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经深爱过的两个人，怎样分手才算理智且体面？我想可以是“一别两宽，各生喜欢”的平和宁静，也可以是“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的清醒决绝，抑或是“青山在绿水流，让你我只记缘来不记仇”般的豁达淡然。
可是现实中，面对世间情事挫折，真正能做到或说甘心“只记缘来不记仇”的爱侣少之又少。其中，民国文人郁达夫和妻子王映霞的婚姻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是名满天下的爱国作家，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杭州第一美人”，他们的爱情始于轰轰烈烈的浪漫，却止于沸沸扬扬的不堪。
1939年3月5日，香港《大风》杂志的周年纪念特刊上兀然登出了郁达夫所作的一组《毁家诗纪》。在这组文采斐然的旧体诗中，郁达夫自曝家丑，毫不掩饰地将妻子王映霞与一名许姓官员的婚外情事公之于众。
在当时，这一期涉及名人隐私和桃色新闻的内容赚足了人们的眼球，特刊在前后重印四次后依旧销售一空。各大报纸杂志，就连日本当地刊物也纷纷转载，整个海内外都为之轰动。而对于事件的女主王映霞而言，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面对丈夫关于自己“不检点”的指责，王映霞很快撰写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两篇文章，寄给了《大风》杂志社予以回应。在文中，她痛斥郁达夫欺骗、引诱、逼迫自己，大骂他是“无赖文人”。
至此，这对昔日被人们称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夫妻彻底撕破了脸面。而就在此两年之前，郁达夫还在《钓台题壁》中写下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达夫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一意孤行争取的这段感情，不仅“累”了美人，到头来也“累”了自己。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好友孙百刚家的酒宴上第一次见到了王映霞。王映霞是浙江杭州人，本姓金，名宝琴，是著名学者王二南的外孙女，因北伐战乱随孙百刚一家至上海避祸。因缘际会，郁达夫在孙家见到了这个惊为天人的女子。
那一年，王映霞刚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年仅20岁，有着“荸荠白”雅号的她肤若凝脂，巧笑倩兮，于清丽中透着娇艳。孙百刚形容她：
“她的亭亭的身材、健康的姿态、犀利的谈锋、对人一见就热络的面庞、见着男子没有那一种扭呢作态的小家派头，处处都表示出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女孩。”
对于郁达夫这样一个浪漫多情的文人而言，这种女孩的吸引则是致命的。那一晚，郁达夫在孙家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热情、健谈和慷慨，而一切的背后，全然因为他对王映霞一见钟情。
此后，郁达夫开始频繁地拜访孙家，几乎天天和王映霞见面，不见面就写信。郁达夫将自己对王映霞的热烈追求统统写进了日记。
初见王映霞那晚，他写道：“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地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醉酒后的他写道：“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哪里忆我?”清醒的时候他继续写道：“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映霞！”
但是在王映霞那头，她始终和郁达夫保持着一段距离。在当时，郁达夫32岁，已经和母亲为他包办的同乡女子孙荃成婚，且育有四个子女。而彼时刚满20岁的王映霞，正值青春年华，她虽然欣赏郁达夫的才华，却还是对这个大了自己12岁的已婚男人十分谨慎。
负责看护的孙百刚夫妇看出了苗头，很是不安。孙太太代为问候两人的发展，王映霞不肯正面回答，末了只是说：“我可怜他。”孙百刚又找到郁达夫，提醒他有家有室，要理智对待感情，没想到郁达夫却说：“让事实来证明一切吧!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险，同时也是我生命的升华！”
就这样，郁达夫不顾众人反对，还是一封又一封地给王映霞写情书，找到一切机会接近王映霞。王映霞为了了断郁达夫的念想，一度佯说家里已经为她定下的婚约，决定嫁做他人妇，没想到郁达夫仍不死心，还写下了那封震惊世人的12页长信：
