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哲学家对当下的世界意味着什么？过去的三年，《解释鸿沟》团队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一种在大众视野中消失已久的“智识生活”，并向公众转译其价值。也许“鸿沟”将永远存在，但不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对真理的渴求和对个体意义的追寻，都可以使精神生活成为一种日常。
一个“大问题”
扛着摄像机回到2500年前的雅典，你要怎么给苏格拉底拍一部纪录片？
2024年7月，导演朱凌卿坐在机房里，歪着头尝试回答我的问题。他是腾讯视频尤里卡工作室的负责人之一。过去几年里，这家工作室以《十三邀》等几部独具特色的纪录片在业内及互联网上闻名，制片人和四、五季的导演。
机房挺暗，窗帘拉着，烟灰缸里满满的烟头和案头白板上密集的字迹，暗示着不久前结束了一场“大工程”。那时他担任总导演的纪录片《解释鸿沟》刚刚播完，引起了互联网上的一波讨论。片子围绕哲学学者陈嘉映日常思想交流和精神活动展开，在一众网络视频中多少有点特别。有观众看罢留言，“看完甚至有点后悔没有继续读哲学”“意犹未尽，值得在迷茫的时候拿出来反复观看”。两个月后，该节目豆瓣评分稳定在8.7分，比开播时还涨了0.1分。
这都是三年前的朱凌卿没预料到的。2021年10月，当他和工作室的负责人、腾讯网副总编辑李伦敲开陈嘉映家的门时，脑子里只有一个不甚清晰的“大问题”。
“我们曾经设想过一个节目，叫‘大问题’。一个想法是找到社会上的一些专业人士，解答素人提出的关于各自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再由他们提出任何他们想了解的问题，这样一串连下去。当时隐隐约约的判断是，在我们的时代里，答案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容易被回答，但提问反而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朱凌卿想找一个能提问的人。
《解释鸿沟》剧照
陈嘉映几乎是第一个被他们选定的“专业人士”。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围绕这位首都师范大学的哲学教授最常见的描述是：“中文世界里最接近‘哲学家’称号的人”。
比起“贡献于某一种特定哲学领域的知识分子”，这里的“哲学家”更像是大众想象中古希腊时期的“热爱智慧并遵循特定生活之道的人”。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就曾因翻译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当时的知识圈闻名。2015年，他的探讨伦理学的作品《何为良好生活》出版，虽然是以简明的说法阐述“我该怎样生活”的老话题，但不少年轻读者表示因此开启了对“为什么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在功绩至上的社会如何求善？在意义感流失的现代社会，如何找到生命的意义？”等问题的思考。
2016年，他曾作为受访嘉宾出现在《十三邀》的首季节目，因此进入更广泛的大众视野。在那期名叫“哲学家的体验”的节目里，他对于“良好的实践就是目的本身”的判断和“盯准一个事儿玩命干”的生活态度，被很多观众视为克服成功焦虑、追求人生意义的“金句”。直到六年后，朱凌卿依然能在新节目的评论区看到观众反复提到他的名字，表示“从这些话里得到很多养分”。
《十三邀》剧照
陈嘉映没有直接拒绝。不过，比起怎么拍，眼前这位“哲学家”更怀疑的是“为什么”。花工夫拍一个学者的生活，值得吗？谁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会不会在浪费大家的时间？那是2021年末，“新冠”已经在全世界流行了一年多，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屯兵10万，中文互联网上最热门的讨论是奈飞的《鱿鱼游戏》和某位“失德艺人”的八卦。
