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要深入认识和了解社会，就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那么，什么是调查研究呢？“调”，寓意着计算、衡量的深意；“查”，则指的是仔细寻找、深入探究、核查、实地考察的过程；“研”，代表着细细磨砺、审慎考察的态度；“究”，则意味着穷尽事理、追求终极真理、彻底推究、寻根问底的精神。
在毛主席的早期，他的主要任务是深入了解国情，通过自我学习来解决自己思想主张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活动带有强烈的学习色彩，社会调查也大多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学习方法问题。然而，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也为我们解决了学习的方法论问题，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童年时期，毛主席同志就展现出了勤于学习和善于学习的好学生特质。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的童年是在湘乡外祖父家度过的，那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拥有自己的家塾，毛主席就经常去“旁听”。由于他自幼聪慧，通过“旁听”开始对上课的课文进行背诵，并且偶尔也能写几个字，因此深得外祖父家的喜爱。
在8岁的时候，毛主席回到了自己的家，并被送到私塾，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儒家传统教育，一直学到16岁。在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涯中，他主要阅读的是儒家经典文献四书、五经。用毛主席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虽然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我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尽管他当时并不完全理解这些经典，但这时的背书经历为毛主席以后在理论上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私塾的学习中，毛主席不仅展现出了聪明的一面，更表现出了反应敏捷的一面。我们都知道，毛主席非常喜欢游泳，这也是他小时候的爱好之一。有一次，他和小伙伴们趁老师外出不在，上课期间就跑到附近的池塘里玩水。老师回来后发现了他们的行为，便决定处罚他们，让他们对对子，对不出来就要打手板。
老师出的对子是“濯足”，毛主席应声即对“修身”。对对子、作律诗、作骈文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这可以说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诗人毛主席最早表现出来的才气。在这里，毛主席不仅展现了自己的才气，也表现出了他聪明、反应敏捷的一面，这为他以后在处理紧急事件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通过这6年的私塾生活，毛主席不仅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而且也为他以后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开了个好头。在私塾的学习中，他不仅学习了陈旧的儒家经典，也吸取了中国传统中的优秀养分。这为他以后选择调查研究、为调查研究思想的理论建构都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虽然这一时期他只是背诵了一些枯燥乏味的微言大义，但“自幼记在脑中，有如软件储存在电脑里，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随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特别是四书五经中的心法哲理，在开始的时候可能感觉是一些很无聊的东西，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随着一个人的人生阅历的增加，他对事物的认识也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1917年夏，毛主席邀请同学肖子升，采取了“游学”这一独特方式，游历了湖南长沙等五县的农村，亲身感受农民的生活与劳作。1918年夏，他又与蔡和森一同前往湖南益阳、岳阳等县的农村，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深入考察，进一步了解了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
1919年7月，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明确提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同年9月，他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并亲自起草章程，提出了150多个亟待研究的问题。他明确指出，问题的研究必须以学理为依据，而在研究各种问题之前，必须先对各种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他还强调，对于需要实地调查的问题，必须亲自进行实地调查；对于无须实地调查或一时不能实地调查的问题，则应从书册、杂志、新闻纸等渠道着手研究。
毛主席早期的调查研究活动主要是利用假期与同学一起，采取“游学”的方式走出书斋，深入社会进行调查。他调查的对象广泛，包括工人、农民、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寺庙的佛教徒以及县衙里当过门房的老人等；调查的内容也极为丰富，涵盖了山川自然条件、名胜古迹、民间风俗习惯、民众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官府的黑暗以及国内外各种学说和主义等等。
注重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是毛主席调查研究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信中深情地写道：“吾人要在现今世界稍微尽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后来，他在回忆这个情形时也说：“我陪同湖南一些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在这前后三年内，毛主席曾下大功夫调查中国的状况，为从事改造中国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毛主席还极力主张：我们要有人到外面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1918年夏秋季，他开始在北京亲自组织和领导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希望通过这些人了解掌握世界革命形势，了解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的《实践论》不仅深刻剖析了马克思主义“知行统一观”的精髓，更在此基础上独树一帜，构建了自己独具魅力的哲学体系。这部著作犹如一座灯塔，照亮了人类认识世界的道路，让“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王震将军说：真理不言自明，毛主席一生的各种探索，时间会给出答案！
《实践论》以非凡的洞察力，对思想史上“知”、“行”的陈旧范畴进行了革命性的重塑。它巧妙地用“认识”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知”，用“实践”深化了“行”的内涵，从而在人类认知的经纬上，精准地编织出两个至关重要的节点。书中，毛主席不仅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知”的层次画卷——从感性认识的细腻笔触，如感觉、知觉与表象，到理性认识的深邃刻画，如概念、判断与推理，更揭示了这两大层次认知的独特价值与深远意义。
同时，他还精准地指出了实践的三大基石——物质生产、阶级斗争与科学实验，并特别强调了物质生产实践作为最坚实支柱的不可撼动地位。更为关键的是，《实践论》提出的“实践第一”原则，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主观认识与客观实践的界限，为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唯心主义迷雾中开辟出一条清晰的道路。
其次，《实践论》在纠正历史偏见、重塑“知”、“行”关系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与勇气。面对思想史上“知行合一”的唯心主义迷雾与割裂“知”、“行”关系的形而上学谬误，《实践论》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以实践为基石，唯物辩证地揭示了“知”与“行”、认识与实践之间那错综复杂而又和谐共生的关系。它告诉我们，认识源自实践，在实践中成长，受实践检验，并最终服务于实践；而实践则如同一位严苛的导师，不断塑造并深化着我们的认识。这种“行”中求“知”，以“知”导“行”的循环往复，正是“知”、“行”辩证统一的生动写照。《实践论》因此成为了唯物辩证“知行统一观”的璀璨明珠，照亮了人类探索真理的征途。
再将目光投向调查研究这一实践活动，它不仅是连接实践与认识的桥梁，更是“实践——认识——实践”这一认识运动总规律中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调查研究，作为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一种实践活动，它要求我们以正确的原则为指引，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社会事物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了解、分析与研究，以期揭示其本质与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是实践者，又是思考者；既在行动中探索，又在思考中前行。因此，调查研究不仅是实践的深化，更是思维的升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主席的这句话不仅是对《实践论》核心思想的精辟概括，更是他重视调查研究、坚持“知行统一”的思想动因。在他看来，只有通过亲身实践、深入调查，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实践的发展与创新。因此，毛主席始终将调查研究视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不断推动着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毛主席深知，真正的智慧蕴藏于民间，他身体力行，以“眼睛向下、拜群众为师”的谦卑态度，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促膝长谈，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汲取营养，丰富了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振聋发聩地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非闭门造车所能得，它必须源自群众的斗争实践。”这一论断，如同灯塔一般照亮了党的工作方向，使调查研究成为连接理论与实践、党与群众的桥梁。
毛主席还通过生动的实例，展示了调查研究在密切联系群众中的重要作用。在兴国调查时，他通过细致入微的关怀与沟通，逐渐消除了农民的疑虑与戒备，使双方建立了深厚的信任与友谊。这种基于信任的深入交流，不仅让毛主席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更为他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他强调：“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成为我们党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
在毛主席看来，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如同鱼水之情、游泳者与水的关系一般密不可分。他多次强调：“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这种对群众主体地位的深刻认识与尊重，使我们党始终能够保持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不断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