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4甲辰龙年春节即将到来，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节来得稍晚了些，立春赶在前面，率先让咱们感受春天的美好。

可是，现实却与理想相反：秦岭淮河一带正在下雪，强度与2008年的那场南方雪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全世界最隆重的人口迁徙——春运，也迎来十多年里最复杂多变的天气，让回家过年的人们心中泛起涟漪。

同样让人感到不安的，还有疫情过后整整一年来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像当初专家说的那么容易复苏，反而不断探底，各种利好出尽，才能勉强维持基本面不垮塌。

展望2024年，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我，只希望经济能够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让我们大伙儿继续有钱可赚。

然而，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我国经济竟然出现了三个不寻常的现象。

接下来我将详尽分析这三个不寻常现象究竟是怎么出现的，以及它们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如何。

这将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人口流动速率下降，导致城镇化率放缓乃至停滞，城乡间财富转移速度也在放缓。

二、资源集约化程度下降，遏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缩小。

然而这些现象都是短期的，长期的话，无论贫富，各个地区的财富增速都会放缓。

三、底层农民务工家庭的财富呈净消耗状态，存量资源进一步输出，入不敷出的财务风险增加，比如负债率和杠杆率均有所上升。

四、经济整体结构转型和重要产业升级时期，用工供求呈现较为严重的失衡，导致劳动人口结构进一步恶化，且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和价值，出现资源错配，导致每一单位的生产力均未能充分转化为实际社会购买力的现象，由此催生出非闲置即过度开发的浪费行为。

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为何自疫情时期以来，返城务工人员的数量呈逐年减少之势？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与2015年以后社会各个部门的负债和杠杆率飙升有关。

家庭部门财富净减少、负债规模扩大，加上疫情导致各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为修复它并使往后的财务收支达到平衡状态，家庭部门成员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权衡各方因素后，认为身处大城市务工所需的生活成本上升，劳动收益已无法支撑其成本支出，出于性价比考虑，就近择业成为首选。

第二、结合宏观周期等因素，我国已步入刘易斯人口拐点、瓦格纳加速期，以及现代化发展下半场的格林尼治时间，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适龄劳动人口逐年减少。

叠加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和少子化等现象所构成的周期性问题，未来基础劳动力就业人口数量只会越来越少。

而拉长经济周期的时间段来看，疫情前的那些年正好是劳动人口处于高基数且长横盘的时期。自2022年人口首次负增长以来，劳动人口也随之步入低基数区间，反映在城市务工人数上便出现了收缩态势。

第三、与近年来宏观经济形势严峻且增长放缓有关。

三驾马车的熄火，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不足，造成行业创富能力不足，就业岗位相继消失，充分就业率下滑，反映在最底层的农民工劳动力上，导致其显性或隐性失业。

而随着各行各业都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承压，就业流动性自然出现从上到下的“碾压”式传导。

比如原本学历较高的人受聘于高薪职位，却因企业主体的降本增效而化为泡影，只能往下传导，即退而求其次，由此挤占原本应属于农民工的底端职业生态位。

农民工被迫回乡，也选择退而求其次，寻找更加底端的工作，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就业内卷、薪资增长速度放缓，但货币供应量始终维持高位的滞胀泥潭，对解决经济整体的结构性问题而言毫无益处。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经过债务扩张和最后的人口增长红利，目前我国宏观整体已步入偿还债务的长周期，收入增速将长期跑输贷款利率所产生的偿本付息增速。

一旦越过临界点，家庭部门的各项成本支出必然大于收入总量，而反映在宏观上则是居民和企业部门同时还债，导致财富持续净消耗，消费于社会市场经济交易中的份额也会下降，经济增速长期下滑，短期则有可能陷入衰退。

第二、家庭部门储蓄类数据存在结构性问题，具有信息不全面的认知偏差。

虽然看上去总量很大，但分布并不均衡，大量储蓄由头部不到两成的富裕阶层人士所贡献，或是企业主出于对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考虑，暂停迂回再生产和固定资产的投入，转而以个人名义存入银行的活期或定期账户中，剩余少量储蓄才是工薪阶层的。

所以，该数据不具有代表性，也不可当做上层决策唯一的信息来源。

第三、过往经济发展的出口导向型、内部房产和基建开发项目等货币化配置资产的模式已难以为继。

经贸全球一体化秩序的瓦解、全球制造产业供求价值链的重塑，以及国际分工合作体系的中止，则是导致过往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三大核心因素。

而过往那套模式强调我方是生产供给端，即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得益于地大物博的要素资源禀赋优势和诸多待开发领域的发展红利，形成规模庞大的生产供给、商品制造、物流运输三位于一体的产能输出能力，足以供应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物质需求，支撑起全球经贸交易市场的半边天，乃至占据更多的份额。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

随着我国进出口份额占全球主要消费需求市场的比重下滑，出口商品增量也在下降，造成国内产能出现较为严重的过剩现象。

作用于供给端，生产企业的去化周期上升，库存成本上升。

为降本增效以捱过经济寒冬，大量上下游供应链行业的经营企业纷纷选择优化职员的措施，重整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更趋于良性健康发展。

