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为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把女性在爱情里的所有心理活动都刻画的入木三分，而被誉为“全世界最了解女人的作家”；他因为一生创作了16部涉及文学、哲学和政治等领域著名人物的传记，而被誉为“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他也因为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与细腻的思考能力，而成为了一名感性而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就是斯蒂芬·茨威格，奥地利诗人，作家，他把自己生命中最美好和最重要的东西都留给了世界，但是，这种理想主义最终却在现实面前溃败了，他的一生，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消亡史。
他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暗中标好了价码
1881年11月28日，斯蒂芬·茨威格出生于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的一户富商家庭。他的父亲靠经营一家纺织作坊起家，把它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大企业。虽然靠商业发家，但他却不像大多数商人那样唯利是图，有了钱就目空一切，他会弹钢琴，还会说法语和英语，他也会与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相处融洽，他对待生意认真务实，比他们少了一丝虚伪，多了一些体面与克制。即使当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富豪”，茨威格的父亲也坚持量入为出的持家原则，生活节俭。他低调做人，认真做事的品质深深影响了茨威格，成为一种父亲留在自己身上的无法抗拒的内在自豪。这让茨威格在往后的人生中看淡名利的诱惑，不去随波逐流地贪图虚荣，能够独守自己的内心世界。
茨威格的母亲出身于遍布精英的犹太银行世家，浑身都散发着优雅的贵族气息，作为高贵精明的犹太女人，她高度重视精神财富，敬重知识，所以她尽心尽力地培养自己的孩子，给予他们优越的生活享受，保障他们接受高贵的教育，她想让他们进入知识阶层，让他们在这一阶层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时候的茨威格，像生活在蜜罐里，自由地品尝着甜蜜的滋味。
一个人在童年时候就耳濡目染的时代气息会转化成血液，溶入他的血液，而且还是根深蒂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茨威格的人生，无疑都是美好而平静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是最为精辟不过的”。那时候的欧洲社会，稳定与平静仿佛才是生活的常态；那时候的国家是人民行使公民权利选出来的，那时候的货币流通顺畅，那时候的人们都清楚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们对未来都有着自己合理而周全的规划……一切都有规范，秩序和分寸，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当时的维也纳作为欧洲的文化中心，人们疯狂地热衷文化，追求艺术的卓越地位。欧洲的各种文化潮流在这里汇集，它们彼此交融渗透，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这里的人民也被培养成为了超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他们都自发地把自己当作世界的公民的一员。它也是一座享乐之城，这里的气氛是那么轻松愉快，他们热爱音乐，喜欢跳舞和演戏，乐于社交，同时讲究自己的外貌仪表，享受当下才是他们生活的真谛。
在这样一个充满理性和美好的世界，战争和暴力仿佛是天方夜谭一般，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当下的生活，奥匈帝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洋溢着一种美好而自豪的气息，殊不知这其中包含着“一种巨大而又危险的自负”。正如茨威格本人所言“那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而这样的想法无疑是十分可笑的，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似的，从而对人间真正的痛苦、险恶和神秘力量却懵懵懂懂，对危机和问题视而不见，他们很难料到，任何一个平常的明天，在它晨光微熹之际，我们的生活也有可能被彻底破坏。
中学时代的茨威格像大多数青年一样，对学校枯燥的求学生活实在是不感兴趣，他认为通往大学的路是相当漫长的，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愉快。他每天要坐五到六小时，除了学校安排的课程，还要额外学习五种语言，负担非常重，学校是束缚他们的枷锁，老师是条条框框下的奴隶。这是因为这个古老到一成不变的国家太享受稳定带来的安全感，社会上的人们也为了进取而故作成熟，而青年是它害怕的因素，他们活跃，他们激荡，他们雄心气壮，所以它想要排斥甚至压制他们。这样的做法成功使一部分人麻木不仁，却也使另一部分人愈加汹涌激荡。
在这种压力下，茨威格变得对自由更加渴望，他讨厌高高在上的权威说教，他会在课上无聊的时间看课外读物，也会装病去排队看演出，用自己的眼睛去注视全球的动态。到了大学，他则选择把爱好做成自己的事业，选择了耗费精力较少的哲学专业，把其他的自由时间用来研究文学和艺术。190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银弦》。随后，他选择去西欧，北美和印度等到处游历。他看到了欧洲的财富在增长，城市在扩建，人们也更加健康漂亮，到处都在前进，他开始怀着一种新的、更有意识的愉快心情去看待欧洲，更加热爱他的祖国，他以为自己看到了欧洲的曙光，他们都相信欧洲的前途。殊不知，毁灭世界的战火已经悄然逼近了。
虽然巴尔干战争搅乱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平静，但战争暂且没有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都不相信战争会真的爆发。真正让茨威格意识到爆发可能性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雷德尔事件，另一件是法国的观影事件。雷德尔作为生活在茨威格的邻居，居然差点影响到奥匈帝国的存亡，而在法国的观影事件则让他见到了法国人民对于德国的深仇大恨，一场小小的电影居然轻易煽动起了他们的仇恨种子。
