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无数大帝国风起云涌，又在内忧外患中化为虚无。期间往往会经历某些阵痛，甚至是面临区域分类威胁，把辛苦得来的土地拱手让人。究其原因，既是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也是过度压榨地方资源的必然恶果。

相比之下，古罗马人的帝国可谓绝对异类。从公元前1世纪鼎力，到公元5世纪丧失霸权，足足维系达600个春秋。其中的大部分时间段内，都奉行着小政府理念，用最少人力威胁最大的领土面积。

起初，共和国时代的罗马人对开疆拓土持谨慎态度。因此，在意大利半岛的扩张过程中，大量使用联盟手段代替粗糙兼并。通过向屈服城邦授予部分公民权，将之转化为自己麾下的自治市。尽管会缺失一部分利益，所需承担的义务也相应较少，故而不容易遭强烈地址。如果表现较好，依然有机会拥有完整公民权，进而变成真正的罗马人。

长此以往，依附于罗马主城的自治市数量越来越多。于是，罗马人会将几个或十几个城市合并成一个大区，指派执法长官管理其司法制度。其他事物仍旧由内部精英负责，在战争中也由这些人负责招募、带领士兵作战。

半岛上的大部分城市 都被罗马融入同盟圈子

然而，古代的亚平宁半岛绝非只有拉丁人口，南方的希腊人和北方的凯尔特人同样势力众多。因此，罗马人逐步扩大自己的联盟圈子。但在缔结盟约时，只允许对方同自己建立关系，而禁止彼此间缔结相同协议。同时，这些盟友被要求放弃单独发动战争与媾和权利，并承诺派兵参加罗马人的对外战事。这种同盟制度更容易增强盟主实力，限制但不严重削弱附庸力量。原先不以远射、海战和骑马著称的罗马军队，正是依靠盟友们补充弓箭手、战舰与骑兵。

既然古罗马的联盟要求如此苛刻，为什么没有多少城邦选择反抗？那是因为罗马人懂得与地方统治阶层搞好关系，允许他们按自己的方式统治自己的地盘，还保证防止他们遭受内部革命的迫害。尽管要求缴纳一金一银，却没有过度压榨剥削。直至最后彻底翻脸，发动叛乱的诉求还是获得完整公民权，而不是要让自己独立出去。

罗马共和国本部与他的拉丁同盟们

布匿战争结束后 罗马人开始管理海外领地

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人开始大量坐拥海外领土，原始的行省制也随之孕育而生。当然，在共和国后期，他们在治理行省方面缺乏经验，闹出过很多麻烦风波。后来还是通过多次战争，将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打服，才有效地控制住广阔区域。

到帝国时期，罗马人继续发挥自己的光荣传统，尽力得当地统治阶层的忠诚。它赋予这些地方精英公民权，邀请他们一同参加管理。这种方法十分有效，除桀骜不驯的高卢、日耳曼蛮族外，绝大多数新征服的土地都没有起兵造反。相反，还有不少小国君主宁愿放弃王位，将治理权甩给罗马总督负责。正是因为赢取精英忠诚，才不必为行省管理耗费太多精力。每个行省的中央官员仅仅只有个位数，普通日常事务主要还是依靠当地人自己进行管理。

被征服地区的精英 甚至会欢欣鼓舞的迎接罗马人

由于罗马人的行政体系，许多繁琐工作全都交由当地精英完成。譬如教育、粮食、日常用水、公共建设、维护街道、建筑物、市场管理，以及需要掌握武力的城乡治安管辖。这些负责人多为乡绅富豪，为声望和地位自愿提供这些服务，经常不收取任何报酬。在某些时候还会协助中央进行征兵、维护驿站或修架桥梁工作，为罗马的财政节省了大笔开支。

当然，行省的普通人也有需要承担相应义务。虽然行省自由民不必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但必须上交贡赋，像西西里就要提供收成的十分之一交给罗马。这种程度的贡赋并不算沉重，行省人民并不会因为这个怨声载道，除非出现极为腐败比如维列斯这样的官员。

罗马人总是指望用最少钱 管理最多地方

很多时候，腐败官员会引起地方举事。例如公元前1世纪，逼反小亚细亚各城邦的职业包税人，以及后来闹出犹太人起义的无能总督。为此，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对海外领土管辖制做出微调。不让拥有大权的行省总督负责征收税赋，而是另派专门官员代为操作，以此避免军政裁判权都落到同一人手里。这也是后来越200-300年间，帝国整体上没有大规模民变突发原因之一。

同理，罗马人一直争取只使用极少数官员和资金，尽可能对更大范围实施管理。效果则是所有自治市与绝大多数行省在数百年之内都保持着忠诚。若再对比下拥有至少12万官僚的汉朝，差异性自然是相当触目惊心。除了用行政智慧来解释，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