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至乐斋主人 至乐斋主人今天
魏征为什么不愿意做忠臣？
君臣格局下，会产生各种不同类型的君主和臣子。比如，君主有贤君、明君、昏君、庸君、暴君，等等；臣子就更多，可分为贤臣、忠臣、直臣、能臣、良臣、铮臣、奸臣、亲臣、近臣、权臣、宠臣、弄臣、幸臣，等等；对那些所谓的“变节”分子，如投降清朝的明朝大臣洪承畴，则被称为贰臣。按照一般人的心理，君总是贤君、明君好，臣总是忠臣、能臣好。其实，在君主的心目中，忠臣也未必总是受到欢迎，主要是忠臣的表现未必合乎君主的心意。《郭店楚简》中记载了一个孔子的孙子子思论述“忠臣”的故事：
鲁穆公问子思：“什么样的表现才能叫做忠臣呢？”子思说：“总是指出君主做的坏事的人，就可以称为忠臣了。”鲁穆公闻听此言很不高兴，子思作揖后就退下了。成孙弋觐见，鲁穆公说：“刚才我问子思忠臣的事，子思说：‘总是指出君主做的坏事的人，就可以称为忠臣了。’寡人对此很困惑，不是很理解。”成孙弋说：“咦，这话说得好呀！为了君主的缘故而失去生命的人，这种人是有的。总是指出君主做的坏事的人却从未有过。为了君主的缘故而失去生命的人，不过是尽忠于爵禄。总是指出君主做的坏事的人，是远离爵禄的。为了义理而远离爵禄，如果不是子思，我是不可能听到这种话的。”
子思的观点可谓惊世骇俗，认为总是指出君主所干的坏事的人才是忠臣。后世的学者们对子思的观点进行了很多讨论，大体说来，有五种观点。
其一，仁义关系。传统观点认为,“仁内义外”是告子的学说,因而不为儒家研究者所重视。从《郭店楚简》可以看出,“仁内义外”是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先秦儒家关于仁义关系的认识，有一个从内外相分到内外合一，再到内外相分的反复过程。孔子已有了“仁内义外”的思想，从子思至孟子，仁义之间的内外关系完全消融，二者皆根植于心。荀子面对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又强调礼义的外在规范性，回到了传统儒家“仁内义外”的思想。
其二，君士关系。先秦时期士人对君主关系中的“忠”的理解，与后世有着不同的内涵。子思所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这在秦汉之后的君臣关系中是无法设想的，而鲁国君主能够忍受子思的这种言论，皆因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另一位士人成孙弋也赞成子思的说法，表明先秦的士人对于君主有很大的批评余地，他们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一般士大夫与诸侯国君主之间的关系既然是相对的，在人格精神上也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他们的思想文化创造力因而得到较充分的开发，中国文化史上的“百家争鸣”局面遂得以形成。
其三，臣道思想。子思“恒称其君之恶”所表达的臣道思想，乃是对其学说“诚”的践履，合乎当时士人的价值标准，体现了子思的君师风范与人格独立。
其四，忧患意识。《鲁穆公问子思》的故事，说明历史上有些儒者抱有一种“居安思危”的情怀，为天下而忧。子思认为能经常批评君主的臣子才是“忠臣”，成孙弋为此解释说：只有像子思这样的士君子敢于对君主提出批评意见，正是因为他们不追求利禄与爵位（金钱与权力）。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些儒者基于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而能持守此种精神。
其五，民主思想。《鲁穆公问子思》最突出的特点，是表现了鲜明的民主思想。这种中国式的古老民主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鲁穆公与子思在人格平等的描述上，更为重要的是展示了子思大无畏的批判精神。思孟学派的独立人格与其民主思想之间具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哲学上的自由和独立人格，只能以政治上的民主思想为最后归宿；而民主思想又最终会以深厚的性善论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思孟学派的人学和相应的民主思想是一笔内涵极为丰富的宝贵遗产，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开发和利用的。
上述种种思想观念的载体，仍然是君臣格局。子思对于“忠臣”的定义，也只能存在于上下不平等的君臣关系中，而且能否行得通，最终还要看君主的意愿。《菜根谭》中有一句话：“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既然要做忠臣，就要指出君主的过失，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就顾不得“思其堪受”。在先秦那种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子思说出了真心话，鲁穆公却“不悦”，这个“不悦”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理解子思的意思而“不悦”，而是他内心里对子思的观点不认同而产生了“不悦”,因为所谓的“忠臣”，原来就是总让他面红耳赤、心里不舒坦的人，所提的意见就是“不堪受”。
在“君权神授”观念支配下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一般认为，臣子对君主尽忠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做忠臣应该是臣子的最高政治理想。但是，魏征却希望做良臣，而不要做忠臣。他举历史上的稷、契和皋陶这三个良臣和关龙逄、比干这两个忠臣的结局为例，说明良臣与忠臣的区别。李世民似乎很受听，于是赏赐魏征五百匹绢。
魏征的话，其实是反映了他对自己身家性命的忧患意识。忠臣难做，连魏征都有同感。倒不是忠臣的名声不好，而是结局不好。“流芳百世”那是死后的事情，而搞得不好时“人头落地”则是现实的惨状。魏征即使再有“大无畏”的精神，也不愿意为“虚名”而招“实祸”。只有在君臣格局下，下级对上级才会有这种发自内心的“畏惧”感。
