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北伐开始的时候是夏初，部队已发现霍乱特别是进入湖南郴州和衡阳一带，尤为厉害，很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在郴州传染得特别厉害，成为心理上的一种负担。除了多带一点酒精棉以外，对个人来讲，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至于说行军准备，如水壶、指南针、图健、雨衣、油布，或者陆军呢的绑腿等等，都可以在广州买到。那时广州的百货商店里都是从香港进口的外国货，陆军呢的绑腿就是英国货。个人装备总算应有尽有了。

7月中旬总政治部离开广东北上，在出发前廖夫人何香凝为总政治部科长以上的干部设宴饯行。参加宴会的，以邓演达带头，另外还特别邀请了周恩来、邓颖超。廖夫人发表了一篇鼓励大家争取北伐胜利的即席讲话，但还没讲上几句，就一边讲一边哭，为廖仲恺诉冤。据说廖仲恺牺牲以后，每当遇到这种场合，廖夫人总是要哭一场。当然这也不会影响饯行。最后由邓演达带头向她道谢。

广州市公安局长李章达也为我们送行。他是以前大元帅府警卫团团长的身份为我们送行的。为什么他要出面给政治部的人送行，我说不出什么理由。可能是因为他和邓演达的关系不错的缘故。就是这位李章达，皖南事变以后，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以后还会谈到，就不在这里叙述了。

孙濬明，四川同乡。他同邓演达在德国就认识。总政治部开赴前方以后，邓演达就委托他当总政治部的留守处主任。他也为总政治部的四川同乡饯行，同时请了一些其他的同志，地址在原财政部附近的八景酒家。参加宴会的有周恩来、郭沫若、陈萃农(启修)、吴明〔陈公培)、朱代杰、李陶(硕勋)、欧阳继修(阳翰笙)、周逸群。这是我记得的。据说还有段雪笙、张斗南。另外还有些什么人就记不得了。1927年4月，因为广东形势已开始恶化了，孙濬明离开了广州到上海后被白崇禧逮捕，据说4月25日就在龙华牺牲了。1927年5月，我从上海回汉口后曾写了一篇哀悼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央日报》上。出发时，少数人坐火车，从广州黄沙车站上车到韶关，大多数人是步行要经过花县、源潭、连江口、英德、马坝才到韶关。到了韶关以后，连我们坐火车去的人，也要徒步前进了。大体上沿京广线的南端向北，由韶关到乐昌，翻过大瑶山这个山现在由于修衡广线的复线，已打通了一个30多里长的隧道。不过当时确实是徒步上山、下山的。下山就进人湖南境内的郴县，而后奔来阳，进衡阳。这已是六卜年以前的事了，县与县之间究竟渡过什么水?经过什么市镇?每天在哪里宿营?已经不能确指了。假如凭地图填上几个山水、城镇，实在没有多大意思。

现有的印象是，在徒步行军中，很少进入村庄或民家，都是露天宿营。营地都选在周围人口少的地方，高敞的地方，水源清洁的地方，主要为了避免霍乱的传染。看来还生效，在这支队伍中，没有发现霍乱症。到衡阳以后，沿湘江坐木船到长沙。那时湘江的水流不畅，木船行驶起来经常搁浅。虽然是顺流而下，并不很快，但总比徒步行军省力多了。我们还是勉强坐木船到了长沙。邓演达、铁罗尼、郭沫若和我都在一只木船上

到长沙以后，住了几天，无非是一些交际往来。唐生智早已在长沙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并自任军长。我们前去拜会，他请我们吃了饭。我们还去找了湖南省委的同志，因为有些事情要请他们帮忙，有些事情要跟他们通气。我认识了省委的负责同志夏曦(曼柏)，这个同志看起来很潇洒，并且一口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总政治部在长沙招了两百多人的宣传队员。其中有好多青年团员和党员，都是由省委动员来的。他还开了一个名单给我，凡是他名单上有的，我们都录取了。此外，利用长沙的印刷条件又印刷了一大批标语。这对长沙印刷业来讲，是很大一笔生意了。那些印刷店的老板，接受了印刷任务以后，大包小包的，给我送来了好多礼品，里面还有没有见过的人参。当时认为这是向我行贿，侮辱了我，于是大训了他们一顿，把东西都退回去了。用一句现在的北京话，真可谓“不要白不要”了。当时有两个办法，一是把东西退回去，要他们对印刷费再减些价，二是收下来交公。简单的退给他们，实在是便宜了这些小业主。

这时，前线的军事发展很快，第四军独立团、第七军很顺利地攻下了汀泗桥、贺胜桥，打垮了吴佩孚的部队，迫近武昌城。因此我们赶快离开长沙，向武昌徒步前进。我们到了汩罗以后，没有沿铁路线到岳阳，而是向右走通城，直插羊楼司、羊樱洞再沿铁路线到蒲场。到了蒲析，邓演达、郭沫若就丢下我们搭一辆军车，经过汀泅桥、咸宁和贺胜桥，直奔武昌。剩下的人，由我带队，骑上他们丢下的马，眼在他们后面，赶到武昌去。大家都知道，消灭吴佩孚的队伍，是在汀泗桥和贺胜桥打了两个非常激烈的大胜仗，占领汀泗桥是8月27日，占领贺胜桥是8月30日。由于白天黑夜地赶，当我们经过的时候，战场还投来得及打扫，击毙的吴佩孚士兵，有的横躺在铁路边上，有的浸泡在两上桥下面的水里，空气中散发着死人的气味。马遇到了死人挡路，竟不肯前进，还得勒住马，躲开这些死尸。而死尸又是成片的完全是一个刚结束的战场景象。至今想来，既有胜利的气氛，又有战场的惨状。我们没有打扫战场的任务，目标是向武昌迅速前进，也就管不了那许多了。等到过了贺胜桥，才平静下来，策马向武昌前进。我当过学生，没有当过军人，更没有参加过战斗，这是我一生军事生活的开始

