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景贤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李景贤：曾任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在苏联、俄罗斯联邦工作长达36年。

1963年8月23日，我被分配到外交部翻译处俄文组工作。第二天一早，组长王荩卿同我进行入部谈话。他这个人不讲虚的，不说大话，而是对我这个新兵讲了一些“档次颇高”的话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告诉我，毛主席、周总理估计两三年后我们中国就要进入联合国，让外交部储备大量翻译，随时可以派到联合国去；两位老人家提出，要提高外事翻译的地位，可设个“翻译大师”称号。这位组长还对我说，部里的高翻分三等，一等的才可以上天安门城楼当翻译，首先条件是“根正苗红”，与部级领导干部一样，入选需中央组织部批。

当时，中共与苏共两党论战正酣，中苏国家关系开始恶化。“鸡犬之声相闻”的两大社会主义邻国，却几乎“老死不相往来”，来华访问的苏方团组少得可怜，一年总共也就几起。我们俄文组的口译任务极少，而我却有幸赶上了几回。

好几位给毛泽东主席当过翻译的外交官，向我谈起过给他老人家当翻译的感受。

高翻们告诉我，毛主席与外宾交谈时，宛如一块大磁铁，牢牢将对方吸住，形成一个奇大无比、压倒一切的气场。毛主席与外宾只谈大问题、大战略，有时也谈哲学，其思维是跳跃式的，善于不经意间“点穴”。他总是谈笑风生，语惊四座，令人赞叹不已。

对此，一些外国人也有同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是位伟人，既令我敬爱，也让我敬畏。”基辛格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毛主席有时一句话，让我琢磨好几天也琢磨不透。”

一辈子只为毛主席翻译过两个词

1964年9月底，苏联作曲家图里科夫来华访问，周总理特意会见了这位“稀客”，还嘱咐请他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并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国庆焰火表演。

在城楼上，毛主席与外国来宾一一握手致意时，向这位苏联客人说了句：“你好！”图里科夫用双手紧紧握着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手，激动地说：“您好！”

在自己一生的口译实践中，我只为毛主席翻译过一个汉语词“你好”和一个俄文词“您好”，虽然如此，这对我这样一个刚进外交部大门的“普通一兵”来说，无疑是个“最高奖赏”。

“老虎屁股”需直译

在笔译实践中，我多次参加过毛主席对涉外文稿修改的翻译工作，其中一次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最深。

1965年初，中国政府决定发表声明，声援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毛主席在外交部“大秀才”乔冠华草拟的声明稿上，加上了几句话：有人说联合国老虎屁股摸不得！苏加诺总统就是摸了这个老虎屁股……

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特意对我们翻译处的人交代说，“老虎屁股”四个字是主席他老人家专门加的，一定要把这个形象给直译出来。

当我们看到毛主席的这个改稿时，子夜已过。俄语定稿者与我，还有另一位初译者反复琢磨，如何把老人家所加的几句话译得神形兼备。

在国内外工作期间，多位不同语种的翻译前辈深情地向我谈起过主席对外事翻译工作的关怀，以及为他做翻译的特殊经历，现选出几例介绍于后。

译员读书要广泛一些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

1949年底，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有一次向他提出，可从已发表的著作中选出一些来，编个集子公开发行，毛主席当即表示亦有此意，遂向斯大林提出，希望派位哲学家来华，对拟入选的文章，从哲学的角度帮他推敲。

为此，苏联哲学研究所所长尤金特地来过中国，1953年春又被派来华出任大使。毛主席与尤金曾一度过从甚密，除一起商讨中苏两党两国的大事之外，还谈到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

摩尔根

一次在闲谈中，毛主席突然谈起遗传学来，说有个大学问家叫摩尔根。担任翻译的张子凡一听“摩尔根”三个字就懵了，无奈中只好坦率地说：“主席，遗传学我一窍不通，实在翻不了。”

毛主席听后诙谐地说：“是啊，遗传学并非尽人皆知，看来，我得先给你这位高翻‘扫扫盲’！”

于是，他老人家便真的“扫起盲”来了，说：“你是学俄语的，知道米丘林、李森科，摩尔根是个美国人，你对他也许不太了解，此人在一百二三十年前，在遗传学领域屡有建树。”

我问这位俄语高翻：“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他讲的话你都能听得懂吗？”他说：“听得懂。主席讲得比较慢，对翻译是很照顾的。”

这位翻译前辈忆及此事时，愧疚地对我说：“因为我的无知，主席这次无法与尤金就遗传学进行交谈。毛主席还教导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杂七杂八的东西都要看一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的’。”

听了这个“扫盲”故事后，我立即查看了《苏联大百科》的相关词条，知道摩尔根在20世纪上半期曾描绘出染色体图谱，还出版了《基因论》一书，为深探人体奥秘作出了杰出贡献。

【来源：《回首前行路》 （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李景贤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