其实，朱凌卿和李伦也很难回答这个“为什么”。他们隐约的信心更多是基于《十三邀》而来。五六年前刚开播时，很多人也质疑过，这种“具有真实价值冲突，构建思辨路径”的访谈节目真的适合互联网平台吗？会有人关心一个知识分子的“偏见”吗？之后《十三邀》的稳定播出，也让他们开始想象：当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已经被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来的时候，还能否用纪录片展示更高密度的思辨和精神生活？
《解释鸿沟》剧照
大家决定先录点什么看看。正赶上年底，陈嘉映要和近一年没见的学生讨论论文开题。学校封闭了外人进不去，他们干脆在腾讯办公楼里找了间会议室，扛着长焦镜头开录。其间，陈嘉映和即将开题的学生们聊了“分析法”“同感”“理性”。说实话，朱凌卿基本没听懂。
但他们还是从这些“缠绕、绵密”的对话中感受到了一点不同寻常的东西。“从画面上看，它不具备形式上的冲突，但当你回来对着场记一点一点看，会发现他们一句句的对话或许并不和我们生活有关，但那种抽象的证明方式里，潜藏着‘戏’。”
更明显的冲击感发生在两个月后。2021年12月，陈嘉映告诉朱凌卿的团队，将要和学生们在北京市昌平区组织一次聚会，大致日程是要吃饭、爬山。朱凌卿团队背着设备赶到，一群人兴冲冲地准备登山，到了景区门口却发现大门因疫情防控已被关闭。调转车头回到山下的农家乐，准备吃饭时，朱凌卿发现情况变得“异样”了。
“饭桌上，他们突然开始讨论一些与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的事——后来我知道他们聊的东西叫‘机制解释’和‘叙事解释’——陈老师说到，疼痛是C纤维神经细胞放电，观测到了神经细胞放电，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有疼痛。但这种描述，并没有能告知我们疼痛的感受，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疼痛延展开，得知你对他的描述是这个人刚刚死了儿子，听的人就似乎能感受到那种疼痛是什么样的……这时，他的学生陆丁突然问：‘那如果这个儿子是不孝子，他们的关系已经分崩离析了，这种疼痛又会变成什么样？’”
陆丁说完，陈嘉映的另一个学生周濂发言反驳，陈再发言，陆再反驳，整个过程里，每一个人的逻辑都如此“精妙、漂亮”，一群人围在大桌上你来我往，聊得热火朝天，但他们说理的方式又都如此平和而诚恳。朱凌卿发现，比起强硬地给出答案，他们更愿意做的是“把他所知道的和他对于这件事情怎么想的来龙去脉都说出来”，几乎与现代传媒或者现代人习惯的交流方式“完全反着来”。
朱凌卿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职业上的兴奋。他早年间在央视《社会记录》接受纪录片拍摄的训练，一入门学的就是哥伦比亚电视台的《60分钟》，讲究长焦、大特写，展示新闻人物的瞬时表情。后来掌握了“观察式纪录片”的基本技术，要跟踪拍摄，充分利用长镜头、同步录音和连贯剪辑，力求在片中重现现实场景。制片人陈虻曾对他说，拍片子，要给观众的是“一个完整的馍”，“你不能把一个馍嚼碎了变成麦芽糖喂给观众，你不能是这样的一个人”。
眼前的一切也让王宁感动。她是朱凌卿多年的老同事，也是《十三邀》的节目策划之一。这次门头沟之行，她终于看到了一种具象化的、在大众视野中消失已久的“智识生活”。很多年来，她一直为日常生活里这种“精神性的缺失”感到不安，“我们社会的知识水准曾经达到过那里，比如说唐宋的文章，比如苏东坡。但我们这个时代看到的却是一种精神生活的薄弱、智性生活的单调。记录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呈现有价值的精神活动，我有冲动去做这件事情。”
于是，他们决定暂时放下“大问题”，集中跟拍陈嘉映。以后者的日常生活为主，主题不限，可以是和学生友人往来，也可以是上课、论坛和社会活动。拍摄持续了三年，最终素材时长超过900小时，其间涵盖了陈嘉映退休等个人职业生涯上的转变，配合疫情结束、俄乌冲突的远景，不期然成了一组社会观察的小小切片。除了“想要反复观看”的人生道理，有观众同意“大学应该花时间去读书、恋爱、爬山”的具体生活建议，也有观众有感于“充实愉快的讨论氛围”“对哲学和理论的兴趣”。一位观众在豆瓣留言，“虽说极有可能仍是一种幻觉，但在这样的时代能拥有这么悠久这么强烈的幻觉，还是很美好”。
“求真”的价值
正式拍摄开始后，朱凌卿才理解了那天在山上打动自己的是什么。
