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于1952年4月从抗美援朝前线被召回北京治病后，本打算病好后便立即返回朝鲜前线。然而，在7月初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提议：彭德怀将留在北京，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总参谋长，同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根据《彭德怀传》记载：尽管彭德怀很不情愿接任总参谋长之职，并为此专门向主席表达了这一层意思，还特地向主席推荐了高岗、邓小平两人。但主席最终还是坚持由彭德怀兼任这个总参谋长。

不少人觉得，彭德怀本已是军委副主席，怎么还兼任总参谋长呢，这到底是升还是降呢？更何况军委早就任命徐向前为总参谋长了呀？

这种任命，实际上是对彭德怀“七大”时就曾兼任总参谋长的一种回归。

总参谋长是军事最高幕僚长，其地位作用极为重要。几经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我军的总参谋长一职于“七大”后固化成这样一种形式：由一名军委副主席兼任。“七大”后不久，即在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由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四人任副主席，彭德怀同时兼总参谋长。

自此之后一直到1947年3月，彭德怀一直在中央军委协助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运筹帷幄决策军机大事。这一期间他还代军委亲自起草了许多重要的指示文电。

1947年3月国民党对延安实行重点进攻后，彭德怀临危受命，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以应对胡宗南大军在军事上的进攻。这样，总参谋长一职便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兼任。于是，周恩来也便因之成了主席统率全军的最主要助手，成了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

建国后，尽管任命徐向前为总参谋长，但他因病一直未到任。这样，便由第一副总长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我们看，徐向前身体后来有所恢复的时候，他依然没有赴任总参谋长之职。实际上，这一时期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一直是周恩来。然而，此时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周恩来毕竟已任国务院总理，一直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之中。他兼任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确实需要有人来替他担纲。

这样一来，彭德怀再重任总参谋长，以军委副主席兼任这一职务，同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与他“七大”后在军委中担任的职务完全一致。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任职的回归或重任。

这种任命，实际上是对兼总参谋长的军委副主席职能的进一步强化。

分析总参谋长在“七大”直到建国初期这一段时期的地位作用，是与后来的八总部、三总部、四总部时期的总参谋长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那个时候的总参谋长是由军委副主席兼任，并同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总参谋长既是统帅的最高军事幕僚长，又是统帅部唯一一个军委日常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落实者。不像以后军委主要通过几个总部来实施和落实那样。

基于此点，“七大”至建国初的总参谋长，由于由军委副主席兼任，且同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显然那一时期总参谋长的地位作用，远较后来的总参谋长地位作用更为突出、更为重要、更为位高权重。

换句话说，军委副主席可以有好几个，但协助军委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仅只一个，而这个人通常又是兼任着总参谋长。这样一来，兼任总参谋长的军委副主席，实际上便成了军中仅次于最高统帅的第二号人物。其地位作用无疑也因兼任总参谋长之职而得到了大大的强化。所以，不难得出，主席这次让彭德怀兼任这个总参谋长，不是降的问题，肯定是重用的问题。

这种任命，实际上是对建国后总参谋长一职一直未到任的一种实化。

徐向前是于1949年10月19日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的。当时他正在外地养病。前面我们说过，他因病未到任时，由第一副总长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但是，徐向前身体后来有所恢复的时候，他依然没有赴任总参谋长之职。这期间，徐向前曾参加了七届三中全会，还曾率代表团远赴苏联进行兵工方面的谈判。

我们无法更多猜测主席为何没有让徐向前实际到任。但有一点，作为军事最高幕僚长，总参谋长一职长时间由人代理，这种情况是极为少见的。而彭德怀兼任，除是他当年职务的回归外，至少是等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终于得到了实化。

不过，历史往往又有很大的戏剧性。周恩来曾那样力主彭德怀兼任总参谋长，毛泽东主席又是那样坚定地要彭德怀来当。彭德怀也最终同意了主席的任命与安排。但我们看到在随后的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并没有宣布彭德怀兼任总参谋长之事。对此，《彭德怀传》这样注释道：通知中“只写了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没有写兼任总参谋长职务。总参谋长仍是徐向前，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

这样一来，总参谋长一职最终还是没有能实化。直到1954年10月，中央正式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长时，才结束这种状况。

主要参考文献：《周恩来传》《彭德怀传》《徐向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