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一大批军队高级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九一三事件后，许多干部陆续“解放”，恢复名誉。从1972年起，每年的八一招待会和十一招待会，都有刚刚被解放的军队将领出席，他们的名字第二天见诸报端，成为当时公开干部复出消息的一种特殊形式。
历经文革劫难后，从左至右：杨成武、肖华、傅崇碧、刘志坚、沈图。
被解放了的干部，有的官复原职，有的安排新的工作，有些暂时无法安置，因为各级班子都没位置了。特别是“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后，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形成“双套人马”，普遍超编一倍以上。根据1974年底的统计，团以上各级领导班子（含副参谋长、副主任）人员普遍超编，大军区平均36人，最多的44人……有些领导班子还存在“软、懒、散”现象。
1975年初，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并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协助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上任伊始就提出，1975年军委工作的第一件事是“军队要整顿”。叶剑英、邓小平把军队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作为整顿调整体制编制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对高层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特别重视。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通知（首页）。
6月24日至7月15日，在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支持下，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军委直属院校的负责人共7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军队整顿和编制体制调整等问题，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
军委扩大会议后，为了调整配备好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确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聂荣臻，军委常委粟裕、陈锡联，第一副总长杨成武，总政第一副主任梁必业6人组成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整顿领导班子。从7月中下旬起，军委调整班子领导小组先后与各大军区、军兵种、各总部（总参谋部领导已先期调整）、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和国防科委等24个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就所在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查了解、酝酿协商和反复慎重的研究讨论。领导小组本着把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干部选配到各级领导岗位的原则，特别重视选配好军政第一把手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领导小组提出了各单位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初步方案，其中包括留任的、当顾问的、交流调出的、挂职休养的、离休的以及担任常委的人选名单。又经军委常委会讨论研究后，形成了一个总体上比较好的高层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8月30 日，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审核批准后，中央军委宣布了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调整配备任命。调整后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配备如下∶
总参谋长邓小平，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张才千、向仲华、彭绍辉、李达、王尚荣、胡炜、何正文、伍修权；
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副主任梁必业、徐立清、傅钟、黄玉昆、田维新；
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副部长张震、贺诚、张令彬、张元培、李元、封永顺、张汝光(兼卫生部部长)、孙洪珍，副政治委员曹思明、李真、白相国(兼政治部主任)；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副司令员刘道生、周仁杰、周希汉、马忠全、梅嘉生、王万林、孔照年、高振家，副政治委员杜义德、卢仁灿、王昕(兼政治部主任)，司令部参谋长杨国宇，后勤部部长王晓；
空军司令员马宁，政治委员傅传作，第二政治委员余立金(兼民航总局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张廷发、成均、邹炎、张积慧、曹里怀，副政治委员高厚良(兼政治部主任)、黄立清、杜玉福，司令部参谋长王定烈，后勤部部长刘忍；
炮兵司令员张达志，政治委员张池明，副司令员宋承志、高存信、孔从洲、苏进、吴信泉，副政治委员欧阳毅、钟辉、谢良，司令部参谋长李元明，政治部主任廖鼎祥，后勤部部长孙成才；
第二炮兵司令员向守志，政治委员陈鹤桥，副司令员廖成美、符先辉、严家安、李懋之，副政治委员刘友光、于敬山、王宗槐，司令部参谋长贺进恒，政治部主任刘立封，后勤部部长刘大礼；
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政治委员莫文骅，副司令员贺晋年、程世才、宋庆生、林彬、赵杰，副政治委员姚国民、杨昆山、于丁，司令部参谋长严振衡，政治部主任邱相田；
工程兵司令员谭善和，政治委员王六生，副司令员武宏、崔萍、徐国贤、唐凯、廖述云，副政治委员刘月生、严庆堤，司令部参谋长李恩宝，政治部主任江民风，后勤部部长陈信善；