2022年开始，他的团队跟陈嘉映达成了一个松散的约定，彼此不定期地联系，陈嘉映那边有什么活动，他们就带着设备去拍。开始也想过仿照《十三邀》的方式，请陈嘉映作为访谈者，列一个想与之对话的名单，但他们很快发现，与媒体人许知远不同，陈嘉映身边亲密的朋友似乎共享着一种特殊的“场”，或者说无论哪些朋友，与他对话时都会进入一种“穷理”状态。
2022年春天，陈嘉映约了自己的多年好友、作家贾新栩到家里做客。他们是近30年的老朋友，过去每次类似的对谈，大都是贾新栩提问，陈嘉映分析思辨式地作答，这次，由陈嘉映扮演那个发问者，贾新栩严阵以待。“在你的个人的意义追求中，爱情到底在怎么起作用？”
“是不是可以说，你一直在用精神的途径解决某种困惑，但生活在这个时候，你的精神力量不够了，但并没有通过维护或者增生这种精神力量，来承担这样一种局面，而是用一种更讨巧的方法？”
那天下午的四个小时的对谈中，两人聊了两个小时“爱情”，贾新栩沉默、局促，也困惑、追问，后来参与剪辑的分集导演刘怡看到这段视频素材，第一感觉是：“为什么这两个中年男人会这样密集深入，敞开心扉地对话？”
在陈嘉映这里，类似的对话是一种常态。“哲学就是以说理的方式达乎道”，在首季《十三邀》里，他与许知远的对谈创造了不少后来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金句”，那句对关于“哲学是什么”的解释也是其中之一。它其实是他近年在《说理》等作品中反复谈及的内容。所谓“道”的核心，或许是求真：“什么是一个真的生活，是一个真的人格，什么是你真正的自由意志。”
回到哲学诞生的起点，2500年前的雅典城邦里，苏格拉底就是通过一个个提问实现了这个求真的过程，他向青年、向智者、向狱卒、向法官发问，谈论正义、勇敢和美德。可也正如刘怡观察到的那样，类似“求真”的状态和对话，在当下的现实生活里已经很少见，以至于当有人真的这样做时，围观的人都要问一句：“这人是怎么了？”
为什么现代人的“求真倾向”这么弱？在哲学世界里，“‘真’是否一定代表‘善好’”的问题也仍在被反复讨论。不过对于陈嘉映所相信的那个“良好生活”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他更倾向于用希腊人的解释：“灵魂是我们生存的目的，但只有真理能让灵魂到达高处。”
朱凌卿们就是被这种“求真”的状态打动，他们也很快就见识了什么叫作“穷理”。
2022年6月，陈嘉映过70岁生日，邀请亲友在灵山聚会。来的人有家人也有学生，把农家乐的大厅挤得满满当当。见面落座，学生陆丁就说了句“陈老师的观点我是肯定不能接受的”。现场熟悉他俩的同学会心一笑。陆丁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哲学讲师，也是陈嘉映在北大时期的学生。他早年学数学专业，后来主要做心智哲学、形而上学方面的研究。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物理主义者”。
所谓“物理主义”，是哲学本体论中的一个分类，即“所有一切都是物理”的概念，同时“没有任何可以超越或在其之上”，物理主义的观点在科学中很有影响力，在人工智能和神经科学快速发展的当下，算是哲学研究中的“显学”。但陈嘉映并不赞成物理主义或者科学主义，他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心灵才是一切”的看法，“世界图画是画在哪里的？它不是画在神经突触之间，也不是画在大脑皮层上，它就画在心灵上，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定义心灵的：心灵就是成象的所在，象在哪里，心灵就在哪里”。
上次在门头沟，两位关于“疼痛”的辩论就是围绕心智哲学中的“解释鸿沟”概念开展的。这一次，陆丁又带来了新的思想实验：钵中之脑——如果有人将大脑从人体取出，放入一个装有营养液的缸里维持着它的生理活性，超级计算机通过神经末梢向大脑传递和原来一样的各种神经电信号，并对其给予和平时一样的信号反馈，大脑能否会对这种“现实”产生怀疑？
陈嘉映回应：“如果人没有一个身体，你就不可能有‘怀疑’。”
“你是说他不能有效怀疑，还是不能怀疑？”
“首先它不能感觉，不能思想，所以也就不能怀疑。”
“我们退回基本，你可以让这个大脑做算术题，这个可以吗？”
……
约六分钟的争论，大厅成了辩论现场，听众的烟灰忘了弹，簌簌落在地上。陆丁聊得有点坐不住，“胃疼”起身喝水去了。另一个学生王宇光接上他的话头，继续向陈嘉映发问：“如果在我脑子里插上一个电极，使我以为自己产生了某种思想，这和钵中之脑的区别在哪里？”
