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秦国灭亡是一个大命题，被作为“热点”持续讨论了两千多年，其中，秦国对关东六国故地掌控力太弱绝对是主要原因，这也是西汉初年之所以实行郡国制的核心原因，至于刘邦为何坚定地执行郡国制，一个是功臣军功变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韩信早就一语道破实行此制度的必然。
汉四年（前203），韩信平定了齐地派出使者向汉王刘邦汇报：“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难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
韩信在汇报了齐地的战况之后请求刘邦封他为代理齐王，理由是，齐人伪诈多变，反覆之国，加上旁边是楚国，必须以王权控驭其地。
当时，刘邦正困于荥阳战场，极其狼狈，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寡人被困于此，时刻盼望着韩信来救我，他倒好，想着称王的事。”
结果是，陈平和张良立刻给刘邦示意向其讲清了驳斥韩信请求之后可能会付出的代价，所以，刘邦为了稳住韩信就派张良亲自前往齐地，封韩信为齐王，征发其兵攻击楚兵。
对于此事件，大家已经形成了共识，是韩信在权力欲望的驱使下做了不明智的选择，直接给自己之后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但众人都忽略了一点，韩信说的其实是事实。首先，秦国的灭国大战，齐国并没有经历战火，而是直接投降，这就说明，齐国的贵族和豪强势力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始皇中央集权的巨大威胁。
齐国的力量到底有多强悍，一件事情就足以说明。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和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之后，关东六国先后复国，但列国基本都是在陈胜张楚政权的协助下复兴了王政，比如，魏国、赵国和燕国，陈胜被杀之后，楚怀王接棒了陈胜的盟主角色，列国依然是在楚国的旗帜下求生存，韩国王政的复兴还是完全凭借楚国的力量，独立性极差。
但齐国却能在短时间内凭借自身实力迅速复兴了王政，成为秦楚汉间一股重要的力量。齐国能迅速复国就足以证明，其贵族和豪强势力依然盘踞在齐地，成为秦国中央集权的最大阻力。
田儋兄弟就不说了，最能说明齐地特殊情况的是田假，他是末代齐王田建的弟弟，这样的人都能大摇大摆地生活在故地，还能深度影响秦楚之间齐国的政治，可见齐国的旧势力是相当强大。
由此我们也会产生一个疑问，始皇当年将十二万户大约六十万人六国豪族迁徙到关中，这个政策到底落地了没有。
至于这个制度落实得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齐国存在着力量相当强大的旧势力。可能这也是刘邦默认韩信在郦食其已经以外交方式搞定齐国的情况下以突袭的手段拿下齐国的原因，就是为了以战争最大程度摧毁齐国的旧势力。虽然相继经过楚军、汉军的军事打击，但齐国的旧势力依旧强大，韩信在打下齐地之后就有相当强烈的统治危机，所以才会请求刘邦恢复齐国的诸侯建制，以王权来控驭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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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韩信所说的齐人伪诈多变，司马迁也做过齐人民风彪悍的记载，韩信没有说谎。
等于说是，韩信只是将始皇君臣当年讨论的话题落了地而已。秦国在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之后对于如何治理庞大的帝国展开了激烈讨论，王绾的建议是，分封嬴氏子孙为王来镇守燕国、齐国、楚国这样的边地。
原因是，这些属于边远地区，咸阳对于这些边地的治理鞭长莫及，再加上秦国的官吏和军队数量极其有限，不能保证对所有地方的分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王权治理边地来分担统治压力。
这是交通条件的限制，同时也是秦国官吏和军队不足的现实的倒逼。如果不能以王权震慑其地，则很可能会遭到当地旧势力的冲击。
当时，不仅是齐国存在这样的情况，别的诸侯国同样是旧势力盘根错节，比如楚国。楚国的旧势力首先就是王族的存在，比如沦落到放羊地步的楚怀王之孙熊心，还有贵族景驹、项梁叔侄等人。韩国的张良不仅安然地生活在韩地，还继承了家族在韩国时代的遗产，重要的是，张良还大量散财培养刺客，谋划刺杀始皇。另外，魏咎、魏豹、赵歇等人也是典型。
从这些人当时的生存状态来看，六国贵族不仅大量生活在故地，同时还继承了家族的财富，其利益由战国时代延伸到了大一统的秦帝国。
所以，严重怀疑历史上关于始皇严厉打击六国贵族的记载。
也就是说，秦国通过灭国战争并没有获取海量的财富，这就是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为什么接着用兵北疆和岭南的核心原因，因为，他要通过持续地开拓落实在灭国战争中对秦军将士的分红。
既然关东存在大量的旧势力且实力雄厚，秦国在官吏和军队短缺的情况下就不得不采取和当地豪强合作的态度。最典型的就是沛县的人事。很可能，萧何当年就是楚国的基层官吏，然后被秦国地方官引入、重用，协助其治理沛县。还有刘邦，他早年间是个标准的游侠，在沛县当地的影响力极大，考虑到刘邦的影响力，沛县县令就将其纳入秦国的官僚体系，任命其为泗水亭长。不然这没法解释刘邦一个大龄青年、无业游民为什么会突然成为秦国的基层官吏。
准确来说，刘邦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地方豪强，从在吕公组织的宴会上刘邦能够以泗水亭长的身份谈笑风生将自己视为主角而众人还不反感的场景我们就能作出如此判断。更重要的是，吕公当时还做了一个决定，将女儿吕雉嫁给了刘邦，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豪强之间的强强联合。
