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 马山林
我家住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父亲是一名兽医，没想到正因为他是一名兽医却给我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父亲在旧社会被拉过壮丁，他在国民党的部队里专门从事喂马工作，因此也学了一点兽医知识。
那是１９７３年的四月，二叔家喂了一头老母猪。那时家家户户都没粮吃，猪崽卖不出去。前两窝猪崽都被二叔担到集市上倒掉了。那些小猪有些被人检了回去，有些就连冻带饿死得到处都是。二叔不愿意再看到猪崽们被倒掉时的悲惨命运，因此二叔就让父亲给那头老母猪做了绝育手术。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件事竟然被人告到了公社，公社竟然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无限的上钢上钱。说父亲是反革命残渣余孽，破坏“一人一猪一亩一猪”的最高指示。
父亲被送到了公社的学习班，强迫劳动了三个月，最后被戴了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至此，我们全家都变成了黑五类，姐姐本来是大队合作医疗的一名赤脚医生，也被清退回了家。
成了地富反坏右分子，每年必需完成３０个劳动日的义务工。父亲因此必须在大雪天扫路，涨水期间搭桥支列石，生产队修建学校时他还要看工地。去年３０个义务工没完成，被扣掉了１０斤口粮，今年眼看半年时间过去了，父亲的义务工才有１０个。
１９７４年我高中刚好毕业，那年的８月份，突然支书找到我说，如果我愿意帮他把山上的一堆松毛挑到院子，他可以想办法给我父亲记１５个义务工。
我到山上去看了一下，这堆松毛不是很多，５担就可以担完。如果这样的话，父亲就不用下雪天去扫路了，也不用在北风刺骨的冬天就给学校看工地了。
松毛虽然不多，但却离家非常远，就在我们村子后边的一条小沟里。为了不影响我在生产队上工。每次担松毛时，我都选择在早晨收工后，拿点干粮一边走一边吃，松毛担回家时刚好到中午上工的时间。
４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已经是最后一担松毛。那天我心里特别高兴，捆好了松毛，扎好了担子。看看时间还早就提着一只口袋准备下到河沟渠里去摘一点五味子，这种东西是弟妹妹的最爱。由于他们放学后要打猪草，她们嚷嚷着要来摘五味子都被母亲给拦住了。今天我刚好有时间，于是就准备给他们摘一点带回去。
五味子都长在河沟渠里，一架五味子都能摘五六斤，现在正是五味子成熟的季节，那一串串红通通的五味子挂在绿叶红藤上非常惹人眼馋。
只有一小会儿时间我就摘一半口袋，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离我二百米远的一棵树上挂着一件粉红色的衣服，我心想是不是那个姑娘在摘五味子的时候，把衣服脱了挂在树上，而走的时候又忘记带走。于是我就想走过去把衣服拿回去让妹妹穿。
我越走越感觉不对劲，那是什么衣服，那分明就是一个人嘛，直至到了跟前我在发现，原来那是一位倒挂在树上的小姑娘。
这姑娘有十二三岁的年纪，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方格衫子，下身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裤，脚上穿着一双白色凉鞋，从小姑娘的穿着上看，她绝非穷人家的孩子。
姑娘的一只脚卡在了一棵树叉上，她头下脚上，上身的衣服已经下翻蒙住了小姑娘的面部，从外表上看，姑娘一动不动的挂在树上，很可能已经吊死了。
因小姑娘的一只脚卡在树叉里，随着身体的重量越卡越紧，这样倒挂着想翻身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有人来救，要不然那只有死路一条。
我抱着姑娘的身子慢慢地把她向上托举，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小姑娘从树上卸下来。我让她静静的躺在草地上，这时我才发现这姑娘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姑娘，皮肤白皙，五官精致。突然我发现小姑娘的小姆指动了一下，难道她还活着？
