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5年入伍，1988年转业到企业工作，后来下岗应聘到公司跑销售，不料错过战友聚会，当我找到聚会组织者想要一本战友通信录时，却被告知必须先交180元钱。
1975年12月，我参军入伍到豫南连绵的群山里当了一名战士，当兵的第三年因在全师专业比武中夺得第二名的成绩而荣立三等功，后来当上班长，但由于我只有初中文化，错失提干资格，最终在1981年被选改为志愿兵。
当时，因为基层连队干部在位少，我在改为志愿兵后的第二年开始代理排长，作为从战士起来的骨干，我十分感谢连队党支部的信任，凡事都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凭着党性和责任心认真管理着全排的事务，也赢得了干部、战士的信任。
1985年，上级分配给我们师3个志愿兵提干的指标，团首长积极为我争取，可全师符合条件的志愿兵有5人，我在这轮残酷而激烈的竞争中出局，结果我仍然代理着排长。
到了1988年，已在部队13年、且代理排长8年的我，在部队编制调整、首长调走和连队换了几轮后，我不得不以志愿兵身份转业回到了老家，当年和我一批入伍的战友，大多在几年前陆续退伍复员回来，我算是战友中在部队干得时间相对较长的一个。
在我回来的当年，全县退伍、转业回来的军人比较多，我被安置到县水泥厂当了一名工人。
当时，县水泥厂是我们县里一个小有名的企业，能安排到这个厂上班也很不易，我和妻子都十分高兴。我到厂里上班的第二年，就把妻子和孩子接到县城附近的出租房里生活，后来托人把孩子弄到城关镇小学上学。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94年的时候，工厂倒闭，我下岗了。
此时的我已到人生的中年，孩子上中学，父母亲在农村，年龄又渐渐大了，还体弱多病，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上有老人要赡养，下面有未成年的孩子要供养，我连生病的机会都不敢有，面对着一大家子人，我四处找工作，但我三十六、七岁的尴尬年龄，又没有适合地方的一技之长，一时没有单位要我。
有时，在外面奔波了一天，回到家我筋疲力尽，但在家人面前还得强作欢颜，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和妻子说当天的情况，我有时还不想和她多说，因为找工作不顺利，这事和她说了，只能白白增加她的负担和焦虑……
屋漏又逢连阴雨。就在我下岗的第二月，母亲病重，我和妻子手忙脚乱地把母亲送到医院，可高昂的住院费我凑不齐，为了缴住院费，我找邻居和亲戚们借钱，费了许多口舌，凑到的钱还没一个星期就没了。
后来，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找战友借钱，先后找了8位战友借钱，最后只有3个战友借给我了一千八百多元钱，总算凑齐了给母亲做手术的费用。
母亲出院后，我又开始了四处找工作。为给母亲治病，欠下了亲戚邻居和战友不少的钱，我必须想办法赶紧挣钱。
后来，在一位战友的牵线介绍下，我认识了家乡附近一家做防护门的企业老板，他们那里招销售人员，待遇还行，只不过需要全国各地去跑市场、找客源。
当时，我国许多地方开始建设高层建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较为普遍。建筑高层楼房时必须要有配套的地下室之类的工程，但是，在建筑这类地下工程时，出入口是一定要有防护门的，有的还需要好几道。
我们老板曾经是退伍军人，以前也曾在人防部门工作过，他懂得这个领域的市场和需求，当老板得知我是转业的志愿兵时，可能是出于对战友的信任，他收下了我。
不过，他在招聘我时明确提出，这个行业比较辛苦，虽然有底薪，但仅靠底薪是没法生活的，当时市场上防护门的利润还是可观的，因此，只要销售人员不怕苦，就能得到较高的提成和奖金。
当时，听到老板向我介绍企业的情况后，我犹豫了几天：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如果我长年奔波在外，家里所有的重担全压到了妻子身上，她能吃得消吗？
可是如果不出去，在家里又没有挣钱的门路，为母亲治病借那么多的人钱如何还，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怎么生活，犹豫了两天，我也和妻子也合计了两天，后来觉得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我得出去挣钱，于是就答应了老板的条件。
