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布局解放大业，倚仗两个欣赏的人物：武有粟裕，文有舒同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主席的战略眼光和用人之道无疑是关键因素。在解放全中国的最后阶段，主席似乎格外倚重两个人物：一个以军事才能著称，一个以文化修养见长。这两人分别是谁？他们在解放大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与主席之间又有着怎样的默契？在革命的烽火中，这两位将帅如何运用各自的才能，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而在和平年代，他们又是如何继续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的？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探寻这两位主席欣赏的人物的传奇故事。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上，粟裕无疑是一位光芒四射的传奇人物。1905年出生于湖南益阳的粟裕，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智慧和勇气。17岁那年，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传奇的革命生涯。

粟裕的军事才能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就初露锋芒。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他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参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粟裕逐渐掌握了游击战术的精髓，为日后成为卓越的军事指挥官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1940年，他指挥新四军在皖南的涉溪战斗中，以少胜多，一举击溃了日军的＂清乡＂计划。这场胜利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41年1月，在著名的皖南事变中，粟裕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临危不乱的应变能力。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他临危受命，指挥新四军突围，成功带领数千将士突出重围，保存了革命力量。这一壮举不仅体现了粟裕的军事才能，也展现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对党的忠诚。

在抗日战争后期，粟裕指挥了多次重要战役，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44年的苏中七战七捷。在这一系列战斗中，粟裕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连续击败日军的进攻，不仅保卫了苏中根据地，还极大地削弱了日军的实力。这些胜利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的军事才能达到了巅峰。1947年5月，在山东临沂附近的孟良崮战役中，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国民党军队整编74师。这场战役被誉为＂三大战役的序曲＂，极大地提振了解放军的士气，也奠定了粟裕＂战神＂的美誉。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的淮海战役中，粟裕再次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作为战役的主要指挥官之一，他指挥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密切配合，最终全歼国民党军队55万人，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

在渡江战役中，粟裕再次施展其高超的军事才能。他指挥部队迅速渡过长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为解放南京和上海打开了通道。这一系列的胜利，使得粟裕成为解放战争中最耀眼的将领之一。

粟裕的军事才能不仅体现在战术指挥上，更体现在他对整体战略的把握上。他善于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制定合理的作战计划，并在战斗中灵活应变。他的指挥风格既大胆果断，又缜密谨慎，在革命战争中屡建奇功。

正是凭借这样出色的军事才能和丰功伟绩，粟裕赢得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赏。主席曾多次称赞粟裕是＂我们军队的一员虎将＂。在解放全中国的最后阶段，主席更是将解放台湾的重任交给了粟裕，充分体现了对他的信任和重视。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舒同以其独特的文化才能和政治智慧，成为毛泽东主席倚重的另一位重要人物。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东乡县的舒同，自幼就展现出对书法的浓厚兴趣和非凡天赋。

舒同的书法造诣在革命生涯中不断精进，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舒体＂。这种书法风格兼具北碑的雄浑与晋唐楷书的秀丽，在革命队伍中独树一帜。1930年，舒同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后，他的书法才能很快得到了认可和重用。

在红军时期，舒同曾担任红四军秘书、宣传部长等职务。他善于运用自己的书法才能来宣传革命思想，在根据地树立标语、书写宣传品，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毛泽东主席曾称赞舒同为＂马背书法家＂，因为即使在艰苦的长征途中，舒同也不忘在马背上练习书法。

1937年，舒同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后又担任晋察冀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等重要职务。在延安时期，舒同协助毛泽东主席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被誉为主席的＂一支笔＂。他的文字功底和政治洞察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解放战争中，舒同的才能得到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1944年，他来到山东根据地，不久后出任山东分局秘书长。在这个位置上，舒同开始展现出他在策反敌军方面的独特才能。

1947年2月，在著名的莱芜战役中，舒同发挥了关键作用。面对被包围的国民党军队5万余人，舒同运用巧妙的策略，成功策反了多位国民党军官，瓦解了敌军的抵抗意志。这不仅大大减少了我军的伤亡，也为之后的战役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随后的兖州战役和济南战役中，舒同继续发挥他的特长。他通过巧妙的心理战术和外交手腕，成功策动多个国民党部队起义或投诚。这些行动不仅削弱了敌人的实力，还为我军补充了大量兵力和物资。

舒同的才能在淮海战役中再次得到充分展现。作为华东局国军工作部部长，他领导的策反工作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细致的情报工作和巧妙的谈判，舒同成功说服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投诚，极大地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

除了策反工作，舒同还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修养来影响敌军。他撰写的劝降书不仅言辞恳切，更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往往能打动受过传统教育的国民党军官。这种独特的＂文化策反＂方式，成为舒同在解放战争中的一大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舒同继续在文化建设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他担任过山东省委书记、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务，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方面，舒同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积极推广书法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书法人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舒同的才能和贡献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赏。主席多次称赞舒同的书法和文章，并经常与他讨论文化艺术问题。这种欣赏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更体现在对舒同才能的重用上。主席认识到，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文化素养和政治智慧同样重要，而舒同恰恰兼具这两方面的才能。

