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广州的文化主体性，是每一个广州市民的责任！”

2019年我有幸去广州玩耍，当走访广州图书馆时，正巧遇到该处在举办在地文史工作者梁凤莲博士《百年城变》的新书发表会，会中主讲者情绪高昂地，以上面这句话作为讲座的结尾。

从这句铿锵有力的结语中，我听到的，却是“广州”这座城市对于自身在中国一线城市中的定位，其实有着极大的认同危机感：

若提到中国的一线城市，最常听到的说法就是“北上广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广州作为中国华南第一大城，总人口近1500 万，且建城历史超过两千年──广州市民们理论上来说，应该有着身为大城市居民该有的自豪感才是，为何会那么焦虑呢？

但近年的客观事实是：除了“比地位高，比不过北京”；“比财富，比不过上海”之外，连比城市发展的速度，旁边的深圳都已经快速超越了广州：“北上广深”的排序，已变成了“北上深广”。（根据2017、2018 年中国城市GDP 排行，深圳均已超越广州）；甚至连杭州都在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下，其科技投资等规模，均已逐渐追上广州。

在城市发展“硬实力挂帅”的前提下，广州人的焦虑自然可见一斑。

硬实力不如人，那么作为拥有两千年建城历史的广州，至少在文化论述上可以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吧？但套句我一位从事文化研究的广州朋友所言：“广州的历史，在中国有很多‘不好说的地方’ ⋯⋯”

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时还不了解其中的意思，直到去过广州以后，才知道为何此言不虚──

首先，要从我造访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说起：相信许多朋友没有听过“南越国”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从秦朝末年起，由赵佗建立，以现在的广州为首都，疆域范围大约涵盖了今日的广东、广西省，以及北部越南，是一个独立的政权。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又重新纳入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这个赵佗建立的南越国总共维持了93年。

赵佗这个政权的存在，象征了目前中国华南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有着一定的“游子时期” ──但这样的论述，却完全与“大一统史观”背道而驰。因此，在广州的这座博物馆，从命名上就不能只是“南越王”，前面一定要加上“西汉”；诠释上，这个政权的历史地位也只能被论述为：“促进汉民族与南越其他民族之间的族群融合，为中国华南地区的发展打下基础。”

南越国时期的弯月形水池。

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中，另外也有一部分的展厅是以五代十国中的“后汉”为主题。而“后汉”的定位，其实与“南越”非常类似，都是历史上独立存在的一个政权，并且同样以广州为首都。所以在诠释上遭遇的困境，也十分类似：都只能是主流史观下的一个“区域政权”，只能是被以比较接近“诸侯”的概念，来解释为一个割据政权。

广州的另外一大特色，是航海史。前述的座谈会中，主讲者也不断地强调广州的航海跟贸易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即便在清朝的锁国时期，广州都是唯一可进行国际贸易的港口⋯⋯云云，力图强化广州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但在历朝历代的“陆权思维”帝国脉络下，广州的特色同样有口难言：

例如，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中，“后汉”部分的展厅中，有一副图公元10-14世纪左右时，以广州为中心的航海贸易路线图──其航线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已达目前西亚的阿拉伯半岛。但这么精彩的航海史，在以北方王朝为核心的主流陆权思维中，却不被承认。因此，中国的航海史在近代以前，只有“郑和下西洋”这个由北方王朝发起的海上计划，被载入史册中。

况且，在过去百年来的种种主客观因素下，广州的国际贸易港地位，被邻近的香港取代；而在我国境内港口城市的重要性排行上，也完全被上海取代。硬实力的不足，更让广州在论述自身最别具特色的海上贸易史时，感到有口难言。

珠江畔，高高矗立的广州塔（小蛮腰），看起来跟上海的“东方明珠”相比毫不逊色；珠江新城区的购物中心，似乎也可以跟上海的南京东路一争高下。

但那位从事文化研究的本地朋友对我说：“这些，都是当年为了2010 年的广州亚运才建起来的，在亚运之前，这些地方不过都是些村子。”

无论在经济、政治的硬实力，或者文化论述的软实力上，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如今似乎都有着许多难言之隐──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座谈会中的讲者要如此用力地疾呼“广州文化主体性”的原因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