“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需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做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露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的路。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 ……”
对于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又对自己死心塌地的男人，纵使王映霞一开始无意于他，后来也不免心有所动。但是作为一个出身书香世家的女子，在王映霞心中，名誉是第一位，婚姻是第二位，然后才是爱情。
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中，郁达夫根本不可能离婚。一方面，老家的妻子孙荃已经身怀六甲；另一方面，他的所有亲友莫不清一色反对他再娶王映霞。
王映霞知道郁达夫不可能为自己离婚，于是决定回到杭州老家。这一别，在郁达夫看来，就是重逢的遥遥无期。为了能在临别时和王映霞见上一面，他在车站死守了两天，人却未曾见到。黯然独回上海的他泪如雨下地写道：“映霞，但愿这一夜的泪水，能够浇熄我对你的痴恋。”
1927年4月，由于政变之故，郁达夫因挂念身在杭州的王映霞，夜不能寐，于是冒着生命危险踏上了南去杭州的火车。在此去王映霞老家拜访的数日中，两人朝夕相对，促膝而谈，加之王映霞的祖父很是赏识郁达夫的才华，各方因素竟促成了二人的这段感情。
在两人恋爱期间，郁达夫还公开发表了自己追求王映霞的日记（即后来畅销的《日记九种》），两人的恋爱逐渐成了文艺界众所周知的一个话题。王映霞一方面反感郁达夫将关于自己的隐私公之于众，让自己在这段感情中骑虎难下，显得被动，一方面却又不能否认郁达夫对她的爱之真切。
1927年6月，32岁的郁达夫和22岁的王映霞在杭州正式订婚；次年1月，也就在两人相识一周年之际，郁达夫与王映霞在上海举行了婚礼。才子追求佳人的传奇至此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南社诗人柳亚子还曾写诗赠予夫妇俩，称他们是“富春江上神仙眷侣”。
新婚之初，二人住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的一栋旧式洋楼里，这段爱情的开花结果让郁达夫备受鼓舞。他一改昔日的颓唐，接连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论著，加上他从前的几部小说都重新编过，由北新书局出全集，每月都能得到一笔相当数目的版税。
当时，家里的大部分收支都由王映霞运用调度，经济渐趋稳定，生活也井井有条，很上轨道。那段时间，郁达夫因为体弱，黄疸病发作，还有轻微的肺病迹象，王映霞就每天用鸡汁、甲鱼、黄芪炖老鸭等食材帮他进补调理，煞费苦心。
两人在婚后五年时间中连得三子，夫妻间蜜里调油，俨然过上了别人口中“神仙眷侣”的日子。不过好景不长的是，郁达夫多变古怪的个性很快也让这个新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
郁达夫是一个多情浪漫到骨子里的人，因而难以忍受寻常生活的一切单调、乏味和束缚。他我行我素、结交广泛，经常和朋友在外面喝得烂醉如泥，有时候醉倒了索性卧在大马路上睡。王映霞劝他少喝一点，郁达夫却耍小孩脾气，恼恨于她。
1929 年夏天，郁达夫的二哥从富阳来，因为王映霞干涉他喝酒，郁达夫一怒之下离家出走，彻夜不归。更让王映霞的恼怒的是，郁达夫婚前再三保证自己会和原配孙荃停止联络，事实上却仍旧和她藕断丝连。
1932年的一天，两人在一次争吵过后，郁达夫竟带着家里的一笔款子，独自一人去富阳住了一个星期。因为当时郁达夫和孙荃没有真正离婚，他和王映霞的结合顶多属于新旧婚姻过渡的“两头大”，这件事一直让王映霞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
后来，郁达夫在律师和友人的见证下写下版权转让书，将自己所著的《寒灰集》《鸡肋集》《日记九种》等书的版权悉数交给王映霞，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除此之外，两人婚姻中的其他性格矛盾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暴露。王映霞性格活泼外向，热衷于上流社会的交际和各种活动，但是郁达夫却不爱妻子抛头露脸。晚年的王映霞回忆二人的婚姻生活时曾说：
“婚后，他不喜欢我打扮，不要多与朋友往来，甚至不能单独外出；有一次要与他外出，他却说：‘让我看看。哦，这样打扮可不得，你不用去了’；又有一次，我和他到一个女同学家里走走，女同学硬留我下来过夜。他同意先回去了，谁知第二天，他气得把铺盖都搬走了；有时，保姆说我一个人出街了，他就慌张地坐车去追、去找。”
