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上海提篮桥的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上，24岁的王孝和当场撕开了自己的灰蓝色囚衣。他突然转身，对着现场的众多记者大声喊道：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身上的伤口！！！”
负责审理这起案件的审判长和检察官当场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这时，旁边的一名工作人员俯身在审判长的耳边偷偷说了一话话......
王孝和在特刑庭，旁边都是法警
出生于1924年的王孝和，原名康智，浙江鄞县福明乡松下漕村人，生于上海，出身于工人家庭。王家本有8个子女，却中途突遭生活变故，最后只剩下他和四弟、五弟三个。为此，父母悲伤过度，身体日渐虚弱，王孝和也变得更加懂事，帮着父母分担家庭担子。
1936年，王孝和考入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在学校的他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也开始接受革命思潮。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许统权，参加了读书会，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等进步书刊，使他懂得中国的希望所在。
1941年1月，年仅16岁的王孝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他报考了邮局和上海电力公司，结果优异的成绩被两个地方同时录取。党组织考虑上电是动力部门，需要加强力量，于是建议他选择上海电力公司。
1943年1月，王孝和圆满完成学业，进入到杨树浦发电厂发电管理室当抄表员。他虚心学习，工作勤奋，待人和气，结识了不少工人朋友，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成为了工人们的贴心朋友。
这个时候的王孝和就暗暗发誓： 我愿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我愿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坚决革命到底。“
杨树浦发电厂
1946年1月，上电爆发大罢工，坚持了九天八夜，王孝和始终积极参加，赢得工人们的信任和拥护，当选为上电工会杨树浦发电厂支会干事，分工负责工会的文化、组织和文书等工作。他在读书会基础上，同时建立了工人图书馆，为工会会刊写稿，承担别人不乐意做的所有繁琐事务，他认为：“我是工人选出来的。凡是对工人有利的事，我都有责任去做”。
而此时的上海，更多的是欲望的恶化，更多的是用凄凉乱世来为自己正名的所谓的文化弄潮儿。可是，在不好的时代，仍旧有一群为了革命事业，愿意奉献生命的人。
王孝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也是在这一年，王孝和与他定娃娃亲的妻子忻玉英结婚了，他没有想到，这个旧时的女人会在他短暂的生命里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以致于在他奔赴刑场的路上，他会回眸寻找她的身影。
忻玉英在王孝和墓碑前
忻玉英比王孝和小四岁，她们俩的外婆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小时候两人都经常在外婆家玩，因忻玉英生的乖巧漂亮，母亲和外婆便作主为他定了娃娃亲。后来，王孝和回城里上了学，忻玉英依然是乡下姑娘，两人从此也没再见过面。
随着年龄的增长，接受了新思想的王孝和开始反对这门婚事。可是当忻玉英母女找到城里来（当时订过亲的女孩要是被退婚是抬不起头的），王孝和不得已带她吃了顿饭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她发现这个不识字的乡下姑娘有着另一面的美好，她朴实，善良，单纯。
于是不久后，王孝和便与忻玉英结婚了。因为经济拮据，他们只拍了一张婚纱照，照片上的王孝和穿的衣服是向邻居借来的。
婚后的两人感情很好，王孝和负责在外挣钱，忻玉英负责打点生活，她将王孝和的工资分为四份，一份还债，一份孝顺公婆，一份日常开销，一份陆续添置必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可谓是面面俱到，这让王孝和十分欢喜，放心大胆地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当中。
刚参加工作的王孝和
届时，由于上电工会在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站在前列，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于1947年9月宣布解散上电工会，通缉工会干事。然而，他们并没有得逞，经过工人们全力以赴的斗争，又恢复了工会，并重新选举王孝和等工人信得过的人担任党务理事。
可是国民党不甘心失败，他们又派出特务以“指导员”“秘书”等身份驻在工会进行监视。这些人瞅准了机会就会威胁利诱王孝和参加国民党，没想到每次他都 会以“对政治不感兴趣”为由理直气壮地拒绝。
