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一个捍卫自己尊严而又高傲的人”

在章含之的笔下，乔冠华显然是有着诸多特质的一个人，而这些特质，无疑也深深吸引着她，虽然两人从年龄上来讲相差非常多，但从后来发展来看，这并没有影响两人相知相恋。

毫无疑问的是，在乔冠华与章含之相知相恋之前，他们都已经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

我们对乔冠华，最熟知的莫过于那张照片——《乔的笑》。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有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史称两阿提案）。

11月15日，当中国代表团进入联合国大会现场后，记者一窝蜂的涌上来问：

“你们此刻心情如何？”

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仰头大笑，而这一幕也被当时在场的记者锁定。后来有西方记者称乔冠华的笑容：

“震碎了联合国议事大厅的玻璃。”

尽管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至今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穿越时空的力量。

事实上，在成为一个卓越的外交家之前，乔冠华一直是以文出名的。

有意思的是，乔冠华与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两人都是江苏盐城人，而且都以文章而著称，更关键的是，两人过去用同一个名字——“乔木”。

1938年春，乔冠华回到香港后，开始在余汉谋主办的《时事晚报》做总编辑，当时乔冠华不便以本名来发表文章，于是便替自己取了一个“乔木”的笔名。

不过乔冠华并不知道，当时他的老同学胡鼎新（两人都在清华大学学习过，据说交情不错）早在前一年便到了延安，为了表示自己积极投身革命的意愿，胡鼎新改名胡乔木，并以“乔木”之名在延安发表文章。

可这么一来，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当时两个“乔木”，一南一北同时发表文章，人们有时搞不清楚哪个是哪个。

胡乔木的胞妹胡文新当时在白区工作，偶然看到了在香港报纸上刊载的署名“乔木”的文章，还以为自己的哥哥到了南方，于是写了封家信过去，搞得在香港的乔冠华一头雾水：

“我什么时候多了个妹妹。”

时间一长，大家也都知道，两个“乔木”其实不是一个人，于是他们将乔冠华称作“南乔”，而把胡乔木称作“北乔”。

也就有了后来“南乔北乔”之争，一如武侠小说中“北乔峰南慕容”之争。

这桩公案后来在毛主席调解下得以化解，“南乔”在毛主席建议下，就恢复原姓名，就称乔冠华，而“北乔”乔木则是在笔名上冠姓，就称胡乔木。

不过，乔冠华对“乔木”之名相当执着，据胡风回忆，一直到五十年代，他问乔冠华“有没有放弃乔木之名”，乔冠华仍回答“没有”。

乔冠华的文章与胡乔木相比，其实各有千秋，不遑多让，据说毛主席在抗战时期评价乔冠华写的国际时事评论文章时称：

“文章可顶战场上的两个坦克师。”

只是毛主席也曾批评过乔冠华。

大约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一次毛主席要给非洲一位国家元首写贺信，因为国事繁忙抽不开身， 特意嘱咐乔冠华代自己写一封信，结果信递上来以后，毛主席一看并不满意：

“文章硬如铁，读的人满嘴流血。”

显然这样的文章不太适合友好场合，于是毛主席把信打回去，让乔冠华重新写。

从毛主席的评价，也不难看出乔冠华文章风格。

不过，乔冠华的文章，喜爱的人还是多过于不喜欢的人，特别是一些与乔冠华本就熟识的老朋友，在他们看来，乔冠华是一个集口才、文采、人才于一身的人，擅长分析，预见准确，特别是他身上很具备一种浪漫文人的气质，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这种气质在乔冠华从事外交工作后，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他既是一个活动家，又是一个学问家，是一个把善于分析的冷静头脑和热情的性格结合起来的人。”

1942年，29岁的乔冠华遇到了28岁的龚澎。

应该说从见的第一面开始，乔冠华就深深的被龚澎吸引。

龚澎不仅长的漂亮，而且有才，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几乎可以与乔冠华比肩，就连两人的老友冯亦代夫妇看见了他们，都在背后议论：