辩论太密集，每一段素材都不想跳过，带来的4台机器的储存卡很快不够用了。分集导演龙筱玉记得，那次生日会结束拍摄开始“拷卡”（素材备份）已经是凌晨2点，“你总是以为他们很快就结束了，但是马上又有新的话题，聊得又那么有意思，机器就一直舍不得停”。
这样的谈话，在为期三年的拍摄中还发生过很多很多次。有时候是陆丁在读书会上突然的“我不能同意”，有时候是另一位学生，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教授周濂在研讨会上的一句“这里我要补充一句”。更多时候，是不知从谁那儿开始的一个“为什么”，然后循着一个问题，落到下一个问题。不提供答案，而是展示问题被判定和考察的过程，每个人都像个抽丝剥茧的侦探，在对话中一点一点地排除掉概念壁垒，努力达成一个共识，共同行进到下一个分歧点，再次循环，“苏格拉底学院的感觉扑面而来”。
陈嘉映辩论时的态度也令很多观众印象深刻，“他几乎从不会打断任何他人的谈话甚至对他的反驳。他的确营造了这样智性对话的空间，而这种空间，在如今观念极化的社会中是重建一些中间地带的基础”。
的确如同退回哲学的起点。他们谈论的主题也往往是那些看似遥远的、非学院的，尽管不少学生都在大学供职，争论却几乎不与发论文评职称或课题有关。更多时候只是形而上的基本概念推导，又或者是针对某个具体文本的分析讨论。但这些讨论又真实地指向了一种哲学上的“日常”。
在这一点上，陈嘉映站在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边，后者反对无视语言的具体使用，抽象捕捉语词含义的“哲学病”，他的“穷理”过程很多时候也是非理论的，语言平实，很少“上大词儿”，与词汇相比，他更重视“可感”，“日常语言已经足够好用。抵挡构造理论、发明概念的诱惑，抑制住不断追问‘本质’的冲动，转而用无数准确而生动的‘例子’来谈论日常生活的实践问题”。
岛屿群
有了那次深夜“拷卡”的经历，再之后去拍摄类似的聚会，尤里卡的团队成员们总会多备上一些机器和卡带。他们也逐渐了解了这个围绕陈嘉映铺开的小圈子，主要成员是他从教30年来的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最核心的几位还是1993年开始在北大任教后教授过的。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组织不定期的聚会，活动也大同小异：吃饭、喝酒、爬山。当然，不管什么活动，最后都会变成哲学研讨会。
不管对朱凌卿还是王宁，或者对任何一个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来说，这样的“小圈子”都显得弥足珍贵。节目播出后，许多观众都提到，他与这“二三子”的对话空间既幸运又奢侈。联想到节目拍摄时，身处人与人因疫情而彼此隔绝的2022年，其感受尤为强烈。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幸福何来？在陈嘉映那本《何为良好生活》里，他专门开辟了一章叫“快乐、幸福、良好生活”。谈到自我实现与个人生活旨趣时，他引用了英国哲学家麦金泰尔的一句话，“我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那些我由之获得自身身份的共同体的故事之中”——也即，“你无法作为一个个人原子发展出你的人生旨趣，你的所有生活旨趣都是在一个共同体中发展起来的”。
在他的生命中，类似的“共同体”也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文革”期间，16岁的他和两个哥哥在内蒙古突泉县插队，随身带了不少书籍，二哥陈嘉曜喜读哲学，是青年点里的明星，吸引了不少附近青年点爱读书的年轻人来换书，兄弟朋友一起读书、讨论，“知识和思考似乎把我们带向了真理，为了追寻真理，我们远离了人群”；回到北京，大学毕业后因为参加现代哲学讨论会，又认识了赵越胜、徐友渔、苏国勋等一批朋友，大家定期在陈嘉映家聚会，讨论学问，也分析时局，后来这群朋友组织起“文化：中国与世界”书系，想向中国学人整体呈现西学的真实面貌，陈嘉映翻译的《存在与时间》便出版于这个时期；待他1993年从美国留学回来，80年代的“文化热”已然硝烟散尽，人文学者的地位不复当年，他进入北大哲学系教书，而后逐渐在学生中再觅得有相似志趣的人们，结成一个“完完全全问题为导向”的智识生活的小圈子，30年就这样过去。