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吕正操，副司令员兰庭辉、郭维城、何辉燕、别祖后、亓谦斋，副政治委员訾修林、郭延林、李际祥，司令部参谋长龙桂林，政治部主任徐诚之，后勤部部长尚志功；
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政治委员陶鲁茄，副主任陈彬、钟赤兵、钱学森、朱光亚、李光军(兼参谋长)、张震寰、马捷、胥光义(兼后勤部长)，副政治委员肖向荣、栗在山；
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第一政治委员粟裕，第二政治委员肖华，副院长张翼翔、高锐、郭化若、贺光华、高体乾，副政治委员韩双亭(兼政治部主任)；
军政大学校长肖克，政治委员唐亮，副校长段苏权、陶汉章(兼教育长)、李夫克、阳震、陈中民、孙泊，副政治委员谢明、聂济峰、何德庆、林谦，政治部主任鲍奇辰；
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第一政治委员张春桥(兼)，第二政治委员彭冲(兼)，政治委员廖汉生，副司令员李水清、聂凤智、詹大南、段焕竞、张希钦、周纯麟，副政治委员刘西元、王展，司令部参谋长邓家泰，政治部主任孙克骥，后勤部部长严光；
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治委员曾绍山、毛远新(兼)，副司令员江拥辉、肖全夫、邓岳、刘震、孙玉国、刘德才（兼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邹衍、张午、甘渭汉（兼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李伯秋、王淮湘、刘光涛，司令部参谋长杨迪，政治部主任裴光，后勤部部长翟仲禹；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第一政治委员韦国清（兼)，政治委员赵紫阳(兼)、张平化(兼)、孔石泉，副司令员江燮元、黄荣海、欧致富、叶建民，吴纯仁，副政治委员姜林东、杨树根、单印章，司令部参谋长孙干卿，政治部主任于厚德，后勤部部长靳兆西；
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王平、刘建勋（兼)、赵辛初(兼)，副司令员李化民、孔庆德、林维先、周世忠、吴瑞山、张树芝（兼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吴烈、张玉华、陈代富、王猛，司令部参谋长郑志士，政治部主任谢镗忠，后勤部部长张书坤；
1975年，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左三）与副司令员林维先、孔庆德、张树芝等视察战时交通运力。
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第一政治委员刘兴元(兼)，第二政治委员李大章(兼)，政治委员严政，副司令员韦杰、王诚汉、肖永银、王东保、梁中玉、陈明义(兼参谋长)、胡继成(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谢正荣、茹夫一，副政治委员魏伯亭、段思英、罗应怀、任荣(兼西藏军区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王焕如，后勤部部长杨以山；
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周兴(兼)、刘志坚，副司令员查玉升、刘春山、徐其孝、张铚秀、罗坤山、鲁瑞林、张荣森，副政治委员王砚泉、李克忠、陈发洪，司令部参谋长朱英，政治部主任史景班；
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第一政治委员白如冰(兼)，政治委员肖望东，副司令员范朝利、熊作芳、刘贤权、吴效闵、张峰，副政治委员任思忠、方正、左齐，司令部参谋长王金泉，政治部主任阴法唐，后勤部部长周水朵；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李志民、廖志高(兼)、江渭清〔兼)，副司令员朱绍清、龙飞虎、朱耀华、张显扬、石一宸，副政治委员廖海光、宋维栻、王直，司令部参谋长何家产，政治部主任曹普南，后勤部部长周桂生；
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治委员冼恒汉（兼)、李瑞山(兼)，副司令员李书茂、刘静海、吴华夺、杜绍三、黎原、徐国珍、康健民，副政治委员高维嵩、孔俊彪、卜占亚，司令部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孙殿甲.后勤部部长余致泉；
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第一政治委员赛福鼎(兼)，政治委员郭林祥、司马义·艾买提(兼)，副司令员郑三生、谭友林、张竭诚、赖光勋、李长林、艾则佐夫·哈斯木、幸元林(兼北疆军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颜金生、曹达诺夫、何林兆，司令部参谋长马森，政治部主任魏佑铸，后勤部部长杜海林。
1975年9月，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右二）视察边防。
细心的读者注意到了，怎么没有北京军区呀？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6）记载：关于北京军区的干部配备，由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暂时离京，未能及时确定，故推迟公布。
10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通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和调整配备后的北京军区等单位领导人如下：
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第二政治委员秦基伟，副司令员傅崇碧、马卫华、康林、刘海清、肖选进、尤太忠(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黄振棠、吴岱（兼政治部主任)、万海峰、迟浩田、吴涛（兼内蒙古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参谋长徐信。
