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8月21日，天津大沽失陷，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举国震惊。

清军统帅僧格林沁统率蒙古马队七千，步兵万余名，从天津撤防退至通州、八里桥一带布置防御；9月21日，清军阻击英法联军于八里桥，清军虽表现英勇，但无奈战法、装备都严重落后，遭遇惨败。

次日凌晨，接到战报的咸丰帝以“木兰秋狝”为名，带着皇后、妃嫔等仓皇出逃到热河避暑山庄。本来是去避祸的，结果，去了之后，咸丰帝却喜欢上了那里的生活，尤其醉心于戏剧。据传，北京宫内的升平署成批地被召到热河，每三天就要演一出。

体弱多病的咸丰帝没有等来还京就于1861年8月22日凌晨驾崩在了热河行宫的烟波致爽殿寝宫。

咸丰帝驾崩时年仅31岁，论年纪，春秋正盛。

事发突然，为确保皇权的顺利交接，咸丰帝临终前连下两道圣谕，又授出两枚印章。

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

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此外，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加盖“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方可生效。

虽然咸丰帝驾崩确属事发突然，但从咸丰帝对皇权交接所做的这些安排来看，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深思熟虑、较为稳妥的系统性方案。

咸丰帝有十八位后妃，却只生了两个儿子，小儿子出生后就夭折了，所以，皇位继承人没得选，只能是皇长子载淳。

自古皇权传承，帝王最看重的都是传承人对自己执政理念的认可、继承和发扬。

咸丰帝驾崩时，载淳年仅六岁，为确保政局平稳过渡，按惯例要托孤辅政大臣。

咸丰帝成年掌权，一直大权在握，逐渐筛选出了一套贯彻自己执政思路的行政班子。在这套班子里，咸丰帝是决策者，其他人是他执政思路的执行者，这些人常年在咸丰帝周围出谋划策，执行命令，对咸丰帝的执政思路、处事原则都很熟悉。

咸丰帝设立托孤大臣为的就是让自己的执政理念在自己死后仍能得到贯彻执行。

目的决定标准，咸丰帝选择了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等八人为辅弼大臣。

咸丰帝将恭亲王奕䜣和醇郡王奕譞置于辅政大臣之外，最主要的考量应该还是这他们在血统上对载淳继位有威胁，毕竟他们都是道光帝的儿子，是除载淳外最合法的皇位继承人。而八位辅政大臣中，血统最近的怡亲王载垣已出五服，篡位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以史为鉴，顺治朝多尔衮擅权的例子就在眼前。

辅政大臣专权的例子距离更近，康熙朝的鳌拜。

所以，咸丰帝选择辅政大臣，首先排除了五服以内的亲王、郡王，把篡位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此外，增加辅政大臣的数量，避免权力过度集中造成的尾大不掉；最后，考虑到辅政大臣结党的可能性，给行政命令设了一道硬性约束，加印生效。

考虑到子幼母壮可能会出现太后专权的局面，咸丰帝特意将印一分为二，用以相互制约。

这个设计可谓用心良苦，不可谓不周密。

方案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再缜密的方案都需要人来执行。好的预设方案设计精巧只是个基础，对执行人的把握尤为重要。毕竟，预设方案能否实现取决于执行人而不是方案本身。

最终，这份预设方案完全走样，既没有阻止恭亲王奕䜣揽政，也没有约束住西太后慈禧专权。究其原因，还是咸丰帝低估了慈禧对权力掌控的热情和对政治掌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