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上海马克谛耶女子学校学生在理查森堂前合影（图文无关）。资料图
新年庆祝活动结束后，我跟着齐家人一起到达上海，我的家人已经安顿在一栋舒适的西式公寓。它位于一条宽敞的现代巷子里，夹在拉法叶大道和乔夫大道之间，曾经的常熟区林森中路1273弄15号。那座房子的结构与我在歌乐山花海盛开的八块田十三号坡上心爱的黑色小土屋完全不同，大很多，并且被混凝土包裹得紧紧的。光亮的深蓝色搪瓷、白色的金属牌匾上写着“15号”，下面有一个电铃。进入了稍暗的大门后，必须迈上两级低台阶，才能来到正前方的客厅门，而右侧则是通往卧室套房的另一扇门，那里是妹妹小玉和我睡觉以及浴室所在的地方。我的床靠在右侧的墙上，正好在那扇长方形的小窗户下，窗外是相对宽阔的巷子，正对面是一栋和我们家相似的房子，后院里也有一棵同样的大树，树叶茂盛，但都无法攀爬。从那扇床边的小窗户，我也能看到对面俄罗斯人家楼上的窗户，有时还能听到他们的争吵，偶尔会把一些东西从楼上扔出去，掉在下面的混凝土人行道上，发出尖锐的撞击声，威胁到夜间路过的行人。客厅左侧是父母的套房，正前方是一扇双法式门，通向覆盖的阳台，阳台通往我们的小方形花园，花园里也有一棵大树，树上没有低枝，根本无法攀爬，更不用说在上面发呆或睡觉了。我发现，在那个城市化的户外环境中，另一边的金属秋千也很少被使用。这完全是一个由人类设计、大人控制的时空，在那个小小的绿色方块里，所做的一切都能被楼上的邻居和对面巷子里的邻居看到……
尽管上海的房子比我们在歌乐山的要优雅得多，设施也更齐全，但在那里，我感到被困住了，无法动弹，从窗户望出去，看到的几乎全是混凝土和人造物品，再无法感受自然的雪景，那里也没有树木，没有动物或鸟类，只有硬物撞击混凝土地面的刺耳的声音。
父母试图让我把初一的第二学期转入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学院在上海办的马克谛耶女子学校（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由于我完全不会英语，几乎不可能上学。我不得不在混凝土小巷的公寓里待了一整个学期，跟着家教学习英语，阅读了一本有趣的书——《海蒂》，那个来自山区的小女孩儿和我一样，无法忍受城市的生活。 我妹妹小玉却高高兴兴地去了附近的一所小学，那里的课程不要求会英语。不久之后，她和一个有两只大耳朵、名叫李家同的小男孩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李家同每天都会来接她一起走去学校。
每年暑假期间，母亲就带着我们去了庐山的牯岭——那正是她和爸爸在战争前每年夏天都会去的地方。回到山上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里的树木会说话，天空在云中歌唱，云朵常常降临山顶，将我们包裹在天堂之中。这是一个令心灵非常愉快的地方，漫长的步行和美丽的小山脉，可以远远地眺望深谷中的其他山脉。牯岭于是变成了我心灵的庇护所，在那个平静的地方，灵魂的家园，我感受到了自己，成为了自己，并且找回了作为人的存在感。
1934年夏天，徐小虎与父母在庐山牯岭。资料图
1946年秋天，我再次以寄宿生的身份进入马克谛耶女子学校，重新回到初中一年级，没有带任何来自亲爱的沙坪坝南开中学的成绩单。这所拥有西洋史背景的中学，并不热衷体育或戏剧，不关注国家，学生们也不讨论政府决策的利弊，或持续困扰我们这片饱受磨难的古老土地的贫困状态。她们根本不关心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当时的同学关心的只有指甲、尼龙长袜、烫头发，看电影或者逛街买新时髦货。我对这样物质主义的环境感到非常反感，于是拒绝跟本地人学习说上海方言，反而大声用带有重庆口音的四川话交流。
因此，我认识了从前歌乐山救命恩人端木恺伯伯比我大一岁的女儿端木仪民，由于我们在战争期间都缺乏英语学习，到了马克谛耶女校都退回初中一年级就读。 她和我一起大声说着四川方言，指着那些高贵的女孩子们说：
你们父亲都是汉奸，都曾为日本人做事，他们一一都会被枪毙的。
就这样，我们骄傲地将自己与那些在日本统治下度过童年的上海女孩儿们隔离开来。
