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易手到周恩来在陕北公开祝捷
自离开同官起，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和我一直穿普通士兵灰布棉军服。3月24日凌晨，胡宗南由我及一卫士陪同，乘吉普车北驶，近午到延安。这是他和我都久已向往的地方。“前进指挥所”先期到达，为他安排的行辕是延安最好的房子—边区交际处。他嫌不隐蔽，选定在边区银行窑洞居住、办公。我在这里住了不足两月，经历了以下的轶闻要事:
一、胡宗南到延安当天，薛敏泉报告，最大的问题是敌情不明和补给困难。胡宗南命他转令各部队加强搜索，节约粮食，抓紧向陕西省政府催粮。
负责侦测无线电台的分队长报告，攻占延安后，未再发现陕北有固定大型电台信号，有时捕捉到小电台的征象，但迅即消失，飘忽不定，难以判定共军指挥部所在。胡宗南命他继续努力，尽快找到目标，找到后重赏。
王超凡报告接待中外记者准备工作情况。他说:为显示众多共军被击毙，已造了一些假坟，立了一些真碑。但被俘共军人数少，包括伤兵只有几十个人，他们思想顽固。为此已商城防部队整二十七师选调几百名官兵，穿杂色服装，冒充共军俘虏，经几天训练，可应付记者提问。他说:不安排记者接触老百姓，因为留下来的大都是妇孺老弱，态度敌对，居处分散，一不小心就碰上地雷，有时会碰上打冷枪。幸好有几个共干投诚，官最大、最积极的是边区保安处科长韩庆恩，让这几个共干向记者现身说法，效果会好。胡宗南说:不要忘了国民革命和北伐经验，一定要唤起民众，化敌对为亲善，不只是为了接待记者，丢掉民众就打不了胜仗，连向导也找不到。要千方百计争取几个“劳动英雄”“参议员”“妇女代表”合作。由他们做榜样，一般民众会跟着来。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已以胡先生的名义发表告陕北民众书，颁布施政纲领，如果不能马上做到，也不要违背基本精神，至少要做到不扰民。胡宗南命王超凡转令各部队政工人员维护革命军队声誉，严格检查军风纪，对违纪的要处罚，严重的要枪毙。他又说，接待记者工作要做好，他不赞成弄虚作假，但为了革命，不得已而为之。凡事要有重点，作假也要有重点。他要王超凡选两个人装成被俘的共军团长，选一个人装成旅长，要装得像，这是重点，先做好准备，他将亲自查问。
二、3月25日晨，胡宗南要我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他看得很细。他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他命知情者保密，不外传，不上报。
胡宗南依然每天阅看新华社播发的有关消息，收听已由延安广播电台改名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他相继听到、看到:“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公布陕甘宁兵团首次捷报。我陕甘宁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七十里之青化贬附近歼灭胡宗南军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旅部及其一个整团，共四千余人。总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歼灭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两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自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第三是敌我伤亡二十比一。综合以上三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六天。”
地点、番号、人数完全正确。事已如此，胡宗南授权裴昌会、薛敏泉:报不报，怎么报，报给谁，由他们酌定，他不过问。
三、南京来电，中外记者团55人，代表国内外报馆通讯社39家，由沈昌焕带队，定于4月4日坐飞机到延安。接电前，胡宗南已让他任命的肤施县(即延安)县长做了手脚;接电后，胡宗南立刻偕我对王超凡负责的接待准备工作进行重点检查，查问冒充的被俘共军旅长。王超凡用了心思，选一个在“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过训练、会演戏的湖南人扮演。这人一见胡宗南，立正、敬礼、弯腰。胡宗南问其姓名职务，他按王超凡的编造一一回答。问了几句，胡宗南不耐烦，把王超凡带到边区银行，批评他不懂革命，说他选的这人像绵羊，满口国民党腔调，一问就露出马脚，根本不像共产党，更不像共产党的旅长。共产党的旅长态度应该强硬，讲话要骂娘。王超凡很委屈，说胡先生早有指示，不要骂娘。胡宗南说:“不是要他骂他们，是要他骂我们，骂得越凶才越像，越往上骂才越像。”胡宗南说王超凡不在行，要我去导演。
我把王超凡领到我住的窑洞，对他说，胡先生指示的关键是，越往上骂才越像，他不好说透，意思就是骂国民党，骂总裁。要我导演，有个条件，此事你知，我知，那个“旅长”知，传出去对胡先生不利，对革命不利。你同意，我才干。他说:行，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和王超凡找到那个“旅长”，告诉他，胡先生对你的表现不满意，你在西安一定听过胡先生的精神讲话，“被俘不屈”，“宁死不投降”。你演过戏，要合乎共军旅长的身份，态度要强硬，姓名、职务不要自己讲，不要有问必答，要用共产党的语气，把总裁叫作蒋介石，骂蒋介石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他说，他不敢。王超凡让他听话，现在就按旅长标准开伙食，做得好，升他的官，但若说出是谁布置的，就砍他的头。我又交代几句，让他装上胡子，并要王超凡安排他在一间较暗的屋子里见记者。
读者看到这里，也许认为是我虚构，那就请你往下看，下面是《中央日报》记者龚迭舞在延安采访的两段报道:“屋子里住的是中共一个旅的副司令员，胖胖的，腮下黑黑的，是二十天来没有‘清算’过的胡子。他不愿讲话。讲起话来却是一大堆硬派的名词:‘斗争’‘消灭国民党军’‘你们阵地战，我们就运动战’，‘你打进我们延安，我们也可以打下你们西安’。当记者向他透露瓦窑堡已被国军克服的消息时，仍是摇头喷鼻，表示不相信这是事实。”
“当肤施县政府命今一大群孩子给记者们表演秧歌舞时，‘反动派’‘卖国诚，‘顽固’‘封建’，依然在孩子们的口里震天地响着，‘他们可知道他们在唱些什么?’记者不由得掉出了一颗同情的泪水。”
在此声明，后一段所述的一幕不是我事先布置的，也没有任何人事先布置过。
四、中外记者团路经西安时，胡宗南命留守西安的盛文陪同到延安，盛文带来蒋介石颁给“解放”延安有功将领的勋章，胡宗南获二等大缓云靡勋章，裴昌会、盛文、薛敏泉、董钊、刘戮及有功师、旅、团长分获三、四等云摩勋章或一、二、三等干城勋章。胡宗南命盛文主持，在延安机场举行阅兵典礼，在边区政府礼堂讲述占领延安作战经过，并答记者问。胡宗南本人只接见了沈昌焕和《大公报》记者周榆瑞。(胡宗南一向不大见记者，但对《大公报》例外。)