除了遥远的真理，就是这样的一个个“共同体”为个体的存在提供了更切实的保护。
长期做媒介传播相关的工作，朱凌卿对“交流之难”有切肤的观察。这也是他初听“解释鸿沟”这个哲学概念时就心有戚戚的原因。人与人之间似乎永远存在一种彼此隔绝的鸿沟，伴随隔绝而来的，要么是强权和暴力，要么是欺骗和操纵。“一旦开始争辩，我们一定要一个压制对方的观点，到后来干脆不需要答案，直接操纵你的情感，似乎这才是有效率的”。但那次在昌平，见到陈嘉映的学生们争辩时，他一度感觉“俩哥们儿都快打起来了”，但说着说着，“突然烟消云散”，一个人说，“我意识到你这样说是对的，我同意，抱歉，我收回刚才的观点”，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画面。
那次“钵中之脑”对话后，他也曾问过陈嘉映，“您哪怕多说一句话，比如在讲座或者其他场合说过的话，就能完全把陆丁扭过来，可为什么不呢？”陈嘉映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对说服别人有道德压力”。
尊重每个个体的独特性，这是陈嘉映的哲学观，也是维系这个“共同体”的纽带之一。2023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他曾经做过类似的“根本性表达”：“从哲学存在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在追问“我是谁”“人是什么”，如果你讲我们要个体性，我想是要独特的生存，那么我要用麦金泰尔的话来问，谁之应当？”
团队中，王宁是唯一一个几乎读过全部陈嘉映著作的人。在她眼里，这群“苏格拉底学院”里的人们，就像一个个小岛，聚在一起成了小小的岛屿群，彼此连接、沟通，互相遥望，也互相支撑。在这个譬喻里更重要的意象则是，这些“岛屿”一开始就是远离大陆，有意无意出现在边缘位置的“离岛”。
陈嘉映本人自不必说，他自认“和学界几乎没有联系”，主要面向公众而非学术圈写作。2001年，据传他由于“不符合学校的某些关于职务晋升的规章”，无法升任正教授而请辞于北大，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后又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最后在这里退休。他借好友童世骏的玩笑自嘲，“学术轨迹看着不怎么妙”。
节目里，那个爱和老师“较真”的陆丁曾是个早慧的少年。他14岁读完高中，18岁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后考上北大哲学系研究生和博士，结果博士论文没写出来，从北大肄业，几年后又重新在首都师范大学考了陈嘉映的博士生，留校任教。但毕业很多年后，他都没有向学校提交过申请讲师职位的材料，所以一直在学校当“助教”。
“边缘化”，或许也带着点自觉。王宁注意到，陈嘉映的这批“老学生”还有个特点：他们都是哲学书籍的译者。在现有的学术环境里，这意味着两件事，它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学术训练，但“不算学术成果”——一开始是受陈嘉映本人哲学训练理念的影响，后来渐渐成了习惯。当然，除了这批学生，陈嘉映周围还有另外的“岛屿群”，比如被他邀请到家里对谈的贾新栩，还有他在知青时期就结识的好友作家阿坚，更在北京的文人圈里长期甘居生活、文本上的多重“边缘”。
可令人意外的是，这些身处“离岛”的人们，却不止一次地用“幸运”来描述自己的生活。有些话后来被用在了同期声里，也有的直白地写在研讨会里学生的脸上。2023年10月，拍摄团队去陈嘉映家做了一次访谈，请他集中解释自己在片子里出现的观念。坐在打了光的黑色幕布前，他谈到这个“共同体”，“就是要尽量保持那个有精神力量的东西，进不进那个中心呢，无所谓，有个小圈子也挺好”，“就是在中心的时候有力量，在边缘的时候有意义”。
2023年，陈嘉映71岁，退休也一年了。7月，朱凌卿又收到了他将要和学生聚会的通知，已经习惯了抄起摄影机去跟拍活动的他，突然有种模糊的感觉，这也许会是陈嘉映的“最后一次研讨会”了。他通知了团队所有人，过去一年多一直窝在工作室里看素材的分集导演都到了。
聚会地点还在门头沟的灵山脚下，陈嘉映和学生们的老地方。团队兵分几路，王宁跟着陈嘉映开车过去，有分集导演跟着陆丁坐地铁，团队更多成员则和其他学生们乘着大巴往城外去。时值7月，正赶上热的时候，但每个人兴致都挺高。