毛泽东主席与粟裕、舒同这两位杰出将帅之间的默契配合，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默契不仅体现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更体现在对革命事业的共同追求和理解上。

在军事领域，主席与粟裕的配合堪称完美。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主席就注意到了粟裕的军事才能。1940年，粟裕指挥新四军在皖南的涉溪战斗中取得胜利后，主席立即发来贺电，高度赞扬了粟裕的指挥艺术。这次表扬不仅是对粟裕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整个新四军的鼓舞。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主席更是亲自指导粟裕的军事行动。在主席的指示下，粟裕带领新四军在苏北地区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主席与粟裕之间的沟通频繁，两人就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形成了高度的默契。

解放战争时期，主席与粟裕的配合达到了巅峰。在著名的淮海战役中，主席亲自指挥全局，而粟裕则负责具体的战役指挥。两人通过电报保持密切联系，主席的战略指导与粟裕的战术执行完美结合，最终取得了这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在渡江战役中，主席再次展现了对粟裕的信任。当时，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南岸构筑了强大的防线，渡江作战面临巨大挑战。主席果断决定由粟裕指挥这次关键的战役。粟裕不负重托，巧妙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成功实现了大规模渡江作战，为解放南京和上海打开了通道。

不仅在军事上，在政治方面，主席与粟裕也有着深入的交流和默契。1949年4月，在解放军百万大军即将渡江之际，主席特意邀请粟裕来到北平（现北京）进行面谈。在这次会面中，主席不仅讨论了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还就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建设问题征询了粟裕的意见。这充分体现了主席对粟裕的信任和重视。

同样，主席与舒同之间的默契配合也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舒同的文化才能和政治智慧给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延安时期，舒同就多次协助主席起草重要文件，两人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

在解放战争中，主席充分发挥了舒同在策反敌军方面的特长。1947年初，主席指示舒同前往山东，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舒同不负重托，在莱芜战役、兖州战役等多次重要战役中，成功策动多个国民党部队起义或投诚，为我军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席对舒同的信任和重用，不仅体现在军事方面，更体现在文化建设领域。新中国成立后，主席多次与舒同讨论文化艺术问题，特别是在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方面，主席给予了舒同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1956年，在主席的支持下，舒同参与创办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并担任第一任主席。这标志着书法艺术在新中国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重视。主席还多次题词支持书法艺术的发展，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主席与舒同在文化领域的默契配合，还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继承上。主席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而舒同则在书法创作中积极实践这一理念。他创造的＂舒体＂书法，既传承了传统，又融入了时代特色，成为新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主席、粟裕和舒同三人之间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互动关系。在许多重大战役和政治活动中，粟裕负责军事指挥，舒同负责敌军工作和宣传工作，而主席则统揽全局，进行战略指导。这种分工合作的模式，充分发挥了三人各自的特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主席对粟裕和舒同的赏识与信任，是建立在长期革命实践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赏识与信任不仅体现在重要岗位的委任上，更体现在对他们才能的充分发挥和对其工作的支持上。

对于粟裕，主席的赏识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在粟裕指挥的涉溪战斗取得胜利后，主席亲自发来贺电。这不仅是对粟裕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新四军战斗精神的褒奖。主席在贺电中特别提到了粟裕＂勇敢机智＂的指挥艺术，这种评价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遭受重创，主席在这个关键时刻展现了对粟裕的高度信任。他指示粟裕率领残部北上，在苏北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个决定不仅体现了主席对粟裕军事才能的信任，更显示了他对粟裕政治觉悟的认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粟裕不负重托，成功建立了苏北抗日根据地，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主席对粟裕的信任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淮海战役中，主席将这场关键战役的指挥权交给了粟裕。这不仅是对粟裕军事才能的肯定，更是对他政治觉悟的认可。主席深知，淮海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较量，更是一场政治博弈。他相信粟裕能够在复杂的战场形势中把握全局，既实现军事目标，又不失政治分寸。

1949年4月，在解放军百万大军即将渡江之际，主席特意邀请粟裕来到北平面谈。这次会面不仅讨论了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还涉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建设问题。主席征询粟裕对未来军队建设的意见，充分体现了他对粟裕的信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层面，而是将其视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参谋。

对于舒同，主席的赏识则更多体现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早在延安时期，主席就注意到了舒同的文化才能和政治智慧。他多次委托舒同起草重要文件，这不仅是对舒同文字功底的认可，更是对其政治洞察力的肯定。

在解放战争中，主席充分发挥了舒同在策反敌军方面的特长。1947年初，主席指示舒同前往山东，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这个决定体现了主席对舒同政治智慧和外交手腕的高度信任。在随后的莱芜战役、兖州战役等多次重要战役中，舒同的策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我军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对舒同的信任延伸到了文化建设领域。1956年，在主席的支持下，舒同参与创办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并担任第一任主席。这不仅是对舒同书法造诣的肯定，更体现了主席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视。主席认为，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价值，而舒同正是能够将传统文化与革命精神相结合的代表人物。