“一个才子，一个才女，依我看，老乔和龚澎真的是天生一对！”

可意外的是，在各自领域都是披荆斩棘的两人，在面对爱情这件事上，却谁也不肯先开口。

乔冠华也是事后才了解到，龚澎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

1938年4月，龚澎到延安后，被安排在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即被派往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部做秘书，与当时同在总司令部做秘书的刘文华相知相恋。

刘文华才不亚于龚澎，曾留学德国学习水利工程，本打算用学习的实务来报效祖国，然而当时祖国面临日寇的入侵，因此刘文华便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6年入党。

1938年1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刘文华来到晋东南抗日前线，被安排在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先是担任朱老总秘书，后来又担任彭老总秘书，当时两位老总对这位曾留学德国的高材生很器重。

更为难得的是，刘文华虽然有才，却无文人身上的傲气。

龚澎来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后，与刘文华相识，很快两人便产生了恋情。

1940年1月，在彭老总撮合下，龚澎与刘文华成婚，两人婚礼非常简单，没有结婚典礼，没有宴请，只是在村子前的一棵杨树上刻下了两人的名字和结婚日期，期盼他们的婚姻能够像小杨树一样，茁壮成长。

可遗憾的是，龚澎后来调往重庆后，刘文华病逝在太行（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

周恩来人在重庆，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消息，可当时龚澎父亲刚去世，人又在重病中，周恩来一直到龚澎病痊后，才告诉了她这个消息。龚澎听闻消息，悲痛的不能自己，在周恩来、邓颖超劝说下，才重新振作起来。

可经历过一段感情的逝去，龚澎人也很敏感，当时乔冠华也经历了一场失败的恋情，难以走出迷茫。

关键时候，是周恩来以及老朋友冯亦代夫妇从中撮合，这才推动了两人交往。

1943年夏，乔冠华应龚澎之邀会见外国记者，因肠穿孔引起急性腹膜炎被送进了医院，龚澎在此期间多次要医院照料探望，等于说公开了两人的关系。

一次，乔冠华到周总理办公室，被周总理“催婚”。乔冠华当时尴尬的就要从口袋里掏烟，结果看到周总理办公室禁止吸烟的标牌，有尴尬的缩回手去，周总理打趣了一句：

“你怕什么，我这只是禁烟，又不是禁婚。”

同年在各方关注下，乔冠华与龚澎结婚，两人携手走过了将近三十个春秋。

建国后，龚澎出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新闻司司长。

1969年，龚澎因为过度劳累，身体情况已经不容乐观，到1970年9月20日，龚澎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5岁。

龚澎的去世，对乔冠华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他始终沉浸在对妻子的思念中。

原驻日大使符浩回忆，一次他曾接到乔冠华打来电话，电话那头他用沙哑的声音对他说：

“我受不了啦！老符，你若有空就过来陪我聊聊吧！”

符浩那时也很诧异，因为这是他首次见到乔冠华如此脆弱的一面。

不过，就在龚澎去世3年后，章含之意外的闯入进来，给了乔冠华新的希望。

章含之比乔冠华要小的多。

在与乔冠华结识前，章含之最出名的地方莫过于她的养父是章士钊，而她的生父是军阀陈调元的儿子陈度，母亲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人称康克令小姐的谈雪卿，两人是属于未婚先孕。

一直到1953年，章含之同父异母的哥哥谈炯明拿着照片来与她相认，她才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章士钊是一个颇有名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家，在他的教育下，章含之也成为一代才女，1953年被保送进外国语学院，还跟着父亲章士钊一起到中南海见过毛主席。

在毛主席要求下，章含之当过毛主席的英文老师。

章含之在认识乔冠华之前，也有过一段不算是幸福的婚姻，在当时闹的沸沸扬扬，章含之的女儿洪晃后来谈及父母的这段婚姻时也说：

“离婚是明智的决定，他们两人不适合。”