那次聚会进行了三天半，下午到了先吃饭、讨论，接下来两天“上课”，最后一天爬山，算是“标准流程”。第二天，陈嘉映宣布了“这是最后一期seminar”的决定。房间里气氛沉了几秒，学生们谁都没有说话。
陈嘉映往座椅上靠了靠，以熟悉的缓慢语速感谢了几位一直在与他争论、“狡辩”，给了他“很少的赞美”“很多质疑和批评”的老学生们。“他们断断续续一直在跟着，这给了我一种美好的错觉，就好像我仍然有东西可以讲给他们听，错觉总有梦醒的一天，这个时候停下来挺好的。”依旧是沉默，周濂放下本子低下头，陆丁摘掉眼镜，抹了把眼睛。
看成片时，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陈嘉映和学生们的几次研讨会都被剪在一起，让人分不清今夕何夕。采访前，我不得不反复对照拍摄时间表，确认画面里出现的事发生在哪一年，但除了衣帽不同，冬夏区别，他们讨论的话题、状态、对话方式，都与上一次别无二致。
时间停止了。那是独属于这个“岛屿群”的时间结界。身处其中，人与外部世界的时间流逝分离开来，只剩下纯粹的精神状态，翻阅旧照片才猛然发觉，曾经的小伙子也已年过不惑，却“不知老之将至”。
正片结尾，王宁把他们2022年冬天在昌平一次聚会的碎片剪了进去。春天快到了，山脚下的河水刚刚解冻，一群“老学生”们从农家乐里出门，裹着羽绒服，呵气跺脚，一如既往地谈起“真理”“此在”的话题，天灰蒙蒙的，远处就是群山，一群人就这样边聊边笑，沿着村里的水泥路上慢慢往前走。“它突然变成了一个十几分钟的没有出金句的片段，我想让你细细地看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想让你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陈老师和他的学生所生活的世界的质感。他是如此存在的，所谓的精神性的生活是这样存在的”。
你真的信什么？
朱凌卿第一次见到陈嘉映，是2016年在青岛录《十三邀》的时候。主持人许知远带着拍摄团队，和陈嘉映约在一家度假酒店，待了三天两夜。和朱凌卿想象中仙风道骨的哲学家不同，当时年近七旬的陈嘉映穿着拖鞋短裤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大高个儿，寸头花白，眼神锐利。与严密的“一层压一层”的逻辑相连的，是他相当强健的身体状态，他喜欢喝酒、爬山，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去游泳。朱凌卿暗想，“如果身在宋代，这个人也许就是辛弃疾，一边写诗，一边挑灯看剑”。
三年过去，这种“强健感”也成了拍摄团队对陈嘉映最突出的印象。他思维敏捷，脑力惊人，早年凭字典自学三门外语，被圈内人称为“哲学猛人”。如今年过七旬，在细雨朦胧的山谷里爬山，拍摄团队里的年轻人都追不上他，于是，大家总会看到这样的画面：游客们抽着烟坐着“滑竿”上坡，只有他在前面沉默着独自行进。
与之相对的，却又是日常生活里无数个“不那么强健”的瞬间。陈嘉映的自行车会掉链子，他得半路停车笨拙地修理；他家门口的马路是逆行车道，所以骑车一上路就是逆行；他家里养着猫，所以衣服上经常粘着猫毛，可他怎么都学不会撕除毛滚筒的胶带；疫情防控期间进不了学校，他也不得不在校门口草草办完退休手续。
如果这是一部个人传记片，以上不管是哪个方面的日常都会成为必要的内容，但在《解释鸿沟》里，大部分类似内容却被悄然隐去，留下的是大段大段的哲学讨论，具体的观念、书，还有思想实验。
900多个小时的素材量，根据什么标准“掐尖”？王宁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只提供了一个她的观察：“他不是没有那种吃吃喝喝的日常，但又是时刻带着问题的，如果不讨论这些问题的话，我感觉这种生活对他的吸引力没那么大。就像他总说，‘做点有意思的’。”
什么是“有意思的”？在灵山的“最后一次研讨会”上，陈嘉映说起“重要的不是弄清楚你应当信什么，而是弄清楚你到底信的是什么”时，曾说起他信的是“希腊的人文主义和人文追求”。这在他8年前和许知远的对谈中也有过踪迹：“希腊人对生命的理解不是活着，而是活力。优秀的人可能你指的是那个卓越，对于一般人来说，你可能达不到那种卓越，但他那种活力对他来说太基本了，就是行使你所有的潜能。”