这里边有一个细节，沛县县令也曾向吕公请婚，吕公当时是拒绝的，这就说明，刘邦这样的角色比沛县县令影响力更大，当地豪强已经架空了秦国任命的地方官吏。
而且，吕公之所以能来沛县，名为避仇，其实是沛县县令引入的外部力量来协助自己治理沛县，属于地方官吏和当地豪强势力合作的典范，只是结果让沛县县令极为失望，吕公转身和刘邦强强联合。本质来说，后来的沛县起兵就是吕氏和刘氏以合作的模式进行创业的，而最后的果子也由两家所共享，这就是吕后在执政后大封吕氏为王大臣们还不反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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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县这种情况还发生在楚国。项梁叔侄在逃亡吴县之后很快就成为了当地的头号人物，常常被大家推举主持一些重要活动，比如丧葬嫁娶之事和徭役，会稽郡郡守殷通和吴县县令郑昌甚至将项梁视为上宾。显然，项氏的权力也是凌驾于秦国地方官吏之上的。
为什么郑昌后来能被项羽封为韩王，就是其在做吴县县令期间和项梁叔侄配合得是无比丝滑。
由此我们就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关东之地是秦国与六国贵族共治的格局，而六国贵族的影响力又是在秦国地方官吏之上的。
如此格局，陈胜起义之后关东六国不响应才是怪事呢。
这些情况，始皇都了解，所以才在任内不停地进行大巡游，目的就是为了震慑旧势力。后来，二世胡亥对先帝的作为就说得非常明白：“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
即使如此，秦国对关东的控制力依然很弱。还是以项梁叔侄为例。项梁在吴县期间不仅豢养死士、囤积兵器，甚至还私铸钱币，这些会稽郡的官吏竟然视而不见。很有可能，殷通和郑昌都不敢管。
张良的情况就更离谱了，他在博浪沙不仅能实施对始皇的刺杀，在刺杀失败之后还能在下邳逍遥的生活，这也就算了，重要的是，他还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救下了朋友项伯。而且，直到始皇驾崩，博浪沙的刺杀案都是一桩疑案。
同样，项梁也是在故乡下相犯了事之后逃到了吴县，完了还能潇洒地生活。
诸位，不管是张良还是项梁叔侄，这都属于秦国重点监控的对象，但他们都能在地方生活得很好，只能说明一点，大秦对关东的控制力相当弱。
同样在地方上隐匿的还有张耳和陈馀，这两人后来都成为了反秦的主力。
除了项梁和张良，刘邦的案例也能说明问题。刘邦在亡匿芒砀山之后不仅人身安全能够得以保证，甚至还能时常和沛县保持联系，老婆吕雉还经常来看他。更离谱的是，沛县将吕雉抓去之后刘邦在沛县的死党任敖竟然敢公然打伤为难吕雉的狱吏，完了萧何还能通过运作将吕雉无罪释放。
为什么秦朝末年许多秦国官吏选择和当地豪强合作反秦，比如沛县县令和刘邦、会稽郡郡守殷通计划和项梁合作等案例。只能说，他们只有这一条路可选，不然只能坐等被当地势力火并的命运，比如田儋对于齐地秦国官吏的处理。就这，殷通积极表态最终还是难免被项羽火并的命运。
另外，从服徭役的人敢大批逃往也能说明秦国对关东的控制力之弱。同时，还有英布、彭越这样的人在地方上长期为盗，而秦国地方官吏竟然没有办法。
种种迹象表明，大秦对关东故地的控制力已经弱到了极点。
不仅关东故地，秦国对关中的核心地区控制力也比较弱。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始皇带了四个武士微服私行，在兰池遭遇了刺杀，虽然侥幸度险，但之后却根本没有破案。这也是始皇后来为什么会大修甬道隐匿自己行踪的核心原因。
很有可能，这件事就是迁到关中的六国势力所为。
还有项梁。项梁在秦国故都栎阳犯了事之后竟然能靠关系成功逃回故乡下相。这件事也足以解释始皇遇刺的原因。
至于大秦为什么对大本营关中的控制力变弱则是因为，秦军在边境持续开拓、秦民大量迁往岭南、关东豪族六十万迁到关中，大秦对关中的掌控力肯定会变弱。
如此，大秦在对关中的控制力减弱和关东旧势力强大的情况下是危机四伏，始皇在时还可以凭借个人威势维持脆弱的平衡，始皇一旦驾崩，大秦必乱。
这样看的话，陈胜和吴广的大泽乡起义能够迅速发展为燎原之势是有原因的，因为，关东贵族早就做好了准备，只是陈胜打了头阵而已，从六国贵族制造“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的舆论就可以精准捕捉这些人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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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还是，秦国灭国大战的节奏太快引起了消化不良。但是吧，嬴政也矛盾，快了吧，不好消化，慢了吧，又不敢保证哪国会像秦国一样突然崛起，怎么选，都会有弊端。
但最稳妥的方法还是，实行昭襄王时代的蚕食战略，打一地，消化一地，用秦国的郡县制消化当地。如此，虽然慢点，但其优势就是安全。
但嬴政当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大秦的消化能力，毕竟，他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
刘邦就比较幸运了。有始皇的失败案例在前，他就可以坚定地选择郡国制来治理大汉，慢慢消化六国旧势力。
只能说，韩信比刘邦更早意识到了这一点，最早采取了行动，但我们却将韩信的政治行为解释为情商低。
哎...
所以，笔者对韩信的认识一直没有变过：
韩信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家，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