1971年3月末，章含之进入外交部工作，正巧赶上了一件大事，即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章含之当时作为一般职员，跟随乔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一起出席了联合国大会。

尽管是同在一个外交部工作，但章含之与乔冠华之间接触并不多。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章含之回忆与乔冠华初次见面是在1967年的四五月间。

那次，章含之到家的斜对面文具店，碰巧撞上了从外面走进来的乔冠华，章含之那时记得，乔冠华身材高高大大，戴着眼镜，一脸的严峻，就忍不住多看了两眼，那时的乔冠华还没注意到章含之，只是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又自顾自的离开了。

初次见面，乔冠华给章含之的印象是高傲。

等到第二次再见，时间已经到了1971年春。

章含之初到外交部工作，对一切还都感到很新鲜，一次上班，她要乘坐电梯赶回四楼办公室，可因为电梯坏了，章含之被迫去爬楼梯，意外在楼梯口见到了一个身影佝偻的老头。

当时她不管不顾，正要飞奔上楼时，被人一把拉住：

“别跑，前面的那个人是乔部长。”

章含之心里疑惑，随口问了一句：

“哪个乔部长？”

“咱们外交部还有几个乔部长。”那人摇了摇头说了三个字：

“乔老爷！”

“乔老爷”是当年毛主席赞许乔冠华才学送给他的外号。

章含之也吃了一惊，因为四年不见，显然她无法把眼前这个身形佝偻的老头同那个意气风发，性格高傲的人联系在一起。后来他才知道，乔冠华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哀痛妻子龚澎的逝世。

1971年秋，章含之跟随中国代表团赴联合国大会。

一次，乔冠华点名，当点到章含之的名字时，她正被挤在楼门外面，哪知她刚挤进去，乔冠华突然严肃的问了一句：

“你就是章含之，章老的女儿？”

在如此大庭广众之下，章含之有些窘迫，只好站起来又答到了一遍，哪知乔冠华并没有打算放过她，而是严肃的问：

“就是你扣下了我的《柳文指要》？”

章含之更加不知所措，原来之前章士钊写了本书《柳文指要》，后来答应出版时送给乔冠华一本，当时章含之被安排在外交部工作，章士钊特意嘱咐女儿去送，可章含之生性要强，怕人误会自己是想走上层路线，所以没去送，乔冠华左等右等不见，只好派秘书去章士钊那里要来一本。

这会儿乔冠华旧事重提，章含之愈发窘迫，隔了好一会儿，乔冠华才悠悠说了一句：

“好吧，我今天算是认识你了。”

严格意义上来讲，这首次见面两人并不愉快，不过两人都没想到的是，缘分就此种了下来。

1972年，章含之又一次随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当天，代表团住进了一家旅馆后，章含之去给乔冠华送资料，当她走进乔冠华屋子里时，发现他正坐在沙发之上，神情忧郁。

隔了半晌，乔冠华才注意到章含之，指着旁边的小沙发说了一句：

“坐吧。”

两人聊了一会儿工作，章含之有些紧张，放下资料就要离开，就在这个档口，是乔冠华主动说了一句：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气。”

章含之也是第一次见到乔冠华如此模样。

不过，章含之渐渐发现，乔冠华对自己有些不一样的情感，可因为自己有一段失败的婚姻，加上两人巨大的身份诧异，章含之内心并不接受这段感情。

尽管乔冠华用自己的诚心打动了章含之，可在这段感情里，两人都走的很艰难，章含之几次要打退堂鼓，让乔冠华内心很痛苦。

一次，她独自一人跑出去看电影，乔冠华却有些失落，酒量原本不大的他当天灌了整整一瓶茅台，醉倒在家里，还不住的喊：

“章含之在哪里？章含之在哪里？”

