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6日，戴笠因飞机失事死在了岱山。

戴笠一死，军统内部立刻群龙无首，相互倾轧，令当时身在军统内部的文强感到十分不满。

文强有脱离军统的想法，因此托程潜的关系到了长沙，担任了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

这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948年8月。

也就是在文强命运即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刻，他收到了时任徐州剿总副司令兼徐州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的一封邀请信，要他出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

文强几番犹豫，最终还是答应了杜聿明的邀请，就在离别之前，程潜出面劝说他：

“老弟，你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

其实结合历史背景，不难看出，程潜实际上是话里有话。

早在1948年夏，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党中央毛主席便已经决定，在对国民党当局施加军事压力的前提下，采取政治争取的措施，当时湖南省工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争取程潜，而程潜那时也饱受内外压力，意欲同中共取得联系。

说白了，程潜早就看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大厦将倾，尽管当时尚无起义准备，但内心的思想已经发生变化。

程潜在这个关键时候劝阻文强，是想在这个历史关头拉他一把，毕竟两家之前关系一直很不错（程潜和文强的父亲是老友），当年文强阴差阳错脱党，还是程潜保举他又重新回到了国民党军。

可文强没能听出程潜话里话外的意思，义无反顾的扎进了泥淖中……

文强是黄埔四期毕业，与林彪是同期，当年在黄埔时期就没少打架，1925年经周恩来介绍，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

可惜的是，1931年6月，因叛徒出卖，文强被捕入狱，越狱后到四川，受到了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的误解，本来文强想到上海，找恩师周恩来主持公道，结果不凑巧又赶上了顾顺章、向忠发等人叛变，文强因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造成了事实意义上的脱党。

在当时，类似文强这样的例子，还有侯镜如。

对于文强而言，这也算是一个永久的遗憾了。

文强1948年脱离军统，程潜是出了大力气的，当时文强已经预感到，戴笠死后，军统一分为三，无论投靠哪一派，自己都难免杀身之祸，于是就求助了父辈儿的程潜，程潜给军统的毛人凤、唐纵都写了信，两人看在程颂公的面子上，这才放了文强。

临别时，毛人凤还假惺惺的对文强说：

“你要离开？我们这里分成三块了，还不晓得鹿死谁手。你也不参加到这里头来占一份？你这个人很难得，很自爱，我们不像你，你的面宽。你到哪里去都有人欢迎你。我们是跟戴笠起来的，靠着他，他又死了，没路走啊。“

程潜对这位故人之子一直很关照，甚至还想单独拉出一个军来，让文强当军长。

可在收到杜聿明的信以后，文强还是义无反顾的走了，程潜拉都拉不住：

“你这次去了，要小心当俘虏啊！”

文强没听出程潜话里的意思，就这么一溜烟跑到了徐州。

时隔多年以后，文强对自己离开程潜一事感到万分后悔：

“到了程老前辈旗下，我以为我走脱了，结果可能是命运注定，还是走不脱。”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领导了长沙起义，成为了共和国的功臣，而文强那时已成为阶下囚。

文强与杜聿明，其实本无深厚的交情，虽然都是黄埔同学，但两人不同期，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文强在军统东北办事处时，才与杜聿明有了接触，在文强看来，杜聿明简直就是国民党将领之中的“清流”。

杜聿明虽然也有一些手段，但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个纯粹的军人，说话也很坦荡，特别是听说文强也是黄埔毕业后，杜聿明同他亲近了不少，有感于杜聿明的为人，文强才到的徐州。

只是一到徐州，文强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

杜聿明是1948年11月10日回的徐州，当时的徐州整体局势已经糜烂不堪，尽管杜聿明仍提出了不少解决办法，但却没一个能奏效。1948年12月3日，杜聿明按照计划从徐州撤出，向永城方向撤退，结果被老蒋一封信，又掉转头去救黄维，结果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在陈官庄。

那段凄风苦雨的日子，文强一直到晚年还记忆深刻。

1948年12月20日至23日，文强在日记中写道：

“大雨如注，北风加紧，余仰望天空，欲哭无泪。空投既不可能，而大军多有三四日未食者，骡马杀戮一空，民粮搜刮殆尽，连草根树皮亦不可得。每遇各军将领，莫不摇头无语，意志沮丧。我军已临不战自溃之严重关头。天候如此，军心如此，诚不知将如何渡此难关耳。天候放晴，空投凡六十余架次，空投场饥军抢粮，怒不畏法，故秩序大乱，将成无政府之状。此种怪现象，乃于被围困时始能见之。”

当时，空投的粮食、弹药等补给都是由文强负责的，不过也许是因为包围圈太小，几次空投下来的补给都到了解放军阵地上，文强每天收到的空投补给，大约只占全部数量的三分之一。

