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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的中国，河本大作可称得上是个名人。可是，这个“名”却不是威名，而是恶名。

众所周知的是，河本大作是日本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首谋者”。

当时，河本大作虽然在日军中官职不高，但却做了让很多日军将领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也由此拉开了日本侵占东三省的序幕。

那么，作为关东军的一个参谋，一个小小的大佐军官，河本大作怎么就敢在国内政坛反对，关东军高层没有授意的情况下对张作霖动手呢？

1903年11月末，河本大作作为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五期学生毕业了。根据资料显示，从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五期始至第25期止，在这10年间毕业的日本士官学校学生无一例外的都成为了侵华战争的主力。

1904年，河本大作加入日军第四师团，以小队长的职务参加了日俄战争，并身负两处枪伤。

1911年，河本大作考入日本陆军大学第26期。在校期间，他与多田骏、矶谷廉介、梅津美治郎、下村定一、山田乙三等一批军官组建了“大陸会”。这一批人在日后都成为了侵华战争的干将。

1919年，河本大作又加入了日本一批少壮派军人组建的“二叶会”，这批军官都是由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五期到第十八期的学生组成，其中的主要人物有矶谷廉介、多田骏、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喜多诚一、花谷正等。

同样，这一批人也在日后成为了侵华战争的干将。

由此可见，河本大作在日后能够干出炸死张作霖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从他参与的“大陸会”和“二叶会”组织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他们整天谋划的就是要侵略中国。

1928年夏天，由于北伐军连连取胜，坐镇北平的张作霖终于吃不住劲了，准备退回东三省。可这一切却与日本的策略发生了冲突。

当时，日本为了让张作霖入关参与争雄，可谓是绞尽了脑汁，用尽了各种拱火、撺掇的手段，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

其一、张作霖入关争雄，离不开日本在经济上的支持。只要张作霖向日本借款，他们就可以用经济手段来控制张作霖。

其二、张作霖入关争雄，势必要带走大量奉军，这就让日本关东军可以在奉军留下的真空地带发展势力。

可如今，张作霖要退回东北了，这势必会严重压缩关东军的生存空间。

而日本政坛的态度是，尽可能用经济手段来制约张作霖，而非采用军力手段来压服张作霖。

由于当时日本军部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政坛的压制，并未做到像日后发动侵华战争时期的强大，对日本政坛的力量还是有几分忌惮的。因此，虽然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也有想用军力解决张作霖的想法，但在自身内部远未达成共识。

为此，日本关东军在经过研究后决定，武力解决张作霖的奉军不是上策，但以军力逼迫张作霖下野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可在座的河本大作的一番话却语惊四座，他认为，只要干掉了张作霖，奉军诸将定会作鸟兽散，除此之外，再也没有能够一举解决满蒙问题的第2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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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河本大作炸死。

按照河本大作的计划，炸死张作霖后，就嫁祸给北伐军，并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发起军事行动。

可是，河本大作保密不周，计划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不仅遭到了中国民众的愤慨，连国际社会也纷纷指责日本。

当时，关于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的事情日本仅瞒住了本国民众。一直到了“二战”结束后的东京大审判，日本民众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被瞒了17年。

既然嫁祸于人没有成功，那就需要有人出来担责。

先承担责任的是日本内阁。

原因是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接受日皇询问的时候竟然两次的回答不一样。

在“皇姑屯事件”刚爆发的时候，田中义一表现的义愤填膺，在日皇面前表示，一定要严惩关东军的有关人员。可不久，当日皇第2次询问处理结果的时候，田中义一却闪烁其词起来。这是因为，他受到了来自军方的压力。

可日皇却不管那些，见田中义一两次回答前后矛盾，并隐约有为关东军开脱的迹象，顿时大怒，认为这是田中义一在耍他，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所谓是皇帝一生气，后果很严重。无奈之下，田中内阁只能全体总辞职了。

处理完了内阁，下一个就轮到河本大作了。

按照河本大作犯下的罪行，被拉出去挨枪子儿一点都不多。可一来，河本大作做了很多日本军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在军内获得了普遍的同情；二来，河本大作在日军内的伙伴很多，虽然在当时，这批人的职位都不太高，大多数都在大佐和少将，但影响力却不容忽视。这些人都在暗中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保护河本大作。