主席对舒同的赏识还体现在对其创新精神的支持上。舒同创造的＂舒体＂书法，既传承了传统，又融入了时代特色。主席多次赞扬舒同的书法创新，认为这种创新精神正是中国文化需要的。主席还多次题词支持书法艺术的发展，这些举措不仅是对舒同个人的支持，更是对整个文化界的鼓励。

值得注意的是，主席对粟裕和舒同的赏识与信任并非盲目的。他始终保持着客观和批评的态度。例如，在1958年的庐山会议上，当粟裕对＂大跃进＂政策提出质疑时，主席虽然不赞同粟裕的观点，但并没有对其进行政治打击。这种态度体现了主席对人才的珍惜和对不同意见的包容。

同样，对于舒同，主席也保持着辩证的态度。他在肯定舒同文化才能的同时，也要求舒同不断提高政治觉悟，更好地将文化工作与政治任务结合起来。这种既赏识又要求的态度，体现了主席对人才培养的深刻理解。

主席对粟裕和舒同的赏识与信任，不仅体现了他识人用人的高超智慧，更反映了中国革命对多方面人才的需求。在军事、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主席都能找到合适的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这正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主席与粟裕、舒同两位将帅之间的深厚情谊，不仅源于革命事业的共同追求，更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点点滴滴。这种情谊超越了单纯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形成了一种基于互相尊重、理解和支持的深厚友谊。

主席与粟裕的情谊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粟裕指挥新四军在皖南的涉溪战斗中取得胜利后，主席不仅发来贺电，还特意邀请粟裕到延安汇报工作。在延安期间，主席多次与粟裕促膝长谈，讨论军事战略和革命前途。这些谈话不仅局限于工作，还涉及到对人生、理想的探讨。主席对粟裕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觉悟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对粟裕的个人成长给予了关心和指导。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主席对粟裕的关心更加明显。当时，粟裕带领新四军残部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北上苏北。主席多次发来电报，不仅给予战略指导，还关心粟裕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在一封电报中，主席特意叮嘱粟裕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这种细致入微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一般的领导与下属关系。

解放战争时期，主席与粟裕的情谊更加深厚。在指挥淮海战役期间，主席多次亲自给粟裕发电报，不仅讨论战略战术，还关心前线将士的生活状况。在一封电报中，主席特意询问了前线的伙食情况，并要求后方加强对前线的物资供应。这种关心不仅体现了主席作为最高统帅的责任，更显示了他对粟裕和前线将士的深厚感情。

1949年4月，在解放军即将渡江之际，主席特意邀请粟裕来北平面谈。在会谈中，主席不仅讨论了军事问题，还与粟裕畅谈了对新中国建设的构想。会谈结束后，主席还特意安排了一场家宴，邀请粟裕共进晚餐。在晚宴上，主席与粟裕回顾了多年来的革命历程，畅叙友情。这次会面，不仅是工作交流，更是一次深厚友谊的见证。

主席与舒同的情谊则更多体现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早在延安时期，主席就注意到了舒同的文化才能。他多次邀请舒同一起品茶论道，讨论诗词书法。主席对舒同的书法造诣赞赏有加，经常请舒同为自己的诗词题字。这种文化交流不仅增进了两人的友谊，也为革命事业注入了文化艺术的活力。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与舒同的情谊更加深厚。1956年，在主席的支持下，舒同参与创办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不仅为协会成立题词，还多次与舒同讨论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讨论中，主席常常引经据典，与舒同探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问题。这种深入的文化交流，体现了主席对舒同的欣赏和信任。

主席对舒同的关心还体现在生活细节中。得知舒同因长期伏案写字而腰背疼痛时，主席特意安排医生为其诊治，并叮嘱舒同要注意劳逸结合。在舒同的回忆中，他深情地描述了主席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这种情谊远远超出了一般的领导与下属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主席与粟裕、舒同的情谊并非一帆风顺。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他们也曾有过分歧。例如，在1958年的庐山会议上，粟裕对＂大跃进＂政策提出了质疑。尽管主席当时并不赞同粟裕的观点，但他并没有因此疏远粟裕。相反，主席在会后还专门找粟裕谈心，表示理解他的忧虑，并鼓励他继续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这种在分歧中依然保持的深厚情谊，更加难能可贵。

同样，主席与舒同在一些文化政策上也曾有过不同看法。例如，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舒同有时会显得更为保守。但主席并没有因此否定舒同的贡献，而是通过耐心交流，引导舒同在坚持传统的同时也要注意创新。这种既尊重又引导的态度，体现了主席对人才的珍视和对友谊的珍惜。

主席与粟裕、舒同的深厚情谊，不仅是个人友谊的体现，更是中国革命事业中同志之间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生动写照。这种情谊超越了单纯的工作关系，融入了对共同理想的追求和对国家未来的憧憬。它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也预示了新中国建设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