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成荫

我是末代生产队队长，相当于溥仪的身份证，撤大队变村后，我成了普通村民。

六七十年代，生产队每年要缴两次公粮，一是四夏大忙后，一是秋收大忙后。在那个年代，缴公粮是件光荣的事，是为社会主义作贡献。缴公粮的农民喜气洋洋，感觉自己在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农民夜以继日把粮食抢割到生产队晒场上后，连夜脱粒。第二天天才亮，旭日东升，生产队会计已安排社员把粮食摊铺到晒场上。那时队长管田头，会计管场头。会计特别嘱咐，要把粮食摊得薄薄的，才晒得干透。

公粮的上缴要求很严的，既要干燥，还要没杂质。一旦公粮缴不掉，就出洋相了，丢人丢大了。那时的生产队社员很要面子，一旦推过去再推回来，那就是耻辱，拖了整个大队的后腿。

好多人总是认为那时的生产队干部不下地干活，其实错了。队长和社员一起推车子挑担子；场头都是老弱病残，扬场和进仓、出仓都是会计的事。一季的粮食要不间断扬三天，是要有一定臂力的，估计现在人是吃不了那个苦头。

缴公粮那天是农民最开心的日子，女人们早早起床，摊好两锅子烧饼，怕男人饿坏了。公社粮管所在老街上，有五六里路，那时都是土路，又是木轮推车，一车粮五六百斤，很吃力的。男人在后边推，女人在前边拉，未曾走到一里路，早已汗流浃背了。队长和会计每人推一辆车，一路上洒下喜悦的心情和爽朗的笑声。

走一段路，会计会统一安排休息一会儿。于是，热闹起来了，像赶集一样热闹。男人们抽着旱烟袋，和女人们打情骂俏，荤的素的一起上。女人们也不是省油的灯，把男人骂得像太监一样狼狈。一阵凉风吹来，浑身一爽，哈哈一笑，继续赶路。

我们公社是个大社，有19个大队，104个生产队，到了缴公粮季节，公社粮管所成了最热闹的场所，人声鼎沸，声势浩大，像赶集一样。缴公粮的大军从粮管所里头排到外面的土路上，延伸有两里路。

早上赶到那里，快的时候到中饭口能把粮食过磅好，去晚了可能要到傍晚。粮管所的司秤员把长长的带槽的专用探尺插到箩筐或麻袋里，便把粮食取样出来了，他低着头用嘴巴一吹，看看有没有灰尘和麦衣，再捏几粒扔进嘴巴里，牙齿一磕，“嘎叭”一声脆响，说明干透了，符合入库条件。

记得有一年，我们二队有一次没缴得进去，粮食的水分超标，气得队长的脸色铁青，社员也耷拉着脑袋、瘪着嘴。这是件耻辱的事，全公社人才看他们的笑话。只得把粮食摊铺到粮管所的水泥地上晾晒，到第二天才进了仓。

粮食顺利缴上去了，队长、会计开心，社员也开心，吵着闹着要队长请客。隔壁是国营人民饭店，碗口大的肉包子五分钱一只，每人来五只，再切上十来斤猪头肉。大家饿急了，狼吞虎咽超来。想喝酒自己掏腰包，二角钱一端子散装小麦洒。妇女舍不得把包子吃完，最多吃两只，剩下的用灰纸包起来，带给孩子了。

公粮缴出去后，生产队仓库里所剩粮食不多了，把来年的种子留足，再过磅分给社员。有了小麦进了家，家家户户可以擀面条、涨烧饼了；有了稻子进了家，孩子有稀饭喝了。那时的粮食种子都自己预留，可能亲本的原因吧，产量并不高，一亩地也就三四百斤，上缴那一块又是大头，基本上不够吃，还得用山芋、芋头、南瓜衬衬肚皮。

我当生产队的十多年，种植两种小麦，也不知道叫什么品种，一种是红皮小麦，一种是白皮小麦。红皮小麦产量低，是缴公粮指定品种，面粉筋道；白皮小麦产量高，留着分给社员吃，面粉口感稍逊。六七十年代，农民思想觉悟高，总是把饱满的粮食支援国家建设。

七十年代，全国五亿农民养活了九亿中国人。城镇居民每月米面28斤，儿童18斤，轻体力劳动工人36斤，重体力劳动工人45斤，干部、职工和教员每月则是30斤。而辛辛苦苦种粮的农民一天也就一斤多粮食，加工成米面后还不足一斤。

记得有一年，小麦灌浆时，下了连续几天的雨，土壤泡软了，部分田块小麦倒伏了，出现了减产。等到收上场后，一过磅，不够上缴了。队长坐到公社里，跟社长商量，能不能减免点。得到的回复是不可以，可以打欠条。第二年，全部种上了红皮小麦，把去年的补缴上，把今年的也缴清了。而社员吃了两年的瘪子小麦。用那时的话来说，宁可欠阎王爷的，也不能欠集体的。

1980年，分田到户，我们生产队解散，我这生产队长也结束了，公粮由各家各户自行上缴。后来，粮管所倒闭了，改成缴钱，叫做农业税。不过缴得少了，没生产队时期缴得多，算是象征性地缴点。

然而，还是有两户缴不上来。这两户在生产队时就偷懒耍滑，家里相对贫穷；分田到户后，依旧好吃懒做，还是口粮不够吃。直到2006年农业税取消，一粒粮没缴，一分农业税没缴，村里也拿他们没办法。老家人说：生成皮毛长成骨。天生懒惰，无论在生产队，还是分田到户，都一样。

十几年没回老家了，去年回老家没见到这两位懒惰的老哥，或许已经不在世了。哦，大概的确已经死了，他俩还欠国家农业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