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今我国宏观经济正面临长期不景气的态势，原本以为这种情形只会维持半年到一年，由于后疫情时代人们对于投资和消费的观念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上制造出口行业内部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出口对象即所供应的市场从经济发达的地区变成第三世界地区，从中所能赚取到的单位利润也随之下降。

以上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普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导致宏观经济面临持续下行的压力。

而这还只是短期性的因素，致使宏观经济不景气的长期性因素同样在掣肘着全面复苏的势头，比如近期某智库提出“四大见顶”论，分别是人口劳动力、债务扩张、城镇化率的提升，以及全球化制造出口红利这四大因素，均出现了抵达天花板的现象，再也难以为继下去，由此深刻影响宏观经济的整体形势。

如此一来，说明现如今全国上下需打响一场关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攻坚之战。

对于首要战术，目前上面已经展开行动，那就是通过银行柜台渠道将居民储蓄转化为国债投资，然后在近期宣布将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并使其常态化，首期国债规模就达到1万亿元，目的是为建设兜底经济的重大项目，向一级债券市场公开募集资金。

此举本质上是央行等机构扩张资产负债表，以及扩大财政支出，以此替代居民及企业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态势。

过往十多年来，也就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支撑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债务红利分别是由居民及中小微民营企业部门通过债务扩张、加杠杆投资，从而得以实现的。

2015年之后，该债务红利转移到地方行政主体部门、地方城投公司及基础设施建设平台等等，以推进经济现代化从早期的工业化建设阶段转向城市化建设阶段。

由此一来，推动城镇化率上升的同时，地方行政主体及相关城投企业的债务率和杠杆率也随之攀升。

至于早期的工业化建设阶段，人口劳动力叠加全球化制造出口红利，已经将最原始的要素禀赋优势充分发挥完毕。

至此，人口、债务、城镇化率，以及全球化红利这四大要素均完成见顶。

放眼现在，这场经济攻坚战最主要的作战力量即主力军，必须由在过往几十年来的经济建设当中没有过分扩张债务、增加杠杆的部门来担任，那便是中央行政部门，也就是以央行、财政部为首的机构，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扩张债务，以此兜底宏观经济基本面，乃至提振市场经济，为此注入全新且强大的内生动力。

除了上面提及的首个战术以外，该场经济攻坚战还包括其他领域，实行多点合并，争取一次性将宏观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彻底解决掉。

而其他领域分别是房地产市场、以股票和债券为主的证券市场、以主权货币资产为主的汇率市场，以及理财保险或信托等金融衍生品市场。

除了让中央行政部门担当主力军之外，积极有为的货币政策和稳健妥当的财政政策需同时发力，将充裕的资金流动性注入到居民及企业部门，帮助他们尽快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同时，也能提振他们对于投资和消费的信心。

通过具体的操作方法，比如提高他们的收入预期及短期内的经营利润，以此使他们与中央行政部门一起并肩作战，打响这场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攻坚之战。

至于如何打赢这场攻坚之战，在战术层面，除了首个战术即上面所提及的国债投资和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之外，民众对于如何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我们只需要对此给予充分重视并高度关注，便能够基于此而设计出其他的战术。

比如通过整顿电商，改善生产供求结构，以及新技术带来生产力关系的变革；

还有通过监管资本，设立诸如资产离境税、房地产税等此类所谓的“富人税”，改善社会贫富悬殊现象的同时，还能够引申出权力结构相互制衡的基本原理；

再比如通过贯彻落实各项社保及民生福利建设项目，做到实质性的让利于民，便能真正解决掉宏观经济基本面的结构性问题。

接下来就让我们详尽分析，以上除了国债投资加发行特别国债的首要战术之外，其他的四项关键战术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由此为打响这场经济攻坚战铺平道路。

它们分别是：放开限购、整顿电商、监管资本、让利于民。

该部分内容关乎房地产市场如何解决的问题。

首先，房地产市场还是很重要的。

不要说什么房住不炒、不用兜底，让它自然而然地软着陆这些无关紧要的话。

其次，我们要区分软着陆和硬着陆的差别。

并不像网上说的那样，栽在居民手上叫软着陆，而栽在银行手上就叫硬着陆这么简单，想要让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须按照投资品消费这一思路，把它运用到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层面。

再来，我认为2016年那一次棚改货币化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决定，它属于提前透支了居民对于投资品消费可以上杠杆的能力。