凌晨时分，章含之从外面回来，同事告诉他：

“乔部长好像出事了，你快去看看他。”

章含之吓了一跳，立马就赶到了乔冠华住处，这时乔冠华已经醉的不省人事，嘴里不住的喊“章含之”的名字，章含之看着这一切，内心十分动容，从那一刻开始，她决定再也不离开这个男人。

1973年年底，章含之与乔冠华走进婚姻殿堂。

这一年，乔冠华60岁，章含之38岁。

章含之从同乔冠华结婚那天，就不可避免的卷入一些是非中。

乔冠华因为再婚，他同子女的关系闹的很僵。

儿子乔宗淮后来直接搬到岳母家，一住就是七年，当时乔冠华回家后，明知道一切都是儿子干的，但还是报警宣称自己家里被盗了；女儿乔松都也为父亲的行为感到寒心，后来也搬离了家，她后悔的是，离开家之前，没有带走母亲的那架钢琴，导致后来这件母亲的遗物莫名消失了。

不过，婚后的章含之确实过了一段幸福的婚姻时光，从她后来写的文章中，就能看到这一切。

乔冠华晚年身体情况一直不是很好。

1977年3月，乔冠华突然晕倒，经检查发现他患有很严重的冠心病，不久之后，乔冠华又被确诊为肺癌。

可为了妻子，乔冠华始终坚持着，他曾对章含之说过一句话：

“为了你，我一定要治好这个病。”

章含之也为了丈夫，心甘情愿的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心全意的照料乔冠华。为了照顾丈夫，章含之在丈夫的床边放了一张小床，只要丈夫一有动静，她就能立马察觉。

1982年，乔冠华癌细胞扩散被送进医院，在医院待了几个月，他的病情竟然奇迹般的得到了控制。

尽管医生拼尽全力的作用不可忽视，但乔冠华坚信，是妻子的陪伴才让自己更有动力，更加乐观的去面对病情。

可惜的是，这种幸福的时光前后只维持了一年。

1983年9月初，乔冠华病情加重，当他被送到医院紧急治疗时，还在不断的安慰妻子：

“大概只是肺结核犯了，没事的！”

遗憾的是，这次没能如乔冠华所预料，他的病情恶化非常快。

1983年9月22日上午，乔冠华因病去世，享年70岁。

乔冠华的去世，让章含之内心非常悲痛，她虽然已经不记得丈夫去世当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可她却记得，那天她一直在哭，哭得声嘶力竭，到后来，大家担心她的身体情况，这才将她架着出了病房。

章含之被送回家后，好友杜修贤到家中探望，见章含之躺在床上痛哭，上前便劝：

“你不要这样躺着，你要起来。”

章含之只对杜修贤说了一句话：

“老杜，我没有力气了，我活不下去了。”

杜修贤当时对章含之说了一句话，使得她重新振作了精神：

“你要为老乔活下去！”

在丈夫乔冠华去世的头些年里，章含之始终无法走出阴霾，她将丈夫的骨灰从八宝山取回，放在家里的卧室里朝夕相对，一直到后来，身边的好友都担心她这种精神状态，都劝说她，章含之这才同意让丈夫入土为安。

1984年年底，章含之带着丈夫的骨灰，打算将他安葬到老家江苏盐城。

没想到的是，盐城地委经过商量后，只给了四个字的答复：

“暂不同意。”

章含之没办法，只好去找丈夫生前的好友李灏帮忙。

1985年清明节，乔冠华的骨灰被安葬在苏州一座公墓，在墓地一块黑色大理石上，除了刻着“乔冠华之墓”外，章含之还额外刻了丈夫生前最喜爱的一首诗的句子，那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中的一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年轻时的章含之对未来生活或许有多种想象，但她从来没想到会进入外交部，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同乔冠华结婚，然而他们的幸福又宛若流星一般，划过天际，最终只留下残存的记忆。

“我的爱情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