4月14日，热闹气氛未散，胡部整一三五旅在羊马河被歼，代旅长被俘。幸亏新华社留情，在中外记者团离开延安后才发出消息。
“[新华社陕北前线17日急电]西北人民解放军集中主力一部，于14日自晨10时至下午6时，经8小时激烈战斗，将蒋胡军十五师一三五旅全部6000余人歼灭于瓦窑堡南20里之羊马河，生俘代旅长麦宗禹……”
胡宗南对这条他已知道的消息不甚重视，他重视的是同一天播发的新华社题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的社论。社论说:“一三五旅的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胡军每次进攻，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三四十里的方阵，只走山顶，不走大路，天天行军，夜夜露营，每日前进二三十里。据俘虏讲:这是国防部指导的新战术。”
“又据俘虏讲:胡宗南又新发明了所谓‘钻隙战术’，遇到我军，绕道而过，以求迅速。这实际上就是不打仗只走路的战术。”“胡军所集中的兵力，像盲人一样，只能到处扑空，白天武装大游行，晚上几万人集中大露营”;“由于粮食缺乏，将士疲劳，减员异常巨大。据俘虏供:胡军每天只吃一顿稀饭一顿干饭。”“在陕甘宁边区军民方面，情况就完全相反。游击战争很快发展，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很快提高，军民团结很快加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法很快被领会，因而愈战愈强。”
社论说，“一三五旅的全部歼灭”是“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因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可以预计，4月开始后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料，敌人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我心里感谢胡宗南，他使周恩来“下的闲棋，布的冷子”逐步由闲变忙，由冷变热，使我有幸参加“如此出人意料”的“历史事变”。这篇社论提到胡宗南的“新战术”，正是3月10日晚洛川军事会议上薛敏泉、汪承钊布置的战术，不过那是“据俘虏讲”，牵扯不到我的头上。但这更加使我相信，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潘裕然、王石坚都各尽其责，我可继续通过这一渠道搞名堂。
五、经过两次惨败，盛文建议放弃延安。胡宗南认为这一步走得太远，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蒋介石不会同意。经反复商量，胡宗南筹划了一个方案，借口陕北地形复杂，部队不易展开，又不能就地取粮，后方补给艰难，而共军时聚时散，不知其主力所在，难以导其围歼，为此准备仿效李鸿章“剿捻”办法，以主力守延安，将宁、青二马兵力推进至陇东要地，北依邓宝珊在榆林的据点，东以黄河为障，迫共军就范。
胡宗南想在5月初去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这一方案。
这时已是4月底，筱华此前已到西安，住王石坚家里。考虑到王石坚的具体情况，我仍通过潘裕然转信给他，告以胡宗南企图不再分兵出击，而想龟缩延安，并简告当前胡军动向。
六、胡宗南未及去南京，5月4日，他的整一六七旅又在蟠龙镇被歼，旅长李昆岗被俘。
5月8日，新华社播发题为《评蟠龙胡军被歼》社论。社论很长，这里只引其中的一段顺口溜:“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下蟠龙去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5月12日，新华社又发表题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的社评，内称:“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王牌，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老虎背。”
“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劣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且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这篇社评是周恩来改写的。而留在陕北的新华社人员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
七、5月14日晚，军事谍报头目刘庆曾派人送来一份特急件。这是一份情报，送急件的人说，5月14日，周恩来在真武洞公开露面。出席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青化贬、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我打电话问刘庆曾:这是真的吗?他说:千真万确。
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胡宗南，他反而比我平静，没有提问题，没有谈意见，一声不响，只是两只眼睛好像失去了光彩。
随后，陕北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播发了这一消息，说祝捷大会在距延安数十公里处举行，未提具体地点。胡宗南不再听陕北电台的广播，不再看新华社播发的新闻。他好几天不大说话，老是一个人把手揣在裤袋里，在边区银行窑洞前的小院里踱来踱去。毛泽东、周恩来近在咫尺，他“龟缩延安只守不攻”的方案泡汤了。
5月20日，胡宗南对我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
行前我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来同我握一下，什么也没说。
胡宗南垮了，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把他推上老虎背，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军事进攻打垮了他的兵，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政治进攻打垮了他的心。此后，我再未见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