我立即抱起姑娘飞快地跑回家中，等到了家中，姑娘的眼睛已经睁开了，只是不能说话。
姐姐立即从医疗站买来了药品，很快便给小姑娘打上了点滴。等我再上山把那担松毛担回家的时候，小姑娘已经脱离了危险。
原来小姑娘名叫阮小玲，家住离我们村子１５里的太平区，太平公社，父亲是一名军人，目前只有阮小玲与母亲二人在家生活。
四天前是星期日，那天吃过早饭后一邻居给阮小玲送了几串五味子，她吃过后觉得好吃，便详细的向邻居打听了五味子的采摘地，然后悄悄地从家里跑出来，一个人悄悄的上山去采摘五味子。
邻居到是没有骗她，山上的五味子却实不少。不过她摘着摘着不知不觉就已经翻过了同几道山梁，就在她准备回家的时候，她突然发现一个小树上竟然缠上了五味子的藤蔓，并且上面挂着的五味子又红又大。于是她就爬上了树，她一边在树上摘着吃，一边尽情的玩耍，没想到她的一只手突然滑落，她竟然从树上掉了下来。幸亏一只脚还卡在树叉里，要不然，肯定会摔个鼻青脸肿。渐渐地她发现一只脚被卡住远比掉下去要残忍的多。
因为无论她怎么挣扎都无法把身子再颠倒过来。她精疲力尽，口干舌燥只能一动不动的养精蓄锐，她大声求救，然后这山高林深的地方，那里会有人来救她？
她已经在树上头下脚上挂了整整四天，直到第五天才被上山担松毛的我救了下来。
怕阮小玲的家人担心，当阮小玲刚能恢复走路的时候我就把她是送回了家。没想到我们到达太平村的时候，刚好撞见了阮小玲的母亲在为阮小玲举办安葬仪式。
多日来阮小玲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全队社员整整找了五天，就差没有掘地三尺了。村子，公社，县上的车站，十五里以内的山上都齐齐找了一遍。阮小玲的母亲已经彻底绝了望。就在她准备把女儿的衣物塞进棺材，准备为女儿建一座衣冠冢的时候女儿却突然被送了回来。阮小玲的母亲像疯了一般紧紧地抱着女儿哭个不停。
因阮小玲的父亲在部队不能及时赶回来，帮阮小玲母亲出主意想办法，而这一段时间是阮小玲的舅舅蔺忠贵一真陪伴在阮小玲的母亲身边。蔺忠贵见自己的外甥女被安全送回，他激动万分，当时就拿出把１００块钱递到了我的后中。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这样的事情放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他们也会义无反顾的出手相救的，救人的目的肯定不会是为了回报。
我拒绝了现金回报，连饭也没吃就回了家。
过了两天蔺忠贵陪着阮小玲的母亲来到了我们家，他们除了表示对我的感谢外，还提出把我的户口转到县煤矿。
父母觉得去县煤矿挖煤还不如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在生产队劳动虽然苦点累点，但是安全的，我没有听从父母的劝告依然坚持去了县上的煤矿。
１９７５年的２月我去煤矿上班。１９７５年的冬季征兵工作开始后，当时担任县煤矿工会主席的蔺忠贵就为我办理了报名手续。１９７５年的１１月２５号，我拿到了入伍通知书。
在部队服役了三年后，１９７９我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战斗中我被提拔为排长，并且荣立了一次二等功。
不过在执行撤退任务时因掩护主力部队顺利撤退而被敌人切割包围。经过五天五夜的英勇战斗，我们排只有７名同志从越南撤回了祖国。这７名同志除了一名班长没有受伤外，其余同志或多少都挂了点彩，我是被战友背回祖国的，因为我的脚踝被敌人子弹射穿。
在医院治疗４７天后，虽然没有截肢，但去落下了永远的残疾。１９７９年的８月我光荣退伍，退伍后被安排到县城的教师培训学校当一了名后勤主任。
虽然我有了稳定的工作，但是由于我的腿有明显的缺陷，因此到了２５岁依然没有解决个人问题。
当时姐姐已经中师毕业在城关小学当老师。那是一个星期日，姐姐突然带着一名女老师来学校看我。这名师女老师高高的个子，雪白的皮肤，我突然发现她有点像阮小玲，于是我就问她：“你认识阮小玲吗？”
姐姐笑着看了我一会后说：“我还以为你已经把她忘了呢。”
这名女老师站起身来微微一笑说：“我就是阮小玲，我谢谢你能记得我。”那天我们在一块吃了一顿便饭。从此后，我们就经常来往，一年后，我们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转眼间四十多年就过去了，回顾我们当初的相识，无不是人感慨万千。没有那年为支书家挑松毛，也不可能救了阮小玲，不救阮小玲我也不可能入伍参军，能够与阮小玲结为夫妻，好像是上苍的巧妙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