没过多久，上海规模最大的民营纱厂——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7500多名工人，在全国民主爱国运动的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举行罢工。工人提出改善待遇、补发配给品，按生活指数发给年薪和补发扣压工资等7项条件。这时，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市警察局长俞叔平出动1000多名军警，使用装甲车、催泪弹，冲入厂内，强迫工人离厂。工人用砖头、铁棍、铁块和桌凳进行抵抗。搏斗中，朱云仙、王慕媚和蒋贞新3名女工被打死，百余人受伤，重伤40多人，200多人被逮捕，随后有365名工人被开除，26名罢工工人被判处徒刑。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申九惨案”。
申九惨案前工人集体反抗
惨案发生后，王孝和代表工会参加“申九惨案后援会”，在厂里发动工人缠黑纱、捐款，抗议当局的血腥暴行，特务企图阻挠，他理直气壮地说：“工人是一家，相互支援是我们份内事。”这件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愤怒，他们以破坏生产和社会治安等名义，立刻在全市逮捕各厂工会负责人。
正在这个时候，王孝和被叛徒出卖了。
这天，王孝和跟往常一样，时不时会抽些空陪陪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跟妻子在一起，他有说不完的话，工作上的，生活上的，虽然有些话妻子听不懂，但她也愿意放下手中的活儿坐下来听他说。王孝和常常会给妻子做思想工作，他会把所要表达的意思变成直白易懂的语言说给妻子听。比如：他会跟忻玉英说：你在乡下吃过多少苦，我们穷人要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这就等于一根筷子一拗就断了，单打独斗是没用的，国民党就要压迫你。但团结起来，一束筷子就拗不断了。
久而久之，忻玉英大概也知道了自己的丈夫在干什么，还常常成为他们的线人，帮他们传递消息，送送情报。
上海提篮桥监狱
这使得楼下邻居疑惑地问她：你们家常常进进出出那么多人，你们王先生怕是共产党哦。每次，忻玉英都会淡定地回答：不是，都是朋友、同学。对于妻子的此般维护，王孝和很开心，他总跟妻子说：你协助我工作，帮了我大忙。
有时候，王孝和也会感伤地对妻子说：阿英，你人真好，跟了我，我对不起你。忻玉英每次都回以“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了，等还了债，就会好起来”。
这就是新时代青年、旧时代女性的生活，他们的交集并没有激发出太多思维、生活方面的矛盾，反而呈现的是夫妻生活的和睦。
然而，这样的温情却太过短暂了。
王孝和被捕
由于叛徒的出卖，国民党驻厂特务万一最后一次来到王孝和家。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妄图让王孝和自己去“自首”，没想到却被王孝和泼了一盆冷水，愤然表示自己是上电二千八百名职工选出来的工会常务理事，为职工说话办事是我的职责，没有什么需要向谁讲清楚，更无自首的必要，使得特务悻悻离去。这时，连妻子阿英都看出来敌人要动手了，便和王孝和好友一起劝他到乡下暂时躲避，可是王孝和考虑到党和工会的安全却毅然留了下来。
接连两天，王孝和家楼下都有很多国民党的便衣警察，24小时轮流守着。王孝和就将家里写了字的东西，对共产党不利的东西全拿出来，该烧的都烧了，要藏的也让妻子藏在了阳台的洞里，半夜连烧的灰也让妻子倒掉了。做完这些，妻子有点憋不住了，求着王孝和快走，可他没有接到组织的撤离通知，坚决不走，只是一个劲儿地对妻子说让她受苦了，说着说着两个人就抱头痛哭。
那个时候，王孝和还不知道妻子阿英已经怀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
去往刑场的路上，王孝和仍在喊口号
两天后的4月21日清晨，国民党特务逮捕了王孝和，将他关押在警备大队审讯室，面对凶神恶煞般的特务，王孝和一言不发，坦然处之。
特务恼羞成怒，对王孝和轮番施以“老虎凳”“磨排骨”“辣椒水”等酷刑。王孝和怒目以示，敌人未得到一个字的口供。4月22日，王孝和再次被施以酷刑，直至昏迷。4月23日，王孝和受刑升级，特务对他动用了电刑。每一次，王孝和都以其坚强的意志，为了保卫地下党的秘密和战友的安全，顶住了敌人的凶蛮摧残。特务最终对王孝和无计可施。一个参与施刑的特务边摇头叹息，边说：这个人真厉害，上这么重的刑，居然什么也不讲，真拿他毫无办法。
不止这样，在被捕的5个月里，王孝和还利用一切机会与组织联系。在监狱里，他给妻子写了50多封信，一直说对不起妻子，让她受苦了。地下党组织也一直未中断与他妻子的联系，组织上的一些东西也是他妻子从监狱递出来送进去的。最危险的，就是特务头子万一让王孝和的妻子辨认厂里的人，妻子抬头看了一遍，很多人都到家里来过，但她却说认来认去，除了你万一，一个都不认识，这句话保住了许多同志的命。
忻玉英和两个女儿
