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潘天寿答石鲁问》
文/卢炘
1961年11月以石鲁为代表的西安中国画习作展览，接受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的邀请，巡展到了杭州。《世纪传薪·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年表》《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六十五年·大事记》《中国美术学院七十风华·大事年表》均有此记载，但时间却都有误(1963年)。
潘天寿当时是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画展在杭州南山路222号浙江美院陈列馆举办，影响很大，在校的师生都参观了，可惜的是有部分师生下乡劳动锻炼，与此失之交臂，坐失良机。
11月16日下午省美协在浙江美院召开了观摩座谈会，倪贻德主持会议，那次会议潘天寿院长因故未出席，所以石鲁等五六位西安同仁，事后又专门到荷花池头42号(后为景云村一号，现在的潘天寿纪念馆)，潘天寿住处登门求教。潘老当时已看过画展，对他们的艺术成就评价很高。青年教师叶尚青在一旁做了书面记录，来访者中间有位女同志也做了笔录。
潘老说：“你们在新的道路上跑，成绩颇大，跑得好。从你们的展品中，可以看出都是从生活中来，勤于尝试，别创新格，确是直师造化的，不容易呀，值得我们浙江的画家学习。”潘老言及，从生活中来的“别创新格”。这种评价到底高在哪里？他以画史作了比较。
“我国历史上，在清代初年的四王等人，谨守传统，只讲法则，他们不出去写生，也不观察大自然，只是闭门造车，结果在艺术上没有什么成就。解放前的国画家也是关起门作画，不重视写生，一味摹古，墨守成规，最后，也就没有成就。但是，明末清初的八大、石涛等人，就迥然不同，他们对人物、山水画_集雅斋、花鸟、诗、书等，无不精通，真凶，厉害呀！”
又回到原来的主题，潘老说：“你们的画，不受古人束缚，不受传统局限，而是以造化为师，题材也是新的，都来自生活，结合自然，并把传统的用笔用墨技法与生活结合，没有落四王、吴、恽的套子。这是好的。”
潘老不善客套，他继续说出了自己的新印象：
“古代的西安是我国的文化中心，文艺很发达，在历史上贡献巨大。近代，沿海一带的文化艺术已蓬勃开展起来，比内地发展快一些。但是，看了你们的作品，改变了我们的印象。目前北京、上海、杭州的国画创作，虽然有所发展，相比之下，总不如你们的活跃，呆一点，保守一点，而你们的作品显得很活跃，有新意，耐看。”
“你们的作品，在构图、取材，以及传统的用笔用墨等方面，都找到许多新规律，新技法。中国画的笔墨技法，前人积累了许多宝贵而丰富的经验，为后代子孙创造财富提供条件，后人需要再创造再革新，不能停留在老经验和旧框框上，不能严守规矩停止不前。你们的作品中运用了泼墨、积墨、破墨、宿墨等技法，得体自如，很成功。总的说来，你们的作品，有新的创造，笔墨新。立意也新，不落俗套，皆有新意。”
潘老是不是客气呢？因为潘老在教学检查时，对自己浙江美院的作品批评起来一向是很厉害的，不讲情面。
笔者征询叶尚青先生，他说：“潘老对石鲁等人的作品的确是非常肯定的，说他们有新意，很是赞扬。后来石鲁再三要潘老提缺点，潘老才谈了关于学习传统的问题。”
原美院副院长赵宗藻教授也说：“西北的中国画面貌新，很不简单，气势大，笔墨新，当时的作品现在看也是好的，并不过时。中国画好，版画也好，石鲁的版画长处是里面有中国文化，石鲁是中国最最好的版画家。人们提到延安时期的版画家往往只提古元、彦涵，其实石鲁和力群的版画毫不逊色。”
二位耄耋老人的评述显然与潘老的见解有关，可以说代表了浙江老一辈艺术家的普遍看法。
潘天寿那次与他们谈了一大段关于学习传统的内容：
“你们一定要我提意见。如果我只是说你们好，那也不对。就吹毛求疵地说几句。一个大画家，容许有不足之处，大画家也不可能没有缺点的。我谈几点意见，仅供参考。”
“从你们现有作品来看，我感到对于传统的筋斗翻得不够，要多翻几次，才有更大的教益。石涛的传统功力很深，黄宾虹的功力也深湛。石涛是自强不息的，艺术与年俱进。中国古代画家，真正注重写生并能结合自然的不多，石涛的画结合自然，黄子久的画也是结合自然的，他们真正做到了源自大自然，又不受大自然的限制，因之艺术成就就很高，享有盛名。”