1995年到厂里后，我的基本工资是每月600元，销售的提成是1.6%，当时一套防护门根据口径和尺寸大小，价格在数千远和上万元不等，往往一个地下工程一次就需要十多套甚至更多的防护门，在一线大城市和南方沿海城市，高屋建筑如雨后春笋，而当时市场上研制和生产这种防护门的单位数量有限，因要这个行业有市场准入机制，需要资质。
因此，防护门市场需求很大，产品也不愁卖不出去，关键还是需要销售人员跑出去和人家对接……
我们这一带人观念都比较传统，大都希望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哪怕日子过得再困难，也不想出远门，这也正是防护门厂老板招销售人员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幸老板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好些年，积蓄了一定的人脉和市场资源，在他不能跑各地的情况下，我承担起了这个担子，在他的指挥下，我全国各地不停地跑市场，谈合同，所幸努力没有白废，经过5年的奔波，我还清了当年给母亲治病的所有借款，还积攒了下来的一点钱。
转业这些年，一些小范围的战友聚会，我们倒也经常搞，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虽然也有极个别关系好的战友聚会时叫我，但因我当时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却我很少参加，我转业回到地方后，我记得也只参加过两次，总归是次数很少，战友圈子也很小。
2000年7月下旬，此时，我已是厂里的资深销售人员，工资也涨到了1800多元。
一天，我接到战友孟繁武电话，说准备在八一前搞战友聚会，希望我能参加，我当时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可就在聚会前两天，厂里派我到广州参加一个防护门的供销会，厂长让我参加，并让我借着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下同行的发展状态、产品特性等等。
销售是我的业务，我不能不去，于是，我在接到厂长通知的当天，就跟着科长和另外一名同志一起到了广州，三天的会，我们见到了全国许多防护门厂的部分产品式样，也带回了许多资料。
同时在参会结束后，我们也顺便跑了周边的江门、中山和东莞等城市，这些都是防护门销量很好的地方，又结识了一些新的客户，这一趟跑下来，我们给厂里带回了3份合同。
出差回来后的一天，我恰好遇到了关系很好的战友孟繁武，平时我们走得较近，八一前的聚会就是他通知我的。我就和他说，八一前战友聚会时我正好被厂里派到外地出差去了，没能参加，很遗憾。
而孟繁武却说，这次八一聚会来的人很多，不仅有外地的一些战友闻讯起来，现役当军官、地方当领导的战友也来了十多位，当时的场面十分的热闹，聚会后，秘书组还专门印制了通信录，方便战友们平时联系，加深战友情谊。
我一听连忙说，那你给他们说说，给我弄一本通信录吧，孟繁武当即答应他去给秘书组负责的战友说一下。
然而在第二天，我岳父突然脑中风住进了医院，之后，我和妻子每天医院和家里来回跑，钱也花了不少，当时，我身上的钱花完后，还把存在银行的死期也取出来用了……
一个多月后，我再一次从外地出差回来，正好在街上又碰到孟繁武，闲聊时我问起了通信录的事，没料到孟繁武却挠了挠头，停了一会儿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们说，通信录是给参加聚会的战友们准备的，没参加的一般不给，如果真想要，看在战友的关系上，按180元一本给吧，先付钱，再给通信录……
我一听顿时觉得很难受，心里五味杂陈。印制战友通信录本来就是方便战友联系，成本也就几块钱，现在突然说一本180元钱，让人觉得不是味。要知道当时180元钱，能办不少的事，能顶我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了。
再说，印一本通信录，哪能用得了180元钱，不想给就别给了！
我当即就给孟繁武说，那就不要了。
从此后，我只和孟繁武等七、八个身边的战友有来往，之于其他的，无论对方如何地位显赫、如何有钱，我都觉得和自己没啥关系，即便有了一些人的电话，我也必会有联系，况且这些年没有联系，我不是也这么走过来了么？
生如逆旅多断肠，一苇坚韧以渡江。
人生本就是一场场告别，但也不全然都是忧伤。有些告别是永远的结束，而有些则是新的旅程开始。在舍弃与不舍得之间，我们才更加懂得珍惜曾经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