我们那调皮自豪又无知的行为伤害了那些只会说上海话的同学——二战期间，她们和家人被迫在日本人的管制下谋生，当时的确有很多富商家族以汉奸的身份被枪毙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我们对她们应该抱着一颗宽大怜悯的爱心，而不是讥笑。我们当时的行为就像我在歌乐山被同学追打、扔石头，被骂洋婆子一样，这导致寒假之前，全校都以四川方言交流。我当时多么残酷啊！甚至毫不知情，只想着自己多么爱国，纯洁无瑕，勇敢地经历了艰辛，都是那些光鲜的城市女孩儿们从未体会过的。事实上，那些可怜的上海同学们从未体验过在无序的山脉中奔跑的那种无尽的快乐，那里树木和花朵肆意生长、绽放，不受任何预设或束缚。她们也从未意识到自己对国家的重要性，或要肩负如何帮助全国人民变得强大和摆脱恐惧的责任。
周末回家时，在餐桌上，我一直批评那所高档中学的一切，抱怨城市生活的虚假，直到有一天妈妈突然打断我说：小虎，这是个命令，如果你没有什么愉快的事情要说，那就请保持安静。明白了吗？
接下来四五个周末在家里用餐时，我发现自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慢慢地，有一天我终于突然意识到，我正在变成一个奇怪的人，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愉快的事情可以与家人分享的怪人。我在家中感到极度不满的部分原因是发现我那可爱的小妹妹邀请了街头流浪孩子进入家里，坐在我的床上，成为她的学生。她教他们识字、阅读学校的课本。那些脏得要命的、不擦鼻涕的街头顽童在我床上念书！！那时中国还没有强迫所有公民必须读完小学。那些穿着肮脏衣服的小家伙，手上沾满污垢，毫不在意地走进我们家，坐在我的床上，享受着我妹妹给予他们的安静而温暖的指导。她热爱当老师，她的教师生涯可以说始于那年——1946她九岁那年，地点就在我们位于上海的卧室里。后来，她确实成为了一位特别杰出的四年级老师，有创意地教出了好几倍的学生们。在她指导之下，他们演出她编的戏剧，弹乐器，唱歌，写诗等，一代一代的四年级生，都深刻地受到小玉的影响。这份老师的工作她的确做得非常成功。至于我床上的那些肮脏孩子的可怕景象，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没有把他们赶走，也没敢问她，以免被指责为不讨人喜欢、一直抱怨的“嘴巴”。所以，我默默地忍受了小玉这个“新事业”最初阶段从种子到发芽的过程。
周日晚上回到学校，我感到自己的掌控感在增强，开始观察马克谛耶女孩们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细节。初中部的女孩们似乎习惯于寻找一位高年级的学姐来崇拜，并把她作为榜样和导师。我们会走到自己选择的那个学姐面前，把手放在她们的手中，以示我们希望与她们建立姐妹情谊，向她们学习，像她们一样行事，和她们一起在校园里走动，作为一对姐妹，供大家瞩目。这被称为“爱上”了年长的学姐。
渐渐地，我成功地“爱上”了一位年长的学姐，她大部分时间独自一人练习钢琴，而且弹得非常美妙。我立刻请求跟她一样上钢琴课，这个请求不知怎么得到了批准，我被安排到一个特定时间上钢琴课，并配了一个钢琴房可以每天练习几个小时，这件事让我无比高兴。我拼命练习，把心血倾注在音乐上，取得了稳定的进步，就像我在南开时投入跑步一样。渐渐地，我告诉父母我在学钢琴，并且已经进步到可以弹奏肖邦的一些简单慢板曲子了。我问他们能否在家里拥有一架钢琴，我希望周末能在家练习。这个请求得到了宠爱我的父母的同意，于是他们把那架立式钢琴——我出生时他们的房子里摆着的那架搬了过来。这样，我们在上海的家里出现了一架棕色的立式钢琴，就在我们卧室右侧的客厅墙边。
我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灵魂练习钢琴演奏，感受到自己与肖邦的情绪在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中都会无缝产生美丽的共鸣，那些情绪就像多变的云朵在风中，时而阴暗，时而明亮，时而坚定，时而犹豫，常常伴随着一种深切的内心渴望，那种悲伤让我的内心和肖邦同时流泪。
有一个周末，母亲的一位朋友来了，妈妈叫我出来给那位阿姨行个屈膝礼，还要为她俩演奏一首肖邦的曲子。被召唤去像猴子一样表演，让我感到了恼火，我坐在钢琴前，但很快就完全沉浸在我演奏的曲子中。没想到，那两位女士忽然开始交谈，把肖邦浓厚、深刻的思索当作背景。我猛击了一个小调和弦，愤怒地站了起来，无法理解那些缺乏音乐训练的大人竟然如此无知。她们停下话头，目送我气呼呼地走出了她们的视线。之后，我再也没有被要求为妈妈的朋友们表演了。