“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同，取景的方法不同，观察的方法也不同。西洋画对景写生时往往与照相机相似，是静的，不是动的，中国画的取景方法是动的，不是静的，要上面看，下面看，还要左面看右面看，四面八方都要看。我们提倡‘洋为中用’，对西洋画的优点，我们应予吸收，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为中国画所用。你们的画还是静的透视用得多，动的透视用得少。黄子久画《富春山居图》，采用动的透视，将实景经过艺术加工后，择要而成局，否则是无法画成长卷的。”
“你们的用笔是灵活的，圆挺的，用色也是好的，但大多数的线，运笔太快，草率了点，表示阳光的地方，用色火了点，不纯净，欠沉着。石涛画大红大绿不火气，也不俗气，说明功力之深厚，技术之高超，很了不起。你们也有仿黄宾虹法的，仿得也是好的。问题是用直线来表示树、房子多了些，用直线要注意转折关系，无往不复，无垂不缩，不要妄生圭角，因为直线用多了，其转折关系就难以处理。所以，古人很少这样画，应避免这样画或少画为好。”
“其他，也是吹毛求疵谈些意见，如题款问题。你们的题款位置尚可以，书法要下点功夫，题旧诗要对旧诗作深入探究。中国画的题款十分重要，到了清代，国画题款有相当高的成就，在东方的绘画中成为独特的民族形式。一张画只能给读者很短时间的欣赏，它不同于文学作品。题款是进一步阐明绘画主题的，也是补充画材和完整构图的一部分。”
“石涛善题款，长短款结合，题画诗也做得很好，书体多变化，有隶、楷、行、草等，题在画上很好看。吴昌硕先生也善题款，书法功力很深，款式、书法_集雅斋、绘画相得益彰，他的题款增加了构图的完整性。八大山人善题穷款，款式得体，别具一格。
中国画历来重视‘画外求画，通外求通’，近来注意得少了。望你们也重视起来，我们与你们一起努力，大家互相学习。我对你们的画还有一点意见，即风格不够多样，有点差不多，你们可学学扬州八怪的创作精神，他们人在一起，画风各异，各有千秋，确实了不起。我的东西也不行，我最苦恼的是创新没有创好，你们看怎么办？我现在给你们讲的，都是过时的论调，老头脑，也请你们多多批评。”
石鲁学画是15岁进入二哥冯建吴在成都办的“东方美展”学习中国画开始的，而二哥早年是上海昌明艺专学的画，潘天寿是他老师。从这层关系说，潘天寿把石鲁也是当做自己人来看待，所以这番谈话说得非常中肯、具体。
这些话现在看起来都是常理，潘天寿从正面讲道理，实际是指出存在的问题，对石鲁长安画派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今天来看，这似乎是潘天寿的一厢情愿。
要是潘天寿这番话出于别人之口，也许石鲁不一定买账，石鲁对潘先生很信任，这还基于潘天寿有自己富有说服力的作品。石鲁在日前的座谈会上就曾经说过：“潘老的作品，大处是空，小处灵巧、生动，他从四处找东西，使我们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不是一回事。潘老的作品风格也很豪放的。”潘老的作品让石鲁体会到豪放也可以“粗中有细”，如何“细”，潘老的经验是到传统中去翻筋斗，深入传统，书法、金石、诗词都有用处，而且不光是技法，包括艺术精神在内。
虽然我们没有找到资料，能更明确地佐证此次谈话对石鲁有没有触动。但此后1963年他整理的《学画录》，学习传统的分量明显增加了，再后来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口号。(他用“伸向”不用“深入”，我觉得用字也许是讲究的。)而且在创作方面，至文革前的六七年中，渐渐摆脱了纯主题画命题创作的束缚，政治歌颂感强烈的作品少了，开始注重笔情墨趣和审美形式感方面的艺术性追求。
以至于到文革后复出的作品，更带有文人画主观表现性倾向，比徐渭走得更远，书法的张扬也推到极致，他的艺术张扬个性具有突破性，发展了中国画传统，而不能简单地用“背弃”二字言之。为此，我不太同意有的专家的断语，认为石鲁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他敢于藐视中国画的传统规范和技法。我觉得称石鲁尊重传统，努力为传统添砖加瓦而奋不顾身也许更加恰当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