如此一来，导致居民部门的初次收入分配即劳务薪资或相关报酬占总收入的比重有所下滑。

由于家庭净财富或净储蓄还得用于日常生活的刚需支出项目，居民部门始终处于财富净消耗的不良状态中。

至于作用在需求端上，则出现企业为保障利润能够基本覆盖成本的原则，即以不做亏本买卖为经营的底线，将临期商品当做当期商品售卖等行为只会越发普遍，基于此才能降低各项成本支出带来的诸如库存积压的风险，然而这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无疑不是一件好事。

另外，长期保持月均10%左右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已经在无形之中推高社会各个商品市场基于主权货币计价的交易费用，变相使主权货币贬值，购买力也随之下降，由此使得全社会的商品销售价格上涨，这对于薪资收入增速始终跑不赢货币供应增速的广大工薪阶层人士而言，也不是一件好事。

真正有效的做法是不再遵循过往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通过新型或非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手段改善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结构，或是优化经济发展的整体供求关系。

要知道2022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为43%，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即60%，作为参考，美国为82%，印度为77%。

如何从其他方面提高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而不只是遵循旧有路径，即从劳务薪酬的初次收入分配上做加法，比如保障供应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培训等等，还得从资产收入所得和社保收入所得上做加法，以及在过往传统城市化建设型投资项目上做减法才行。

具体做法是壮大民营经济，激发市场经济、资本市场的活力，盘活国储流动性以充实社保基金，减少低效甚至无效的基建或商品房投资开发项目等等。

消费降级倒不是对老百姓影响最大的事情，充其量是经济不景气的结果，而非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全社会的投资回报率长期下行，即投资呈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无法被改变，人们称之为投资降速。

诸如降薪裁员、地摊经济火爆、淄博烧烤、“特种兵”式旅游等现象，反映在文旅数据上，虽然出行人数增多，但消费金额却在下降，主打一个性价比的旅行。

另外，随着出国旅游人数减少，奢侈品和日常消耗品、耐用品一样遭遇销量的同比下跌，反映如今的经济下行并非结构性，而是全局性问题，即从K型分化的复苏态势，转变为L型的普遍化特征。

由此可见，接下来的经济走势依旧处于探底阶段，并维持较长一段时间。

之所以花钱容易，是因为货币购买力下降、币值缩水、温和通胀，但本质上是赚钱变得越来越难，也就是赚钱效应越发减弱所致。

回想疫情前，宏观经济整体处于上行态势，各行各业来自社会部门主体的收入大于支出，所以从观感上并不会有花钱太快的概念。

可是一旦支出大于收入相当长一段时间，则存量财富净消耗有所增加，增量财富即实际收入无法覆盖刚性支出，由此产生赚钱速率持续下降甚至跌到零的现象。

导致以上现象出现的原因无非有两个：

一是收入停滞或骤然消失收入来源，即失业；

二是长期因住房或购车等大类按揭贷款，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偿还具有刚性本息支出性质的债务款项，即负债。

很不幸的是，我国宏观经济不景气反映在微观个体的深层次原因正好也是这两个。

为何说投资降速是影响老百姓最大的因素？

因为居民的二次收入分配即资产运营收益所得，以及社保收益所得即三次收入分配，实质上其社保基金也得基于资本市场的运营情况，从而决定涨跌。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投资降速？

外部的因素来自于美元加息引发全球主要资本流动所形成的潮汐效应，内部则是本土资本市场的要素流通不充分、交易机制不完善、经营主体不守则等反映市场化程度不够发达的因素，结果是随着存款利率的下降，以及货币资产间的净息差逐渐扩大，国内的投资高回报项目几乎全军覆没。

要知道我国的社会融资规模中，直接融资占比太小，导致全国各行各业陷入投资标的荒，资金无法轻易回本，造成金融资本的投入产出比严重不足，而间接融资占比又太大，通过商业银行授予信贷的方式扩张社会主体信用，导致全社会负债率攀升，银行机构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始终存在，实体经济资产杠杆率居高不下，由此造成产业资本投资严重依赖传统基建这类边际效用已经递减至零附近的项目，遂产能过剩至低效甚至无效的程度，经济整体呈结构性失衡。

真正的做法是使以上这两种主要融资模式占社会融资的比例，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春节期间，我国经济出现三个不寻常的现象：一是返城农民工数量逐渐减少；二是居民储蓄率高企的情况下，社会消费却很萎靡；三是疫情结束以后，花钱越来越快，赚钱越来越慢。

​这些不寻常的现象都跟以下原因有关：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我国的资本市场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包括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太低，而间接融资占比又太高。

​想要解决这些不寻常现象背后的根本性问题，就要从改善居民部门的三次收入分配结构中入手，切实有效地改革资本市场，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及未来的财务预期。

唯有如此，才能让这些不寻常现象对老百姓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彻底实现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大伙儿都能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过个好年！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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