接近武昌以后.武昌还有吴佩孚的陈嘉澳、刘玉春固守着，投有打下来，我们就暂时设营在从前南湖的陆军小学的旧址。这时也无所谓政治工作，邓演达是个军人，是个指挥员，有很浓厚的兴趣去参加制订打武昌的军事计划或者去指挥打武昌的战斗。对武昌的强攻有过两次，9月3日晚上是第一次邓演达、郭沫若都去了。但准备不足，敌情不明，所以没有能够攻进城去，自己反而颇有伤亡。第二次是9月5日晚上，准备组织敢死队架云梯爬城，由李宗仁指挥。但是城墙太高，梯子绑得太短，连城垛都靠不上。绑梯子的事情，总政治部的人也参加了。但是这次的攻击仍然没有奏效.

这时，对武昌改为围而不打的方针。其他的部队都调到江西前线去了，只留下第四军围武昌。想用挖地道爆破的方法破城，铁甲车上加沙包作为掩护，迫近城墙，请煤矿工人来帮忙挖地道。但这样毫无掩蔽的作业，自然为城里的敌人所侦悉。9月16日，敌人强力突击，这个计划也就继续不下去了。但敌人被围困己经有二十多天，既没有什么援军的希望，城内粮食又开始发生恐慌，弹药消耗得也差不多了，士气也更低落了。所以到了10月10日反而轻而易举地就攻占了武昌。邓演达从中和门随攻击部队进人武昌。至此武汉三镇就全都克复了.

在攻打武昌的时候，邓演达、郭沫若、苏联顾问铁罗尼、俄文翻译纪德甫和我，都迫近武昌城下去观察敌情。大概我们隐蔽得不好，被陈嘉漠的士兵在城墙上发现就开枪向我们射击。纪德甫中弹受重伤，不幸牺牲了。当时只草草掩埋在洪山脚下洪山东麓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功臣阵亡官兵烈士墓。不管怎么样，就把他算在这个墓里面吧。现在这座墓当然没有了。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3月，我在《流沙》上写过一首诗，叫(春之奠》，就是献给这位同志的:

前年的春天，

我们在炎炎的南国相见;

今年的春天，

我高举起一杯苦酒相莫。

武昌坡外怕已生磷的枯骨之魂哟!

生机之能灭了，

一般这便是“死"

但他们说你永生，

你负有“烈士”之名。

我亲眼看见是

你的血并未染出半朵自由的鲜花，

从棺材中把一点一滴的尽浸入泥沙。

至今有谁记着?

土冢中怕只有子弹与枯骨相亲地长眠，

唱不出“不朽”二字，白杨树上的啼鹃。

模糊的影像里，

高不过五尺，圆径不过一丈的馒头一个，

不是丰碑，是细长的木牌上题着“阵亡战士之墓，

前年的春天，

我们在炎炎的南国相见;

今年的春天，

我高举起一杯苦酒相莫。

武昌城外怕已生磷的枯骨之魂哟!

北伐，我只亲身参加了攻打武昌的战役。打湖南、打江西以及打湖北等其他的地方.我都没有亲身参加。这次军事行动，一个在中国军事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军队比较守纪律，人民群众支持这支军队。当然，这支军队还不是新军队，还有很多旧军队的成分和习气，但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支军队和旧军队不一样。军队在行动中，不需要怎么强迫，就有本地的群众组织，如工会、农会等派出向导。有什么弹药、粮食要运输的，也有群众组织帮忙。军队不需要去讨人怨恨地拉夫。在战争中也有群众组织起来，自愿去打探敌情，而且报告的消息准确。伤员，群众也会组织起来，把他们运送到后方救护站。这种情况，就是那些旧军队出身的军官，也颇为感动。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组织，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同时部队里面的政治工作人员，发挥了军队和群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并直接对军队做了有效的政治工作。这个政治工作是从苏联学来的。它在部队本身，调整了官兵关系，吃空额的现象，大大减少了，打骂士兵的现象，也大大减少了。它也调整了军民关系，减少了军队压迫人民的现象。群众拥护这支军队的现象，极为显著。这种情况在以前中国的军事史上是没有过的。

那些史书上所载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说法都是不大靠得住的。中国工农红军继承了这个传统，并更大程度地加以完善和发展，所以能够取得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

虽然9月5日没有打下武昌，但9月6日连下汉阳、汉口。为着开展工作起见，总政治部基本上搬到了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地址在今汉口路中山大道)办公。只有邓演达等少数人，留在南湖参加军事指挥。邓演达搞了个专用渡轮，从武昌经过鹦鹉洲到汉阳，又从汉阳过浮桥到汉口。武昌克复以后，因为湖北省政府设在武昌，他仍然用这个渡轮来往于武昌、汉口之间。我们有事去武昌也乘他这个渡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