这一部分主要讲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正面临着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把资金流动性注入到房地产市场里面，不只是要保房企，尽管我们这么做了，比如说推出房企融资“白名单”，还有由行政部门主导的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集中改造等“三大工程”项目。

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关于商品房市场建设转向保障房和租赁房市场建设，即怎么把风险和资金从商品房市场转移到保障房和租赁房市场的问题。

除了保房企、保项目、保增长之外，我们肯定还要保商品房，总不能让它硬着陆吧？

所以我们在最后还有个大招，用来风险对冲，那就是全面放开各地区针对商品房的限购措施。

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限购政策限制了潜在的购买力，即潜在的购房需求，居民还是很有钱的，从储蓄增速和总量即可看出，尽管在结构方面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但怎么着也能挤出一定量的购房需求吧？

如今香港地区全面“撤辣”，也就是在此之前限制购房主体买房的措施统统都撤了，然而其楼市如何？有所复苏了吗？这恐怕要打个问号。

如果全国包括四个一线城市在内的所有区域全部放开限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可是终极杀招！如果没用的话，房地产市场该怎么办？

而且还会引发其他一些类似于次生灾害的效应，比如说近期深圳就被爆出有部分楼盘正在上演业主维权的戏码，还有佛山的一处楼盘，现价比当时的报案价还要低出至少一半以上，堪称腰斩。

对于购房居民来说，房价下跌相当于资产缩水，况且商品房本身作为主权信用货币的大类资产，其价格的下跌使得大部分的货币资产也跟着缩水。

因为居民和企业部门大概有七成以上的资产都是不动产，属于商品房市场，所以我们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保住这一类资产，不要再让它缩水了，不要再让它价格下跌了，即保房价、保商品房的价格。

于是乎，上面就要不顾一切地把资金流动性注入到商品房市场。

我们现在不能说只需要保交楼了，而是要全面确保商品房市场能够平稳着陆：

保房贷，不要让它断供，须妥善解决好这些业主维权的事件；

然后保资产，即保房价，不要让它下跌，使其始终横盘在一定区间，不管用多少资金，都必须要把商品房价格给托住。

一旦形成下跌趋势，那么它掉下来的速度就会砸穿地板，这已经不是软着陆或硬着陆的问题了，而是直接粉身碎骨，这些年来所有人的财富都将灰飞烟灭，这是人类史上最可怕的事情。

除此之外，房地产市场硬着陆还会对银行形成一大堆坏账和烂账。

由于大量房贷断供、大量法拍房无人问津，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沦为了负资产和有毒的抵押物。

正如新世纪初的日本，有很多房屋的主人宁愿赔钱也要把房子转卖出去，原因就是包括一些契税、购置税、房地产税在内的税费支出，导致其卖出去房子的价钱还远不如填补持有房屋的成本支出，这便是资不抵债，由此房屋沦为负资产，当时有很多日本人赶紧出售和转让都还来不及呢！

大伙儿认为我国以后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吗？

除了银行会出现坏账、烂账之外，刚刚说过居民部门有七成以上的资产均为房产，也就是投资于商品房市场，而主权信用货币的大类资产是商品房，商品房价格大跌，意味着货币资产遭遇缩水，导致货币本身的主权信用也跟着缩水，由此汇率就有较大概率发生下跌，甚至会变成类似于日元一样的价格。

这便是最大的风险所在，而这也是为何必须要保商品房市场的逻辑所在，已经不再是保交楼这么简单了，而是我刚刚说的保资产的逻辑。

唯有先保住这些资产，我们后面才能够将其他有用的办法践行下去，把该领域和其他领域的资金进行重组再分配，比如说壮大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目前看来，壮大债券市场的行动已经有眉目了，之前是只想壮大股票市场，现在国家队的资金入场，一直在顶着。

至于房地产市场，只需托住它不往下掉，既不要再让它上涨，也不要再让它产生泡沫化，一直托住它，将资金流动性持续作用在这方面即可，因为它是目前为止我国大类资产价值最大的锚。

唯有稳定住商品房市场后，才能够进行资产置换，把它的资产价值锚置换到证券市场、汇率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

目前国家队在持仓股票市场，减仓意愿不大，如此一来就会有被做空的风险，尽管从司法层面完善金融稳定也无法改变这一劣势，总不可能真的废除做空机制，这样只会打击投资者对市场规则的信任。