文强报告给杜聿明：

“是不是空投司令有什么问题？”

杜聿明摇头：

“这个空投司令在滇缅路还跟我去打日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在等空投的那段日子，文强每天都跑去看天气，还安慰自己是天气原因，一直到后来被俘以后，这个空投司令穿着一身解放军的军服走进来看他们，俩人这才恍然大悟。

1959年12月，杜聿明获首批特赦，还特意拉着文强的手感谢：

“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杜聿明口中提到的这件往事，还是当年淮海战役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儿。

1948年12月，杜聿明率领大军从徐州仓皇撤离，行至安徽、河南的交界处孟集时，指挥部二处处长跑过来专门报告文强：

“孟集后面有一座小山，小山上面有个宝塔，发现宝塔里面有火光，恐怕那里埋伏有解放军，咱们该怎么办？”

有意思的是，当时国民党军中，各个部队指挥部的二处都是由军统特务构成的，尽管文强当时已经脱离了军统，但这帮军统特务对文强这位前辈，基本上还是充满了尊重。

文强那时正为大军撤离一事忧心忡忡，耳闻手下来报这样一件小事儿，气就不打一处来：

“你身为处长，这种简单的小事也来请示我？你派个特务连去看看不就行了？”

具体的过程文强没过问，他只记得这个处长后来调了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了这个塔，一通狂轰滥炸，从里面逮了七个武工队的游击队员。

眼见计划失败，这七名武工队员毫不畏惧，当着所有人的面坦承：

“我们知道你们要在这里宿营，所以准备晚上把你们都干掉！”

对于败逃中的国民党军，这件事情可谓不小，毕竟都被游击队渗透到指挥部的后山上来了，这还了得，但这件事情一开始并没有惊动杜聿明。

一直到当天晚上，情况发生了变化。

原来就在半夜的时候，几个电话兵在军营查线，彼此联系都是互相喊叫“来了，来了”，偏巧白天发现武工队员一事，让哨兵整个神经都绷得很紧，一听有人喊来了，还以为是解放军打过来了，立马就开枪示警，仓皇之间却把自家的坦克兵、辎重兵打死了不少。

当时国民党军负责警戒的特务连连长杜宝惠，此人是杜聿明侄孙儿，惊慌失措之下，也指挥部队开了火，看到人影窜动就开枪，还几次打电话给邱清泉，要他火速派兵增援。

就这么吵吵嚷嚷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才发现，原来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杜聿明一个晚上没睡好觉，白天就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气得不打一处来，对自己侄孙儿他没好下手，却打听到抓了七个武工队队员，于是挥了挥手下了令：

“把这几个人都拉出去毙了。”

军法处长以及二处处长听到这个消息，自然要向文强报告，不料文强一听说，坚决反对杜聿明的做法：

“你们糊里糊涂的，判断不对呀如果他们要炸掉我们的指挥部，这个罪就大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得手，法律上叫做‘犯罪未遂’，就是有罪，也要减刑，不能杀，要杀也只能杀为首的一个，把那七个人都杀掉？哪有这样的法律啊？”

就这样，在文强掩护下，七个武工队员逃出生天，当时他们几个人被俘以后，文强一直好吃好喝招待他们，当时军法处长天天催促他们要执行刑罚，二处处长与文强商量后，故意给邱清泉部队的人安排了任务，将这七个人派了出去，等于说就悄无声息的把她们给放了。

杜聿明被俘以后，在功德林接受改造学习，到1959年特赦时，罪名上有两项没说情，一条是淮海战役时放毒气，还有一条就是杀害了七名武工队队员。

关键时候是文强站出来，替杜聿明说明了实情，放毒气一事实际上放的是辣椒水，而关于那七名武工队员的事儿，文强也是到此时才交待给杜聿明：

“今天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告诉你，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已经过了十年了，如果这七个人还在，恐怕都升官了。“

特赦审查组后来按照文强的说辞，还真的找到了这七个人，两下一印证，罪名也就无从谈起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强对杜聿明算是有救命之恩也不为过。

淮海战役结束后，杜聿明、文强先后被俘，一开始是被关在一起的，只是彼此不知道实情。

1949年9月，文强被关在济南城中一个解放军图书馆里，一个警卫战士告诉他：

“你们的头头今日坐吉普车到团部，与起义将领陈明仁、李明灏两将军去见面，是毛主席批准的。你是他的参谋长，所以我告知你。”

文强这才知道，杜聿明是和他关在一起的。

杜聿明最初被俘以后，态度上一开始很不配合，而且身患多种结核病，大有一死了之的想法。

1954年夏，文强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见到了杜聿明，大集中三天后，两人在院子里放风，当时杜聿明静静地望着文强，文强知道，他这是有话要说，于是主动上前打了个招呼：