终于到了王孝和上法庭的日子，借此机会，在上海提篮桥特刑庭上，24岁的王孝和当场撕开自己灰蓝色的囚衣，露出伤痕累累的身体，突然转身，对着现场众多记者大声喊道：“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身上的伤口！他们这是刑讯逼供，我是冤枉的！”一席话，让负责审理这起案件的审判长和检察官当场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可是，就在旁边一名工作人员俯身在审判长的耳边偷偷说了一话话后，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立刻判处王孝和死刑。
情急之下，上电党组织指定专人帮助王妻上诉，狱中党组织也帮助王孝和研究上诉内容。各界人士纷纷向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寄送抗议信。可是，刑庭以“连续教唆、意图妨碍戡乱治安未遂”的所谓罪行维持王孝和死刑判决。
面对死刑，王孝和年轻英俊的面庞露出了轻蔑无畏的微笑（后人称之为信仰的微笑）。
即便是现在看照片，如果照片里没有特刑庭上气急败坏地“检察官”和心虚气短的“法警”，我们很难相信，这是王孝和烈士在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之后露出的微笑。
王孝和信仰的微笑
当时，王孝和还坚定地表示：“从我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做好了这个准备。”“死无所惧，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敌人斗争。我的武器是公开揭露敌人的残酷和对人民的仇视。”
然而，在临刑前，他接到党支部负责人的指示──为更好地争取群众、揭露敌人，临刑时不能喊政治口号。
可想而知，在当时一个共产党员即将为党的事业马上就要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竟然不能倾吐对党的衷情，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甚至多么遗憾的事。然而，为了党的利益，王孝和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只是以隐晦的笔法，给战友和亲人留下了三封遗书。
致狱中难友：有正义的人士们，祝你们身体健康，为正义而继续奋斗下去！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奋斗！
致双亲：父母养我育我，含辛茹苦。儿不能再为双亲尽孝养老，请多谅解。然而，儿子为正义而死，死而无憾……
致妻阿英：你要挺住，要活下去，把孩子抚养成人，告诉孩子，父亲是被谁杀的，教育孩子一定要继承父志……你已经尽了做妻子的责任，我很感激。
三封信，每一封都是悲壮，每一封都是坚定。
王孝和写给父母的遗书
1948年9月27日上午，特刑庭准备对王孝和执行死刑。天还没亮，人们就挤满了刑场周围，每一个人都想见上王孝和最后一面。尤其是他的妻子哭喊着，痛斥反动政府滥杀无辜，刚满周岁的女儿在她怀里同样哭得撕心裂肺。王孝和一出现，20多家报社、通讯社的记者全部将闪光灯聚焦在他的身上，王孝和借此机会怒斥他们的执行是非法的。谁知，惊恐万状的敌人害怕了，只得对王孝和改期执行。
三天后，敌人没有对外宣布，对王孝和采取了秘密执行。
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王孝和有过一次深情的回眸，他想搜索妻子的身影，想最后看一眼这个为了党的事业而被自己“辜负”的女人，他曾经多么希望能到革命胜利的那天，陪她过柴米油盐的日子。可是这一次，国民党封锁了消息，妻子根本就不知道，除了几个刑场记者随行，所有的群众都不知道。
王孝和去往刑场时的回眸
那天到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刑场的法警将一碗溶有麻醉药的白酒递给了王孝和，王孝和当场以义正言辞拒绝，一把推翻了麻醉酒。
随后，他便被绑在了行刑的椅子上面，丝毫不能动弹。
刽子手打出的第一枪打在了王孝和的左胸，他坐在椅子上怒目圆睁，大口喘气。执行官下令补枪，执行的法警被王孝和的浩然正气所折服，顿感害怕，拿枪的手抖动不已，又连发两枪，都未命中要害。
此时，执枪的刽子手已经吓得满头大汗、浑身哆嗦，再也不敢继续开枪。
没想到法警头目见状直接冲上刑场，一脚踢翻了被绑在椅子上面浑身抽搐的王孝和。他竟然用脚疯狂的踢打王孝和的腹部，导致王孝和内脏受损，嘴角开始不断吐血，不久便牺牲了。
这一幕，被当时《大公报》记者冯文冈拍下。当他回报社汇报工作，在描述现场状况时，七尺男儿竟也泣不成声。
随后，上海十多家报刊争相报道此事，大家在街头集体抗议。
群众祭奠王孝和
王孝和最终用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实现了当年入党时的铮铮誓言：“我一定用我的生命保卫党，保卫工人阶级的崇高事业，永不动摇，一直革命到底！”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
1949年11月5日，上海各界人民一万余人在逸园为王孝和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并将灵柩安葬于虹桥公墓(后迁往上海烈士陵园)。
如今，信仰的微笑透过泛黄的相片，重现着一位年轻共产党人的信念、勇敢和担当。虽然王孝和的生命永远定格于24岁，但他的微笑，激励鼓舞着无数为信仰而前行的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