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开春，泾口区队指导员孙琳带着区民兵小队在西岗乡一带巡逻，当时地气还未回暖，清晨的雾气当中逸散着一层凛凛的寒意。

孙琳与几名队员正走着，突然有人指着路边喊道：

“指导员，你快看，这草窝里面是个啥？”

几人凑上前去，只见草窝里面蜷缩着一个人，看样子不过十五六岁的模样，穿着破破烂烂，头上还盖着一顶烂了洞的破毡帽，正蜷缩着身子睡觉。

“这天气，睡在外面，怕是要冻坏了。”孙琳走上前，推了推这个年轻人，对方被推醒后，一脸茫然地看着众人，冻得有些泛紫的嘴唇，上下翕合了几下，却最终没有吭声。

“你是哪儿的人，怎么在这外面睡觉？”孙琳蹲下身子，看着眼前年轻人淡薄的身子，和声问道。

“长官，”那人看孙琳他们挎着枪，十分惧怕，赶紧站起身，未答先落泪：“我是八里沟的，叫于小勇，我父母都被日本人给杀死了。我跟日本人那是血海深仇，我出来就是为了找新四军，准备参军打鬼子去，但没有关系，总是找不到，昨天没地儿睡，就钻这草窝里对付一宿了。”

孙琳一听，眼前这青年，身世十分可怜，也确实有强烈的革命斗志，是个可以吸收的好苗子，区队此时正是用人之际，既然碰到了合适的人，自然不能错过。

当天，孙琳便收下了这个于小勇，将他带回了区队。这个于小勇来到区队中之后，干事非常积极，革命热情很高，做事儿也很机灵。

区中队长王嘉树见这个小于年龄虽然不大，但为人活泼机灵，是个干事儿的能手，随后就把他要到区中队，给自己当通信员。

当时的孙琳和王嘉树都以为，收到了一个不错的好青年，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个聪明、勇敢、机敏、活泼的小于，竟会是敌人精心谋划，打入我方内部的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日本特务。

当时，王嘉树等人在中共淮安县委、泾口区委的领导之下，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发展抗日武装，打击土匪势力，瓦解、分化地方日伪军，并在各乡各村施行“二五”减租、“四六”分收等工作，为区委进步一扎根淮安、开辟工作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而与此同时，随着王嘉树等人的工作不断开展，地方的日伪军们开始逐渐不安起来，经过几次突袭、围剿，区队规模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在不断扩大，万般无奈之下，敌人们便想到了一条毒计：

向区队这边，秘密派遣特务，同时想方设法收买我方意志不坚人员，使之成为潜伏在我方内部内奸。

于小勇便是敌人策划中的一枚棋子。

自从于小勇当上了王嘉树的通信员，他不仅随时随地可以接触到我方的领导干部，还能与下属各民兵分队联系，而此时，区队各分队内，也陆续混入了奸细、特务，这些人在于小勇的带领之下，将情报汇总给他，然后由于小勇发送、报告给车桥据点的日伪军处。

随着敌人掌握我方情报越来越多，对方开始逐步策划对我方进行突袭、包抄、围剿行动，而就在敌人展开行动的前一天，我方打入敌方的情报站收到了内线的一封十万火急的情报。

情报的内容很简单，寥寥数字，却让当时的情报站站长金谷风同志看得心惊胆战——我们队伍之内混进了敌特、奸细，请尽快清查、肃清。

金谷风收到情报之后，当夜便将情报传回了区队之中，随后，王嘉树便着人开始秘密调查，希望能够尽快清查出这些潜伏在我方队伍当中的毒蛇虫豸。

“当时，情报虽然送出去了，但还是太晚了。”后来，金谷风回忆起这件往事之时，依然难掩失落、懊悔的神情。

当时，清查工作虽然已经布置下去了，但敌人的行动却提前了。9月16日，晚，王嘉树率领区队与民兵在屋舍一带活动，傍晚来到了西岗村（现博里镇西岗村西北的小村三道二舍）过夜，几人分别住在了几家农户家中。

半夜里，内奸张兆荣趁着夜深人静之时，悄悄溜出村子，跑到了夏庄据点，将王嘉树等人的行踪，告知了据点内的日伪军。

下半夜之时，据点内的日伪军倾巢而出，随后包围了整个西岗村，陡逢突变，区队队员们纷纷撤出屋子，来到荒地、沟坡之处躲避、隐藏，当时的王嘉树躲在所住农户后面的庄沟内，手拿短枪时刻准备着与敌人战斗、拼杀。

当时，叛徒张兆荣跟在于小勇的身后，来到了王嘉树的歇息农户家中，一看人不在，便猜到对方没有走远，后来便在房子后面轻声招呼王嘉树出来。

不明就里的王嘉树，还以为是敌人已经走了，便跳出来见自己的同志们，然而，下一刻，这帮人便像毒蛇一般，跳将过来，擒拿王嘉树。

慌乱之际，反应过来的王嘉树抬枪冲着这些叛徒们开火，然而下一刻，他的心便跌入了谷底。

枪打不响了，子弹各个都是臭弹，原来，正是这个于小勇，趁着跟随王嘉树之际，将对方的子弹内的火药偷偷倒掉，然后换成了土沙子，以至于关键时刻，王嘉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奔扑上来，自己却只有挥着手枪去砸、去拼杀。

一阵凌乱的枪声响过，王嘉树倒在了血泊当中......

“当天，除了王队长牺牲了之外，一位女同志和几个民兵也都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而一些被叛徒蛊惑的民兵们，则纷纷坐在路边，等待着敌人的收编。同志们辛辛苦苦经营的数百人民兵队伍，一夜之间，悉数溃散，从西岗乡到淮安县，乃至整个盐阜地区，全都沦为了敌占区。”多少年后，孙琳再次谈及这件往事，依然痛苦不堪，“我这辈子，干得最错的事儿，就是当初收下了于小勇，如果不是他，王队长说不定不会牺牲！这件事真是让我悔之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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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淮安文史资料》，孙琳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