“老哥的身体能熬到今天实属不易。”

杜聿明则是冷笑着回答了一句：

“你问我的健康吗？是活一天算一天。我所想到的是一个死字，只有一死才能报答校长培植的大恩。我被俘后抱大石猛击头颅不死，肾脏炎、脊髓炎重病当死不死，留此残生何益。”

不过，就连文强也没有想到，杜聿明后来思想转变会这么快。

又隔了一天，杜聿明找到文强，又对他说：

“我很奇怪，陈子良（陈明仁将军的别号）这位铁牛一般的硬骨头汉子……我之感到奇怪的地方，是深知他对校长之忠、反共之坚，在黄埔学生中是首屈一指的战将，为何会在长沙起义投降？难道他的起义投降是假的吗？”

文强听杜聿明聊起陈明仁，又想起程潜在他临走时说得那番话，也颇为感慨：

“我看陈子良的起义没有半点假，从报纸报道中的情况来看，他必定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起义的。老哥！你将长沙和平起义的这件大事，只奇怪到子良一人的身上，而没有奇怪到比子良更重要的元老程潜先生的名下呢？这位元老在长沙临起义时还在说，‘我的骨头烧成灰，始终都是不变的国民党党员。生是国民党的人，死是国民党的鬼’。像这么顽石一般的元老都点头了，倡导和平起义了，这其中必有大道理在，值得你我深思反省呀！”

两人一番对话下来，杜聿明竟是连连点头。

从这天以后，杜聿明的思想便一日千里的变化着，就连文强也感到惊奇。

尽管文强从思想上，也曾有过反思，但他毕竟不如杜聿明，有些时候他也不免有些奇怪，他自认为已经改造的足够好，却始终没有被列入特赦名单，就连沈醉也于1960年被特赦，难道自己还不如这个手上血债累累的人？

更让文强气愤的是，一次他在看《文史资料选辑》时，看到了里面自己一篇文章《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局面》，上面的署名竟然是文彬。

文强立马把杜聿明叫来，当着他的面痛骂了一顿，还把他手中的资料摔在一边：

“谁让你这么写的？”

杜聿明被骂的一头雾水，他回到家后，拿着文强甩给他的《文史资料选辑》看了一遍，里面有他写的一篇《淮海战役始末》的文章，杜聿明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说这篇文章上，立场还是比较公允的，只是公正客观的谈了自己的看法，那么文强到底是为什么要生气呢？

杜聿明第二次去找文强，文强的态度就缓和的多，但仍然是一副气不打一处来的模样。

“光亭兄，我向你打听一个人？”

文强一句话，杜聿明很明显愣了一下，但他还是问道：

“什么人？”

“文彬。”

文强气呼呼的说：

“就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

杜聿明这下更不理解：

“文彬？这是什么人？副参谋长就是你念观老弟（文强字念观）啊。”

文强气得把手上的《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一下子摔在桌子上，怒气冲冲的说：

“你自己好好看看，我写的一篇《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局面》，编辑部倒是收录了，可是把我的署名改成文彬。我听说，他们也征求了你的意见，你也同意这么办？”

一听文强如此说，杜聿明立刻便明白了三分，盖因当时文强还没有特赦，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心会有什么影响，因此在刊载这篇文章时，刻意改了文强的名字，杜聿明对此事也是了解过的。

杜聿明跟文强解释了原因，但文强并不能理解，反而更加生气：

“光亭兄，请你转达我对编辑部的一句话，那这不是资料，这是笑料。有人要给我改名换姓，这都无所谓，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但文史，文史，这是历史呀！这是关系到千秋万代、子子孙孙的事情。”

显然，文强多年未获特赦，心里本来就有怨气，加上这次自己的文章被迫改名，而杜聿明的文章却能正常出版，心里的不痛快油然而生。自己就是写了篇文章，难道就因为自己过去，连名字也不配拥有了？

不过，这件事情，杜聿明显然没有多少话语权。

事后杜聿明将文强的话转告给了《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并提出两点意见：

“第一，原则上不采用来自功德林的材料，第二，如果需要采用，须署作者真实姓名，并且征得作者的同意。”

文强之所以是在1975年3月最后一批被特赦，很大程度上和他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因为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认为自己有错，他所有的选择都是迫不得已，一直到获释多年以后，他才真正理解了党和国家对他的宽容。

杜聿明和文强晚年始终致力于国家统一事业，无疑是让人钦佩的一点。

1981年4月，杜聿明旧疾复发，住在医院，眼看已到了弥留之际，文强不顾年迈去探望，杜聿明还拉着他的手说了好一会儿话，叮嘱他不要忘记祖国统一大业。

2001年10月22日，文强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