,我党是很希望他能留下来的,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也通过明里暗里的方式,尽可能的与这些人取得联系,暗中保护的同时也不断争取他们帮助。

早在上海战役之前,上海地下党组织就通过特殊渠道,与赵祖康取得了联系,赵祖康也明确表示了,自己不会到台湾,还承诺尽可能的利用身份来为保护上海做努力。

图|陈毅(右二) 赵祖康(右三)赴上海浦东高桥视察海塘修浚合拢工程

可上海解放前夕,整座城市陷入白色恐怖中,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随意乱捕乱杀,不少民主人士或是被捕入狱,或是被杀害,赵祖康的心里很是恐惧,特别是出入市政府办公大楼时,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就用他阴鸷的目光四下里打量,一言不合就要杀人。

赵祖康干脆连班也不上了,就躲在亲戚家里。

1949年5月24日晨,陈良派出的特务将赵祖康从他亲戚家里薅出来,不由分说就拉上车,到了地方后,陈良一脸笑容,并告诉他: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上海代理代理市长了。”

赵祖康一听人也麻了,连忙摇头:

“不行,不行,我怎么能当上海市市长呢!”

可这会儿陈良并不容赵祖康推脱,直接就把市政府办公室的钥匙拿出来,塞到他手里。

赵祖康接任上海代理市长的时候,上海战役的进程已经过半,临时接过重担的赵祖康做了几件大事。

一方面,赵祖康任命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陆大公提拔为代理局长,要求上海市各级警察机构维持秩序,不许与解放军发生冲突;另外一方面,全力维持市政府的运作,要求市政府各级职员正常上班,保护好资料、档案,为后来解放军接管。最后,赵祖康亲身赴险,连续劝降了数股国民党军残部。

赵祖康一系列的努力,为后来我军接管上海奠定了基础。

5月28日,赵祖康主持了上海市政府的交接仪式,彻底卸下了身上沉重的负担。

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的赵祖康至此终于松了口气,他对陈老总说:

“上海解放了,我也终于解脱了。”

图|赵祖康交通大学毕业时的照片

相比于钱大钧、吴国桢、陈良等几位前任,赵祖康的本职工作一直就是市政建设,说白了他只是一个技术专家,只是在这个历史洪流下,他意外的被顶到了台前,却用自己大无畏的勇气,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交接。

在陈老总挽留下,赵祖康重新出任了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不久后改称市政工程局)。

1949年9月,赵祖康受邀出席了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参与了全国科技大学筹备会议,并被推选为上海科技大会筹备会议委员。

会议结束后,赵祖康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7年1月,赵祖康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一直到1967年卸任。

1979年12月,赵祖康又重新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

到了这个时候,赵祖康的心境与多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作为从旧中国艰难时代走过来的才俊,赵祖康年轻时便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立志实业救国,在长达几十年的任职生涯中,赵祖康主持中国铁路公路建设,只是很遗憾,在那个年代里,他没有很多机会施展才干。

抗战胜利后,赵祖康任工务局长期间,曾主持规划了《上海市都市计划》蓝图,本打算一展所长,却因为蒋介石发动内战,计划被束之高阁。

尽管在历史洪流之际,赵祖康有过犹豫,但他坚定信念,始终不为所动,最终彻底迎来了新生。

图|赵祖康日记

赵祖康年轻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从年轻时投身实业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所有的思想变化,都写在其中。

2014年5月,赵祖康的子女将这本日记捐给了上海市委统战部,并公开展出,再现了这位实业救国者波澜壮阔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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