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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上海华东医院，75岁的贺子珍因病去世。
4月25日，工作人员在火化的骨灰中发现了“异物”，得知这一消息的贺子珍女儿李敏潸然泪下。
而收到上海市委报告的邓公，默然不语，之后在报告上批示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定调了贺子珍的葬礼规格。
那么，贺子珍的骨灰中怎么会出现异物，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真相？
邓公究竟作出了什么批示呢？
井冈山上的巾帼英雄1909年9月28日，江西吉安永新县，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她的父母将她取名为桂圆。
贺桂圆的父亲贺焕文是当地有名的乡绅，思想相对比较开放，再加上贺家是书香世家，自然对孩子的教育比较重视。
虽然贺桂圆是女孩子，仍然获得了在当地私塾读书的机会。
1919年，贺桂圆进入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新式学堂学习。在这里，贺桂圆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
入校之后没多久，贺桂圆就觉得自己的名字有点娇气，缺少新文化气息，于是给自己改名——贺自珍。后来遇到了毛主席，贺自珍又改名为贺子珍。
当时正是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逐渐走向深入，马克思主义思想迅速在中国传播，各地学生、工人运动此起彼伏。
就在这个时期，贺子珍加入声援工人运动的游行示威当中，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5年8月，南昌党组织派遣欧阳洛等党员回到家乡进行革命活动。
贺子珍结识了这些党员，一边在新式学堂学习，一边积极参加他们的活动，和他们一起组建农民夜校。
贺子珍在革命活动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了欧阳洛等中共党员的注意。
不久，在欧阳洛介绍下，贺子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贺家三兄妹中第一个正式参加革命的人。
然而，就在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蒋介石开始祭起屠刀，镇压革命运动。
永新县城也不能幸免，很快陷入反动分子的控制之中，许多中共党员和仁人志士被捕入狱。
为了保护革命果实，也为了解救被捕人士，中共永新县委决定发起武装暴动。
经过筹划，在贺子珍等人的指挥下，附近四个县的农民自卫军攻占了永新县城。
不甘失败的敌人，集结起两个团的兵力，分多路向永新县城进军，对农民自卫军展开反扑。
面对不利形势，贺子珍拒绝了让自己先行撤退的提议，决定参加指挥和敌人大战一场。
按照部署，自卫军主力在城外埋伏，伏击进攻的敌人，贺子珍指挥赤卫队，坚守永新县城，为主力部队赢得歼敌时间。
当时的贺子珍年仅十七岁，参加武装革命不过几个月，更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
然而，赤卫队在她的指挥下，不仅击退了敌军的数次进攻，还缴获了各类枪支100余支。
在贺子珍及赤卫队的配合下，农民自卫军取得了全歼敌军特务营的重大胜利。
但敌军部队不断增援，越集越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自卫军决定撤出永新县城。
为了对抗敌军，自卫军的一位首领袁文才带着队伍占据了井冈山。
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不能和敌人硬碰硬，必须先找一个地方落脚。于是，贺子珍也来到了井冈山，成了当时井冈山队伍中的唯一一位女共产党员，第一位红军女战士。
后来结识贺子珍的何长工对她赞誉有加，称他是能带兵、能打硬仗、实实在在的巾帼英雄。
正是在井冈山，贺子珍第一次遇到了毛主席。
勇救伤员，身留弹片1927年10月，毛主席来到井冈山，袁文才向毛主席介绍贺子珍，说：“她叫贺子珍，是永新县委委员…”
毛主席握着贺子珍的手说道：“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二人的初次见面，都给对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之后，毛主席进驻井冈山茅坪，贺子珍和他的见面机会就多了起来，闲暇之余，二人常坐下来聊天。
再后来，贺子珍进入前委机关工作，帮助毛主席处理日常事务，二人的接触日益增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贺子珍和毛主席之间的革命情感慢慢转变成了男女之间的爱情。
1928年5月，象山庵，毛主席和贺子珍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井冈山上的生活异常艰苦，但由于有了毛主席的陪伴，贺子珍的生活就平添了一份浪漫。
在茅坪八角楼，毛主席常常伏案撰写文稿至深夜。