关于股票市场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再讲。

现在我们重点讲一下债券市场。

近日，上面官宣即将实现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常态化，首期就达到1万亿规模，以及前几天通过银行柜台渠道将居民储蓄高效转化为国债投资，这意味着债券投资本身是促进投资的一部分，既然已经走上金融化这条道路，那么就只能继续往这方面做文章。

上面其实是知道的，所以现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壮大债券市场，然后稳定主权货币资产的价格，这样一来才能够稳住汇率市场。

至于怎么稳定主权货币资产的价格，第一个办法就是刚刚提到的稳定房地产市场，即稳定商品房价格，第二个办法是不要再继续所谓优化外汇储备的结构，因为外汇储备本身也是支撑主权货币资产价值锚定的一个方向。

近年来，美元资产储备大幅减少，非美元资产储备增多。

然而，说到底美元还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价值锚定货币，不只是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那么简单，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得要跟西方搞好关系。

还有一个是我们拥有完整制造产业供应链，这也是主权货币资产的锚定方向之一，必须要延续下去才行。

自人类步入信用货币时代以来，各主权信用资产最大的价值锚定物皆是作为最大规模市场的公认交易媒介，唯有获得其市场交易主体的认可并实质性用于交易过程方才彰显其价值，其余所谓的价值锚定物相比该物皆不具有长久性和普遍性。

只要理解以上这段话即可推导出目前最大规模市场乃全球市场，而公认交易媒介乃是美元及其核心流动性资产，所以论我国主权信用货币资产的类终极价值锚定物并非国有土地，毕竟资本管制已经实质性形成一道水坝，去除闸门与否，资产价值都必须经历重估风险，问题在于我国主权信用货币资产的刚性如何，以对冲其价值全盘重估的风险。

然而无论如何，其价值势必来源于市场经济交易主体的普遍认可，如此一来，交易主体通过市场买卖行为将主权货币信用资产转化为个体私有财产，方才是对主权信用及其大类资产价值最强而有力的支撑。

至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如果是要发展所有的高端产业，按照现在的科技发展来说，单凭一个国家是无法完成的。

比如说半导体行业，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依靠摩尔定律，如今已经发展到接近一纳米的技术，甚至进入到量子世界的领域，它已经不再是单一国家所能够掌握全部核心技术的行业领域了，我国也不例外，所以不要再说要寻求全面的国产替代，只需要掌握几个方面的核心技术，把它做到领先乃至原创，然后将主权货币资产锚定在这些领域，以此提升工业附加值。

如此一来，我们才能摆脱国际贸易分工合作体系及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的最底端，做一些中间环节的关键领域，比如身处于工业微笑曲线的两端，既做研发部门，又做销售部门。

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于整顿电商的呼声由来已久，且随着该行业的发展模式从野蛮生长逐渐过渡到监管成熟，人们对于电商是否应该被整顿的讨论声越来越多。

在我看来，与其说整顿电商行业，倒不如是民众对于旧有的生产供求结构未能充分适应新质生产力这一近期非常火的关键词有关。

想想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予传统餐饮及消费品零售行业一种全新的销售渠道，以新技术与旧时代传统行业相互融合的视角切入分析，就能得出对于宏观经济所造成的问题，并非自电商模式出现以后，由该行业所引发的，而是旧有行业主体，也就是传统餐饮及零售行业主体不愿意顺应时代变化、改变生产供求结构，造成自身竞争力的缺失、规模生产力不进反退的趋势。

如果按照我刚才提出的视角切入进行分析的话，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19世纪中后期，西方工人对机械设备能够生产物品而感到不满，发起数次大罢工运动。

但随着时代发展，现代社会已经离不开初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技术，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技术，而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原子能发电技术，以及新一代信息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由此引发PC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掀起新一轮的技术范式革命。

而新技术与旧时代传统行业的融合，必定引发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提出的技术创新周期，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会遵循这一周期进行波动式迭代与动态式演进。

至于很多人把电商看做是损害旧有传统行业发展模式的罪魁祸首，本质上是因为资本的介入。

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没有资本介入其中，那么电商模式也能成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而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电商具有利润垄断的特征，比如只有头部几个电商主播赚得盆满钵满，身处中低端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却因此一直在赔钱。

但我认为把电商模式损害实体经济的问题归咎于资本的介入，实则有失偏颇。

首先，电商属于实体经济的一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资本的介入对于任一市场经济体制的行业发展模式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能够促使人性具备敢做敢想的积极性。