随着钢琴演奏技巧和对音乐理解的提升，我开始学习贝多芬的作品，进入了一个更复杂、更深刻伟大音乐家的世界。他不得不创作——不创作实际上对他来说等于没有活出他的生命——多么痛苦的折磨啊！贝多芬的失聪是多么残酷、痛苦和不人道的惩罚啊！我开始阅读罗曼·罗兰创作的十卷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的中译本。这部小说耗时作者八年完成，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德国作曲家的故事，主要基于贝多芬的生平。在家里，我不停地给那台笨重的大留声机上发条，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贝多芬的交响曲，完全沉浸在这位伟大的音乐创造者深邃的内心世界中，陶醉不已。在他的第六交响曲《田园》中，他将整个森林及其所有生物化为令人叹为观止的美妙音乐，这音乐让我心灵飞扬，为我对森林和树木的热爱增加了更深一层精神维度。
刚从歌乐山到上海的那些日子，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会发现枕头完全湿透了，因为那些不停想念歌乐山而流下的泪水。我每晚梦见自己在恳求甚至乞求美国飞行员把我送回那遥远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松林覆盖的山脉栖息地。后来，随着贝多芬第六交响曲，我能够轻松地将自己带到一个不同的、更加平坦的森林庇护所，那里比歌乐山更幽暗、更凉爽，微风拂面，盛开着我从未见过的花朵，鸟儿在欢快自信的歌唱中跳跃着。贝多芬完全吻合了我心底的每次念望，他仿佛变成了我非常亲密的灵魂伴侣。
有一天，我在练习A大调音阶，低音A的音符相隔一个八度地反复演奏，手指向右移动两个八度。跟着双手分开朝相反的方向弹，左手向下再走两个八度，而右手则继续向上走两个八度。然后，右手转向下方，试图与左手在中间相遇，而左手则向上走两个八度，最终在中间相遇。接着，双手一起回到起始位置，以一个八度的间隔齐奏。这个A大调的调性有三个升音符，升高半音后会落在黑键上，不知为何演奏起来却比其他调的音阶要困难得多。尽管尽了全力，我还是无法在没有出错的情况下完成四个八度的上下跑动。那个下午我不停地挣扎，每一个转折处都失败了。 最后我感到疲惫不堪，十分失望。终于，某一个特别的晚上，在家练琴时，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最敬爱的贝多芬先生，如果您还在这里并且能听到小虎的努力，请让我毫无差错地完整演奏这个A大调音阶练习三遍。求求您。 请帮助我!
于是，奇迹发生了。我的双手在琴键上完美地上下飞舞，连续演奏了三个完整的循环，毫无犹豫或错误。我的心狂跳不已，激动得我喘不过气来。哇！令我感到无比惊讶，一辈子没有那么接近神灵！我跑回隔壁的卧房，跳上床，仰望夜空，看到月亮灿烂地微笑。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跪在那里，激动得发抖。
贝多芬，哦，最最敬爱的贝多芬，您真的在这里！您听到了我最诚恳的愿望，而您如此善良、如此出色地引导着小虎那可怜而固执的手指在钢琴上如此完美地舞动！我该如何好好感谢您呢！？
那些上海的周末，我常常从大马路向上走一个街区，去拜访我那位南开同学端木仪民——当时已变成我在上海最亲密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到她的房间里聊天，或者走到他们家宽阔的花园里，坐在某棵荫凉的树下或美丽的灌木旁的长椅上。我兴奋地告诉她：
端木！断木杆杆（杆杆是我开玩笑给那个带木姓氏取的称呼，比仪民好叫多了）太神奇了！昨晚我经历了一个奇迹！贝多芬还活着！他温柔地引导着我的双手在钢琴上演奏A大调音阶练习，总共三次！毫无差错！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在我们之间留出一个空间，让贝多芬在我们所有的外出活动中与我们同坐。
从那天起，无论是在宽敞的花园里散步，还是坐在那里的长椅上，或者在任何地方，我俩之间总是会保持着一段距离。贝多芬的存在成了我们之间最慎重的秘密。
徐小虎
责编 邢人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