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阅读毛主席写完的稿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及帮毛主席誊正文稿。
在这期间，毛主席写出的多篇光辉著作，比如《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
在写这些文章前，贺子珍都想方设法帮着搜集资料，供毛主席参考。
多年以后，谈起那段日子，贺子珍记忆犹新，她曾动容地说，那时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
1935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的大力围剿，中央红军在形势所逼迫下，决定在战略上实行大转移，长征开始。
4月，部队从贵阳向南行军，来到兴义威舍镇东部的猪场村。
连日行军作战，大家都比较疲惫，正准备就地扎营休息，天空中突然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
“不好，有敌机，快隐蔽！”连队指导员李坚真一边跑，一边朝众人大叫。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敌军的飞机发现了目标，开始俯冲，几颗炸弹落下，巨响声中，激起大片烟尘。
而此时，一些伤病员还未来得及转移，其中就有团政委钟赤兵。
他在娄山关战斗时，被敌人击中腿部，负伤不能行走。
而他正好暴露在敌机第一轮俯冲之下，他身边的同志已经负伤倒地，情况万分危急。
这时候，贺子珍从山石后探出头来，很快发现了钟赤兵，她立即冲进还未散落的烟尘，来到钟赤兵的担架前。
贺子珍迅速包扎好他流血的伤口，扶起担架，竭尽全力，向石头后拖去。
就在这一刻，敌机再次俯冲而下。
贺子珍眼见来不及转移伤员，立即不假思索地扑在了钟赤兵的身上。
爆炸声响起，随之而来的是满地的鲜血和昏迷不醒的贺子珍。
钟赤兵得救了，替他挡住所有弹片的贺子珍，却浑身伤痕累累。
随后赶来的医生李芝，在贺子珍身上找到了17块弹片。
当时部队缺乏麻醉药，李芝只能狠下心，让战士们摁住贺子珍，自己用夹子把这些弹片一个个夹了出来。
看见大汗淋漓、却始终不吭一声的贺子珍，李芝这位军医也不禁眼中噙满了泪水。
当晚，毛主席提着马灯从青龙寺连夜赶至贺子珍住处，看着昏睡不醒、气息微弱的贺子珍，毛主席慢慢抬起她的手，轻轻抚摸着。
这位面对再凶残的敌人都不曾丝毫畏惧的英雄，此刻却流下了眼泪。
贺子珍身体表层的弹片虽已取出，但那些深入身体内部的弹片，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李芝也无能为力。
这些弹片后来伴随了贺子珍的一生，成了战争留给她的纪念，也是她之后身体伤痛的根源。
1984年贺子珍去世，身体内的弹片就变成了火化后她骨灰中的“异物”，这就是事情背后的真相。
对于这件事，邓公是了解的，那么他在上海市委递上来的报告中作出了什么批示呢？
邓公定调葬礼规格在长征途中受伤的贺子珍，主动向组织提出把自己寄放在老乡家中，以免耽误大军前行。
但是大家始终不同意，轮流抬着她、背着她，再后来，伤好点，她坚持自己走。
就这样，贺子珍在战友们的帮助下，以无比顽强的毅力走完了漫漫长征，来到陕北。
不过，艰苦的行程、还有残留的弹片给贺子珍的身体带来了严重负担，她的体质开始变弱。
1937年冬，贺子珍离开延安，去到苏联治病。
贺子珍本希望取出身上的弹片，但经过莫斯科医院的检查，最终还是建议她保留弹片。
原来，那些留在她头部、背部还有肺部的那些弹片，嵌入太深，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和骨头、肌肉、甚至肺叶长在一处。
如果硬要取出，将会面临生命危险。
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调往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移居上海。
1984年4月，贺子珍因病住院，于19日下午，在上海市华东医院去世。
贺子珍去世后，对于她的后事怎么处理，中共上海市委不敢擅作主张，于是以书面报告的形式上呈中央办公厅。
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又上呈邓公。
看到上海市委的报告，邓公一时沉默不语，他之后拿起笔，在报告上批了一句话：“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按惯例，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是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公的批示相当于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
1984年4月25日，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举行。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部分地区的党政机关敬送了花圈。
4月25日下午，贺子珍的遗体火化。
随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到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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