魏征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指出忠臣与良臣之间具体差别的人，他以独特的眼光，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忠臣和良臣常常是合二为一的，忠良也常常成为忠臣的别称。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儒家所谓“君仁臣忠”思想的影响，忠臣历朝历代都是备受推崇、大书特书的典范，都是留名青史、流芳百世的英雄，因此给人的感觉也都是形象饱满、毫无瑕疵的。受着这种观念的影响，在人们的直觉中，忠臣往往也与能臣混为一谈，忠而且能似乎成了忠臣的属性。事实上，这两个角色有着很大的区别。
从标准上讲，忠臣往往侧重于道德水准，是从思想、观念以及行动上符合“天理”要求的人；而良臣往往偏重于能力，是在能力上能够治国理政的人。
从数量上讲，忠臣远远多于良臣，这是由于成为忠臣要比成为良臣容易得多，历史上许多忠臣往往只是凭几句“直言”便可造就；而良臣却并不多见，这是由于良臣非经一番磨砺而万难铸造。
从形象上讲，忠臣往往与奸臣对应；而良臣则常常对应于庸臣。
从风格上讲，忠臣重视的是做事的过程，往往宁折不弯，不计后果；良臣则务实一点，坚持原则性但往往又掺杂些灵活性，以办成事情作为行动的指向，具有鲜明的结果导向性。
从结果上讲，忠臣往往是悲剧性的，常常用生命的代价换得百世芳名；良臣的结局则难有定论，往往用自身的努力谋得天下之利，也会尽可能保全自身。
当然,忠臣与良臣虽然并不相同,但也并没有必然的界限：忠臣也可能具有良臣的能力,良臣也可以有忠臣的品质，两者一般不太好区别。魏征却从忠臣与良臣的结局不同的角度把两者区分开来了，自有他在彼时彼刻的真实感受与良苦用心，后人只能是意会而无法言传了。
郭嵩焘为什么挨骂？
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之后，就应该解决政治生活中的实际操作问题，核心是要改变前述君臣格局的三大基本特征，这才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道。理性的人总是孤独的，理性的力量却终究是强大的。想要人云亦云地毁谤一件东西十分简单，想要客观冷静地看穿一件事物却非常不易。清朝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就是这样一个理性的孤独者，他在其日记体著作《使西纪程》中，就深刻地洞见了英国的政治制度：“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他曾经观摩过英国下议院的运作，旁听过议员们对英国“兵部尚书哈尔谛”的种种辩驳诘难；进而还考察了英国的两党制度，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这就是郭嵩焘对英国民主政治运作的实地考察。郭嵩寿继续说：“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意思是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以推衍无穷。因此，郭嵩焘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三代之治”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终极思想，郭嵩焘却说“蛮夷”政体之优良非“三代”所能及，这种赞誉显然刺痛了国内“卫道士”们脆弱的神经，进而引起他们的愤怒，于是对他进行攻击和漫骂：
《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造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从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一书，直到他去世仍未能公开发行。当初清廷正式加授他为出使英国大臣，消息传开，顽固派纷纷指摘、讥讽。湖南名流王闿运送他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攻击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郭嵩焘去世后，李鸿章奏请朝廷宣付史馆为郭立传，并颁赐谥号。朝廷降旨：“郭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故不准立传赐谥。”后来，慈禧太后召见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时，曾为郭说了几句求情的话：“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拼却名声，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慈禧说：“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曾纪泽接任郭嵩焘职位，同样接受了与郭相似的攻击与辱骂。
历史上的先知先觉者，不管历史的封尘是多么的厚实，都不会永久地遮盖住他们的思想光芒，正如郭嵩焘本人的诗句所说的那样，“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流芳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任何一种政体，哪怕它再没落、再腐朽，总会有人替它“点赞”，也总会有人成为它的“卫道士”。这就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缘故。在当代社会，所谓当政者的德性，就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倾听人民的呼声，抛却任何的私利和专制思想，以“天下为公”的胸襟，带领人民实现真正当家作主的“梦想”。
(《大国之治》（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