再来，如今的电商模式对于实体经济所造成的损害并不是由于资本介入所导致的这么简单，而是与电商行业本身的结构性分配失衡有关，以及前面提到的传统市场交易主体，也就是实体经济的交易主体并没有充分适应全新的生产力工具，也就是说他们未能充分使用好诸如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天然所有的工具赋能。

然后就是资本介入本身并没有问题，资本流通的方式也没有问题，问题出在资本的流速是否被非自然的因素所影响，以及除了资本以外，人口劳动力、生产设备等生产资源或资料，以及其他的生产要素是否进行充分且自由的流通，而这就是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提出的生产要素流通悖论。

只要做到消灭这一悖论，迄今为止经济学所面临的几乎所有由人性引发的道德困境都将得到实质性解决。

最后，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两种权力：一种是政治权力，另一种是资本权力。

关乎这两个权力能否在制度设计及司法层面达成强制性的相互制衡，也是新技术能否运用于旧有的商业模式或起到改善营商环境作用的重要前提。

综上所述，整顿电商行业是有必要的，但是必须与以上这些问题一并解决才能达成效果，否则只是一味地否定电商模式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对于解决真正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而言不仅毫无帮助，还会损害经济健康发展。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民众或者是网友要求监管资本，以及掌握资本的富人离境一旦离境，就必须要向其征收巨额离境税？

因为我国本身实行资本出入境管制政策，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形成一个堰塞湖或是防火墙，导致内外资本交易的任一环节都无法相互契合乃至流通，比如定价、议价规则的不一致，以及价值锚定方向或标准的不一致，存在巨大的资本及资金外流风险。

为何自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们仍然在寻求金融领域的开放，本质上就是因为对于资本管制的措施一直存在，无法具备一鼓作气的勇气下定决心去做，久而久之使得该风险越积累就越庞大。

内外资产价值锚定的根本性不一致，会导致我们国内的资产无法接受海外资本市场的定价，而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物也没有受到国内权威的认可。

倘若在任何制度性改革都不做的前提下实行开放举措，必将导致国内的大量资金往海外市场流出，相当一部分中产以上的人士很大概率会变卖掉国内的资产，然后跑到国外买估值更便宜、增长潜力更大，即更具有投资价值的资产。

由此说明，资本管制的副作用具有很强的滞后性，不到最后一刻不会显现出来。

事到如今，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资本管制的副作用很大，我们还是要尽早取消掉它，但是在取消之前，我们要先保住、壮大并充实主权货币资产之后，然后慢慢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价值评价体系接轨。

此举相当于先在大坝上开最小的闸门，水流高的往水流低的走，直到大坝两边的水位差不多时，再撤除大坝，这样一来就不会发生洪水泛滥。

其次，央行须通过购买国债等常规操作或是运用结构性货币工具系统等其他金融手段，确保释放出来的货币流动性注入这五个市场里面：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汇率市场，以及保险和衍生品市场。

其中，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可以称为证券市场，打通它们的交易环节，使每个主体都有充足的资金，以此壮大他们的资质，也就是壮大交易主体。

而通常是谁在这五个市场里面做交易？

比如说债券市场，行政主体负责发债，它是卖方；股票市场的话，上市公司是卖方；至于房地产市场，开发商是卖方；然后汇率市场也是一样，央行发放主权货币，购买货币资产的是谁？

最后，保险及衍生品的卖方是那些保险公司或金融衍生品的信托机构，以上这五个市场都有同一个买方，那就是居民部门，即广大老百姓，以及企业的法人代表，或者是企业的管理人。

虽然他们的数量很庞大，但是组织力量却很分散，每个交易主体都有自己背后的家庭什么的，而且他们又不同属于一个大家庭或大家族，虽说利益一致，但行动起来总是分散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这些释放出来的货币流动性，用来壮大这些买方的购买力，即购买投资品的购买力，而不是购买社会消费品零售的购买力。

我们老是说提振内需、扩大消费，本质上来说购买投资品也算是一种消费，买房子算是一种消费，买股票、买债券，买主权货币资产都属于带有消费性质的投资，或是带有投资性质的消费。

与其壮大社会消费品零售和大宗商品的消费，不如壮大投资品消费。为什么？

因为我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走上了资产金融化的道路，甭管其过度与否，我们都必须要走上这条道路，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有一个因素最为关键，那就是国家规模。