就这样，河本大作逃脱了挨枪子儿，受到了停职处分并退出了军职。

“九一八事变”后，河本大作在消停了几年之后又开始露头了。

1932年，河本大作当上了“满铁”的理事，1934年，又担任了“满洲煤矿公司”的理事长。

按照河本大作离开军界时的职务，让他担任这个职务似乎有点太高了。以日军对待因特殊原因离开军界转为地方职务的级别来看，能够担任“洲煤矿公司”理事长这个职务的，怎么也得在退役前是个中将，否则没资格。

而河本大作在离开军界的时候仅是个大佐，这在以等级森严著称的日军中是个异数。

其实，这些都是日军在补偿河本大作。因为在“皇姑屯事件”中，河本大作一个人承担了所有责任，参与该事件的日本军人仅有河本大作一人受到处罚。

1942年，当年“二叶会”中的小兄弟花谷正向河本大作发出了邀请，请他出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的社长。

这位花谷正当年在“二叶会”中属于不被重视的任务，现如今也混到驻扎在山西的1军参谋长的高位上了。

可这位花谷正个性怪异，人缘相当不好，只要是他任职的地方，无论上下级就没人不骂他。此公后来混到中将，在日本战败回国后病死。可无论是生病期间还是葬礼上，其过去的部下竟无一人去看望或者参加葬礼。

花谷正在山西实在是没人搭理，这才想到了河本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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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战败，“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被收回国有。可令人奇怪的是，河本大作竟然被留用，担任了总顾问一职。

这其中的原因有二：

其一、阎锡山想用继续利用河本大作以及日本的其他商业人员为其敛财。

其二、抗战胜利后，阎锡山留用了近万人的日军俘虏，作为其日后打内战的走狗。

留下河本大作当总顾问，既是向留用日军表明了一个不伤害他们的态度，又可以利用河本大作与日军头目的关系让日军好好为他“服务”。

1949年，太原解放，河本大作作为俘虏，被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

在审问河本大作时，他的表现异常狡猾，总是绕圈子，总是环顾左右而言他，回答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河本大作的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这种办法逃避回答实质性的问题。

不仅如此，河本大作的劣根性也在这个时期暴露无遗，不仅不正面回答问题，还屡屡撒谎。

如当审问人员询问他在1949年4月20日，太原机场还能起飞飞机的时候，他为什么不逃跑？

起初，河本大作总是在回避这个问题。逼问的急了，他就以不想回到日本去看正当着自民党干事长的岸信介的脸色。

理由是岸信介当年是他担任日本驻朝鲜武官时的部下，现在人家红火了，他却落魄了，所以不想回去。

可审问人员却认为这根本就不是真实的理由。

河本大作无奈只得道出了真情。原来，他是害怕自己回到日本，被美军关入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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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本大作虽然狡顽，但在审问人员的强大攻势面前还是低下了头，交代了一些主要罪行，并且承认，日本战败了，是他们自己挖了一个坑埋葬了自己。

为了表示认罪的态度，河本大作一次次地跪在地上磕头，为自己当年犯下的罪行忏悔、道歉和认罪，并请求中国民众的宽恕。

1955年8月25日，73岁的河本大作终于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河本大作病亡之前，与他一同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们并无一人怜悯他。不仅如此，这些战犯还利用管理所人员让他们照顾河本大作的机会，排队来骂河本大作：

“就是因为你，我们才落得这么个下场！”

这些人的意思是，正是由于河本大作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才使得日本关东军的野心无法控制，进而引发了“九一八事变”，然后就是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把大批的日本民众裹挟进了战争，以至于他们沦为了战犯。在他们看来，这一切，河本大作是始作俑者。

其实，这些看法都是片面的。

在近现代，日本欲亡我中华之心始终不死，即使没有河本大作，也会有其他“大作”跳出来。

1955年12月18日，河本大作的遗骨由被中国第十二批遣返的日本人携带回到了日本，遗骨火化后，骨灰被一分为三，分别埋藏在三地。

可是，在1965年，河本大作的家乡却在河本大作故宅旁边的一座寺庙明光寺里面给他立了一块所谓的“显彰碑”，文上记录了河本大作所谓的“功绩”。

给出的理由是，河本大作的一生作为是“报国至诚以及果断决行”的，是值得被永远记录下来的。

可在我们看来，这块所谓的“显彰碑”上记录的河本大作所谓的“功绩”，正是河本大作一生罪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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