同时任命张廷发为空军政治委员，吴富善、何廷一为空军副司令员，旷伏兆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陈先瑞调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徐光友调任工程兵副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刘兴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赵紫阳兼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空军领导班子仅过了一个月又做出重要调整。
1975年解放军某部野营拉练
在这次军队整顿中，建立了军队顾问制度，这是解决“文革”中干部大量超编问题一种临时的、特殊的办法。鉴于当时解放了许多干部，需要重新安排工作。有的干部年事已高，不宜再安排在领导班子中，但身体状况较好，还可以为军队建设做工作。8月7日，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正式批准在军队中设置顾问。设置的范围主要是中央军委、各总部及其二级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及其司政后机关、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省军区和军分区及相同级别的警备区、有关院校等。顾问的职责是为同级党委提供咨询建议，当参谋，按原来的职级享受生活待遇，享受同级党委成员的政治待遇。有的单位顾问较多，还设置了顾问组长，顾问组长列席同级党委会议。
1975年8月至10月，中央军委任命军委及各大单位顾问：
中央军委顾问：罗瑞卿、谭政、陈士榘、陈再道、王建安；
总参谋部顾问：傅秋涛；
总后勤部顾问：饶正锡、张贤约、李耀、李雪三、喻缦云（1975.12）、阎捷三（1976.1）；
海军顾问：潘焱、曾克林、郑国仲、张汉丞、彭林；
空军顾问：邝任农、薛少卿、周彪；
炮兵顾问：匡裕民、刘禄长、李信、丁本纯、陈锐霆；
第二炮兵顾问：查国桢、熊伯涛、金如柏；
装甲兵顾问：张文舟、顿星云、黄祖华、孙三；
工程兵顾问：胡奇才、王耀南、曾旭清；
铁道兵顾问：崔田民、刘金轩、肖春先、王贵德；
军事科学院顾问：王新亭、阎揆要、陈漫远、王蕴瑞；
国防科委顾问：罗元发、张贻祥、彭方复；
沈阳军区顾问：罗舜初、王辉球、曾雍雅、唐子安、吴习智、刘永源、游好扬、刘转连、李少元、汪家道；
北京军区顾问（1975.10）：吴先恩、肖文玖、杜文达、徐深吉、张南生、陈祥；
济南军区顾问：杨国夫、傅家选、成少甫、孙继先、陈美藻、李勃；
南京军区顾问：廖容标、刘昌毅、胡大荣；
福州军区顾问：卢胜、詹化雨、何云峰；
广州军区顾问：吴富善、彭嘉庆、陈海涵、颜德明、肖元礼、晏福生、邓逸凡、庄田；
武汉军区顾问：杨秀山、闵学胜、雷起云、潘振武；
昆明军区顾问：崔建功；
成都军区顾问：李文清、郑本炎、余述生、余洪远、谢云晖、欧阳平、徐成功；
兰州军区顾问：张藩、杨嘉瑞、李虎、郭鹏、王德润、伍生荣、谭开云、兰文兆、刘建功；
新疆军区顾问：刘发秀、陆敬轩、胡华居、熊晃。
1976年，担任中央军委顾问的罗瑞卿（中）、谭政（右）、陈再道在北海公园留影，两位大将身体已大不如前。
经过这次大的调整，全军一大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调整后的各大单位领导班子（包括顾问）绝大多数是开国上将、中将、少将，其中开国上将27人，开国中将60余人。
1975年整顿调整前的大单位领导班子，平均每个单位15.6人，最多达30人。整顿调整后的大单位领导班子，平均每单位10.6 人，最多18 人（均不计各军区、军兵种司、政、后机关专职首长和兼军队职务的地方领导）。由于当时干部超编情况过于严重，整顿调整后各大单位领导人数仍然很多，如总参有9个副总长；总后有8个副部长、3个副政委；军兵种一般都是5个副司令员、3个副政委，海军有8个副司令员；各大军区副司令员一般为5、6个，副政委3个，顾问少则3、4个，多则7、8个。成都军区9个副司令员、4个副政委，7个顾问，加上司令员和3个政委，军区领导多达24个；沈阳军区6个副司令员，5个副政委，10个顾问，加上司令员和2个政委，军区领导也是24个。军区领导这么多人，要召集全了开一次会都不容易。
大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由61岁下降到59岁。其中，最年轻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只有34岁，这就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孙玉国。不过，孙玉国只是个特例。在1969年3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孙玉国表现优秀，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不久，孙玉国就由边防站站长(连职)越级升任副团长，三年后又升任团长。仅过了一年多，孙玉国被越级提升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刚刚过了两个月，1974年2月再次越级提升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当时他只有33岁，是建国后最年轻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当时被称为“火箭式”干部。1982年11月，孙玉国按正团职做转业处理。对于孙玉国，不做过多评价。但如果当时他只是团职或师职干部，以后也许不至于……另外，1975年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也只有34岁，不过，毛远新是兼职（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兼）。
各大单位党委常委原来大多在15人左右，如北京军区党委常委1975年10月以前多达17人。调整后常委分别为9人左右，以致于许多副司令员和副政委都进不了常委。如成都军区新的党委有6个副司令员和2个副政委都不是常委。
三位开国上将（左起）：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第一批大单位领导班子调整配备任务完成后，中央军委从1975年9月份开始进行军级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工作。主要是选配好作战部队的军和省军区的军政一把手，以及三总部机关的二级部、局的领导干部。这项工作，到1975年底之前基本完成。通过这次对军队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配备，并对驻北京及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和调动，有力地稳定了军队，也为一年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