陈嘉映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一种偏重于日常行动的伦理标准。他将自己关于伦理学叙述的书命名为《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不仅是苏格拉底的哲学问题，也是“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的人们必须（试图）回答的问题”。但好和良善是否可教？在古希腊人那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
这种“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求道”的过程，从苏格拉底到尼采、海德格尔和伯纳德•威廉斯，既是同一套理论脉络，也是陈嘉映所“信”的那个哲学世界里与现实最近的地方。他对说理的执着、对日常的重视、对感知的强调，最终抵达的都是那个良善世界里的最强健的部分，也正因如此，他会对学生说多花时间去“爬山、恋爱、读书”，也不停地在作品中谈到，“反思以不压垮生机为限”。
然而，类似的古希腊式的强健和卓越，似乎已经与当下的时代相去甚远。那次研讨会上，周濂曾提到民主时代已经具有尼采所言之“末人时代”的趋势，这多少让陈嘉映的那种复古式的，对“心性卓越”的追求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
也许正因为如此，伴随他的强健，拍摄团队也经常见到陈嘉映的孤独。这种孤独有时非常具体。比如他在研讨会上不时地被学生质疑、反驳后的片刻沉默，或者在他自己的研学课程“嘉映私塾”的活动中，被一个年轻的来求教人生意义的女孩突然晾在一边，或是在去看望人文学者钱理群的时候，切实地发出疑问，“我还是这个问题，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思考，而且几十年没有间断没有放弃，但是世界好像不理不睬，该走什么它就走什么……”
但正如之前谈及“求真”时所讲的那样，那种强健的精神力量也足以将橡树苗灌溉。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曾提到过所谓的“决心”，也就是所谓的“我站在这里，我只能这样做”。在陈嘉映看来，这是唯一的也是必须的一种存在方式，“你就扛着你的孤独”。
王宁向我举了个例子，今年，陈嘉映的学生吴芸菲就要博士毕业该找工作了，和“共同体”里的大部分人一样，她也有自己非常具体的日常要去担心和应对，放在大多数老师那里，顶多发发牢骚就过去了，还有少数老师会选择去做点什么，比如花时间和学生聊聊天，帮他想办法，看怎么弄论文，要不要延期等等。但陈嘉映的方式依然是精神性的，“他会回到精神性的哲学性的讨论，用这个东西去带动人”。
在琐碎、不确定甚至流于庸常的世界里，“我”能做什么？陈嘉映的选择是去干活儿，做点实实在在的事。他每天5点起床，工作到下午2点，中午不吃饭，因为会犯困。几年干一个大活儿，几年干一个小活儿。“我仍然有具体的事情要去做，而且我要持续地去做，而且我要让这件事情结果落实”，陈嘉映还在做政治哲学的转向，学生们的读书会经常持续到深夜一两点，大家周末还在做研讨、做翻译，“是你做了什么，来证明你是谁”。
登到半山
朱凌卿有时会觉得，那次在门头沟的遭遇有点隐喻性质：一群想要去爬山的人，被现实的铁栅栏挡在门外，于是转而“逃向”精神世界。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他进入《解释鸿沟》之初的心理状态：“在最低限度上，我们依然可以更好地把握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或者去做点什么，寻求点什么，而不是被他人所决定的（东西）所限制，那么这件事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哪怕它发生在精神的领域。”
到2023年10月，围绕陈嘉映的跟拍基本上结束了。900多个小时的素材，团队里的成员分头看，试着剪，内容最集中的也已经看了一年多，有的分集逻辑顺不下来就换人剪，来来回回到了第五个版本。
立项以来订下的计划并没有全都实现，2022年秋天因为疫情原因拍摄几乎停滞，李伦找赞助也费了一些周折，找到后又得忙着确定栏目包装、做品牌植入等琐事，定下播放日期是2024年4月。最后半年，工作室里每个人都在抱着电脑看素材，人手不足，几乎把《十三邀》能抽调过来的人手都拉来，很多单集到上播前都还在不停地调整。