那天晚上，他惴惴不安，辗转反侧。直到萨拉热窝的枪声响起，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夫妇的遇刺身亡，在引燃了巴尔干火药桶的同时，也炸碎了如同瓷器般脆弱的欧洲堡垒。人们对这位王储夫妇的死亡并不关心，他们甚至为年轻有为的卡尔王子庆幸，人们完全没有想到这次处理事情的方式会是国际战争，人民都相信神圣的条约，相信他们还能“安安稳稳地坐着”。几周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各国都在战争动员，大家才意识到形势的严重，而茨威格也踏上了前往德国的最后一趟车，随即前往奥地利，这趟列车正缓缓向战争驶去。
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在他年富力壮时发现自己的人生使命
回到奥地利，茨威格见到的依然是一片欢愉的景象：到处飘着旗帜彩带，人们奏乐高歌，忘乎所以，喜气洋洋地参军作战，即使作为厌恶战争的茨威格也在刚开始不可避免地把自己融入了火球似的群众去了，不过后来他又恢复了理智，坚守自己世界公民的理念，看清战争的本质。由于体检不合格，茨威格失去了当兵的资格，但他在朋友的帮助下，成为了军事档案馆的文件管理员，在这里他也见识到了战争最丑恶的样子：运送伤员的是只有窄窄的通气小窗，被煤烟熏黑的破旧货车，担架上躺的是布满血迹的尸体和面如死灰的伤员，整辆货车就像一副有四个轮子会移动的棺材；报纸上还在源源不断向民众输送恬不知耻的战争谎言。
这茨威格突然又有了写作的动力，他有了现实的素材，于是坚决地迁居到维也纳的郊区，开始了他自己个人的战争：向利用当时群众的热情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为了群众思想上的团结做奋斗。1917年，茨威格创作出了一部反战的悲剧《耶利米》，结果大获好评。这是因为在亲身经历战争的可怕后，人们以更加理性冷静的目光来审视战争，现实的残酷也让他们不得不他们从战争的高烧中清醒过来。
德奥军队溃败后，笼罩在专制皇朝阴影下的奥地利，被其他国家瓜分得残破不全，四分五裂，国内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们穷得只能烧纸币取暖，整个奥地利过上了“被肢解的状态下过一种屈辱的乞丐似的生活”。奥地利周边的国家谁不愿意接纳贫穷的奥地利，那些获胜的国家不愿意让德奥合并而使德国强大起来。
这时的奥地利变成了另一个世界，胆大乱为的人才能吃饱喝足，擅长贿赂的人才能兴旺发达，投机倒把的人才能大发横财，而循规蹈矩的人只能活活饿死。此时的奥地利再无规则秩序可言，再也不复以前美好平静的模样。与此同时，奥地利内部也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革命，青年人对权威的信仰崩塌了，他们高举无政府主义，沉醉于毒品带来的刺激，发表一切奇谈怪论，仿佛只有混乱才能对抗他们内心的迷茫与无助。面对这种情形，处于人生中途的茨威格深感痛心，但他也知道超脱和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于是他便安安静静地投入创作之中，写出了《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作品。
在最艰难的三年过后，一切仿佛又好起来了，茨威格重拾了年轻的爱好——远途旅行。他去了佛罗伦萨、米兰等地拜访好友。人们比以前更加真诚友好，战争仿佛就此埋葬了。可事实真的如此吗？战争真的过去了吗？平静的湖面下暗流涌动。战胜国打着正义的旗帜，大肆获利，而战败国只能被人肆意践踏，满目疮痍。
1924年至193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结束，整个欧洲又过上了相对幸福的10年，但人们好像还是找不到生活的方向。作为纳粹党的希特勒敏锐地抓住了人们的需求，他为他们制定秩序，让他们不再迷茫，用最下流的方式煽动德国民众反共反犹，搅乱德国的政坛，暴露德国腐烂的伤疤。这样一个“小丑”却当上了德国的总理，打破了平静的湖面。希特勒领导了许多的暴乱，做出了很多令人无法理喻的事件，但当时的茨威格仍认为德国还存在良知，野蛮会在人性面前毁灭。可恰恰相反，茨威格这种世界公民的想法惹恼了希特勒，他被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他的作品遭到了封禁与抵制，周围的朋友也一个一个离他而去，甚至生命都受到了威胁，他被迫移居伦敦，踏上了8年无所归依的流浪生涯。
他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为早被人忘却了的野蛮之中
在英国的最初几年，茨威格并不认为自己在流亡，因为他的祖国仍然存在，即使苟延残喘，他还是一个有“家”的人，他还有祖国可以思念。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奥地利虽然是个小国，却是欧洲的一块重要基石，在这场疯狂的食肉者的斗争中绝无完璧的可能，希特勒要靠它撬动整个欧洲，于是他多次往返英奥之间，想要把祖国的面容深深镌刻在他的心里。不出意外，英国为了不惹祸上身，悄悄为德国开辟道路，缓靖政策把奥地利出卖给德国。德奥合并，茨威格失去了奥地利的护照，成为了一个无国籍者，他的心再也没有栖息地，整个大地没有他可以定居下来的地方，他前后辗转了英国，美国和巴西，于1942年与其第二任妻子绿蒂，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的寓所内服毒自杀，决然告别了这个令他伤心的世界。
尼采曾经说过：“理想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如果他被扔出了他的天堂，他会再制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与世长辞就是茨威格在经历了国破家亡，作品和地位尽失，四处流浪的苦难后的理想地狱。理想主义的花，绝不会长久地盛开在现实主义的土壤上。茨威格知道自己的祖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毁灭，人类不可避免地走向退化，但他无能为力，他改变不了历史的轨道，他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他的精神世界骤然死亡。
对于茨威格自杀离世的做法，人们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愤怒，有人叹息，也有人嘲笑其懦弱，但无论何种观点，我们都必须清楚：他像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一样，他们都在通往理想世界的路上受尽了磨难，他们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他们的精神财富已经超过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他陨落在了一个时代的黄昏，但他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闪耀的群星之一，永远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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