存在巨大差异的个性和生活方式让两人之间的情感裂痕越来越大，王映霞也开始思索，郁达夫是否值得自己为之耗上最好的青春。
1933年，在生活和事业上都不太顺遂的郁达夫带着王映霞，举家迁居杭州。在王映霞的老家，郁达夫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购置了一片空地，并在两年时间内建成了一幢别墅，郁达夫为其命名“风雨茅庐”，个中的凄凉萧索，也在冥冥之中预示了他和王映霞的婚姻走向。
1935年秋天，“风雨茅庐”建成了，却不是郁达夫意想中的世外桃源，而是变成了社会名流与政界要员交际往来的场所。当时郁达夫虽是一介文人，却已经名满天下，浙江政要无不以与之攀附为荣。
在这段时间里，王映霞凭借出色的社交才华，迅速地成了杭州社交场合的明星，并—度被誉为“杭州第—美女”。
在觥筹交错的交际场上，情感失意的王映霞渐渐重拾了过往的光辉。她每日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同郁达夫的不同朋友交际。女主人的身份在极大程度上弥补了王映霞在婚姻里头的空虚和幽怨。
相比之下，郁达夫却没有多少时刻享受“风雨茅庐”带给他的豪兴。1937年，郁达夫受邀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南下投身抗日活动，王映霞则带着孩子去往丽水避难。
在夫妻俩两地分居的日子里，距离非但没有产生美，反而陡增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和猜忌。在丽水逃难期间，王映霞和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刚好是邻居。当时，许绍棣的妻子刚刚病逝，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两家人常常也会互相走动。
一个是独居的丽人，一个是丧妻的官员，一直之间，关于二人的流言四起，于是郁达夫催促其回家的书信一封一封传到了王映霞的手里，王不得不回到已辗转至武汉的丈夫身边。
可王映霞回来不久，郁达夫却在家里发现了许绍棣写给自己妻子的三封措辞暧昧的“情书”，他当即断定妻子红杏出墙，崩溃失态的他当着自己好友的面大嚷大叫：“万万想不到她会这样不要脸!”
愤怒至极的郁达夫把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王映霞为此负气出走，住到了朋友曹秉哲夫妇家中。谁知第二天，郁达夫又在《大公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
一时之间，关于王映霞的私生活舆论，满城风雨。这件事情让王映霞委屈不已，后来经过朋友的调解，郁达夫在报上又登了一则“道歉启事”，王映霞也写了一纸“悔过书”，两人才言归于好，可情感上的裂痕已然无从弥补。
1938年，郁达夫应《星洲日报》的邀请前去新加坡办刊，携王映霞和长子一同前往。作为受过教育的新女性，王映霞一直渴望做一番自己的事业。在此期间，《星洲日报》的妇女专栏本来想邀请她参与主持，却被郁达夫一口回绝，理由是他不喜欢妻子抛头露面。一次次或大或小的争端终于让王映霞对这段婚姻绝望。
一直到1939年，郁达夫在《大风》纪念专刊上发表了《毁家诗纪》，将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昭告天下，两人终于分道扬镳。
且不说郁达夫是否有足够证据证明王映霞的不忠，单是他两次将婚姻中的难堪自我暴露的做法，已经足以说明他不想把日子过下去了。
1940年，郁达夫和王映霞协议离婚，正式结束了十二年的婚姻生活，这对“富春江上的神仙眷侣”到底还是被“大风”吹散了。
从“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浪漫豪迈到登报互撕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无情与难堪。纵观这段破碎的才子佳人恋，我猛然想起郁达夫在追求王映霞期间给她的一封长信里，他已经预见了两人分道扬镳的可能，郁达夫写道：
“第一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是当然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风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所以自始至终，不是郁达夫对二人的结合障碍缺乏认知，只是诗人天性里的浪漫，让他坚持把爱情中昙花一现的热烈和癫狂奉为信仰。如果要用一句话为两人的这段姻缘作结，那便是：强扭下来的瓜，又如何能要求它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