观察式纪录片的形式给了剪辑以巨大的权力，同一个主题素材，有时可以出现多种不同逻辑的叙述方式。比如第六集陈嘉映和周濂的对话，就曾出现过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好几个场合，两人的对话总让人觉得“各说各话”，可这背后究竟呈现的是何种分歧？朱凌卿起初选择的是“沟通失灵”的命题，陈嘉映看过初剪版本后觉得不确切，他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委婉，“不是很能把握”。
那时已经是2023年9月，离开播只剩半年时间。真正的逻辑还是只能回到素材本身，李伦和龙筱玉重新翻看素材，在陈嘉映不同场合的对话中寻找他对政治哲学的叙述，再根据他的授课内容，从整个哲学脉络里重新抽出了一条历史哲学的进路。最终，他们判断，陈嘉映和周濂的分歧就在于二者对政治哲学的不同进入方式。新的故事线出现了。
事后王宁反思，“做一个结构封闭和完整的东西，是我们的基本训练。我们也用自己的逻辑去构建过很多复杂的东西，有时可能观众的反馈比较好，但自己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损失了什么。用陈老师的哲学观念来看，封闭理论的解释力是可疑的”。
在一次次推翻重组中，所谓“终极的理解”似乎永远无法完成。那个成为片名的“解释鸿沟”，既可以理解为朱凌卿和团队成员的“免责声明”，也展示着每一次对话中都会发生的情形：鸿沟不仅出现在对话发生的时刻，个体的理解和阐释中，也存在于每个人带入对话的技术、逻辑背景和动机。所谓对话和理解的过程，往往如同片头logo一样，“总是明明灭灭，虚虚实实”。
在陈嘉映的《走出唯一真理观》中，提到过对真理之存在的两种思考。不承认“唯一的真理”，一方面是拒绝压制和“普遍性”，推崇“个殊性”的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坚信真理的存在，而不是走向相对和犬儒主义，“因为能对话就不是相对主义，通过对话深入自己，找到自己实实在在相信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上看，观众的回馈也构成了整个纪录片的组成部分。即使面向“鸿沟”，每个人都还是从这场对话中得到了重重叠叠的真理。
在所有的素材里，王宁尤其喜欢的是一组陈嘉映和学生在灵山爬山的镜头。炎炎夏日，师生爬到一半，坐在树荫下休息，有学生问陈嘉映，是否还要继续往上爬，他笑着一边看手机一边说，要是休息待会儿下去也行，反正都是“登到半山”。
“半山是一个节点，也是一种交付”，已经很久没有坐下来剪片子，这次因为人手不够被拉进机房，反而感受到久违的创造性的快乐。有了具体的一次“产品交付”，她对陈嘉映和他的学生们那种持续的热情和动力又多了几分共鸣，“你干了具体的活儿，信心也就有了。有时物质上的匮乏反而能带来精神上的创造”。
龙筱玉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一位导演，她毕业才一年多。毕业前，她还拍了一部自己的片子，但因为故事主题太过沉重，花了很久都没有从里面走出来。在剪辑《解释鸿沟》的时候，她仍在不停思考关于个人和时代的问题，而陈嘉映那代人所经历的历史，他那种既学术化又入世的状态，多少给了她安慰。
在当下的世界，哲学家还能做什么？2023年，国际旅行恢复后，陈嘉映和好友童世骏一起到挪威看望了他们共同的朋友，哲学家居那尔·希尔贝克。行程中，三人共同乘船出海，陈嘉映坐在船上向两位朋友发问。
因为片长所限，这段对话并没有被剪进正片中。分集导演郝晔向我转述了三位的问答。童世骏先说，人们往往认为意义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但他认为“只有哲学才能够承担得起传递意义、表达意义的角色”，哲学的意义在于帮助现代人去找寻和确认意义感。
但希尔贝克反驳了他。如果是通过讲述的方式去表达意义，“宗教可以做得比哲学更好”。他认为，当代人要警惕，是谁在通过什么方式向我们传达怎样的意义，而意义感从来不是一个哲学家或者一套哲学叙事能够提供给你的东西。
陈嘉映的态度，最后是用一封信在片子里呈现的。在那封写于挪威旅程末尾的信里，陈嘉映说，哲学家并不是意义的提供者，而是共同去探索意义的同路人，“也许你会踏着这多半步的经验往前走，去寻找你真正相信的那个东西，而那就是属于你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