无论从人口结构，还是资本的积累量，现在这个世界上能与美国相媲美的只有我们这一个主权国家实体。欧洲可以是可以，但其始终是一个国家联盟，并不是一个国家实体，即它始终是由27个国家所组成的一个政治联盟。

1999年，欧元一经横空出世便直接占了SWIFT，也就是世界最大的银行间电子结算系统将近一半左右的位置，仅一年时间就直接飙到一半以上，为什么？

因为欧元由27个国家为其背书，其本身已经具有国家联盟性质的主权信用背书，但是在此之前具有这般实力的是由美国联邦为其背书的美元。

但我国始终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不可能让34个省份做背书，使主权货币在SWIFT里面横行霸道、畅通无阻，甚至有时论结算份额还不如日元，日元占5%以上，我国货币占3%左右，澳元有时候都能超越我国货币。

很多人对待脱实向虚采取的思路是这样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反过来，变成脱虚向实才行。

但是有没有想过，既然选择一条路走到黑了，不如直接走到尽头，虽然说金融化确实有很多不好的方面，但是你觉得仅凭人为意志就能够逆转整个经济周期的走势吗？

既然当初执意如此，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所以这就是我提供的方案：宇宙的尽头是金融。

我知道这个观点或方案一旦出现，绝对会遭到现存一众经济学家的唾骂，但是我认为现阶段真的没办法再去想其他东西了。

宇宙的尽头是金融，为什么？

因为我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使然，想要扩大消费、提振内需，就只能不断地由资本市场驱动，而资本市场本身可以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我觉得这条路是可行的？

因为无论再怎么虚拟经济，都必须要在现实当中寻找到锚定物，然后为自己的价值正名。

而现在主权货币资产可以用来锚定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答案是世界工厂。

可以锚定的是我们拥有完整的中低端制造产业链，并且我们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很强大，可以将价值锚定在这些东西上面，这就是给了我们可以像美国那样搞金融化的底气，问题就在于我方的市场要不要变得比对方更加符合资本流通的要求，而这就涉及到了思想观念的问题。

另外，我挺希望国内的这些民营经济可以出海成功，像拼多多的Temu，阿里巴巴的速卖通，还有Shein、TikTok等等。

等到它们在海外立足脚跟的时候，就可以与国内的一些极端势力形成制衡。

虽然该部分讲的是监管资本，但是我们也要正确看待资本，不要再把资本市场视作为洪水猛兽。

而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在为资本正名，宏观经济现在进入到了艰难时期，但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此，我们急需打响一场攻坚之战。

何为攻坚？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改变整个社会的思想并形成一股潮流趋势。

根据经济学家卢老师提出中国经济之所以陷入增长停滞的状态，本质上是因为资本流速及其积累的速度慢下来了，说是资本本身的问题，实则不然，而是经济分配的结构出了问题。

我的想法是在改革原有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比如说压在民众头上的四座大山——住房，第一部分已经说了，也是为了保住人民币资产需要解决的方面。

第二个是医疗，第三个是教育，第四个是养老。

把这四座大山解决了，相当于增加民众的社保收入，然后通过各种手段增加货币流动性充裕，往那五个资本市场引导并注入，让居民及企业部门变成买方，从制度设计和司法执行层面优待买方，增加他们的资产性收入，也就是财产性收入。

那么接下来再通过将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相契合，壮大资本市场的同时，也能将资金作用于实体经济，由此做大实体经济。

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

可以增加就业岗位，保住中低端制造产业供应链，然后让民营企业走向海外，并在全球市场经营方面取得成功，再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整个中低端制造产业供应链体系，以此主导并形成一个新的国际分工合作秩序，由此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业附加值，往工业微笑曲线的顶点两端走，与此同时进行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慢慢往上爬。

在此期间，有可能替代掉德日韩等国家的市场份额，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们十四亿人需要生存，只能成为第二梯队，向第一梯队美国进发，但是我们可能永远也代替不了美国。

因为美国本身的制度优势并非我们所能比较的，我们只能代替掉日本、德国、韩国这类国家的中高端制造产能，把它们的市场份额吃干抹净。

至于造成的后果如何解决，比如这几个国家从发达国家掉落为发展中国家，而我国因基数庞大也没能成为发达国家，只能往超级全球化那方面去构思了。

所谓的超级全球化，就是建立一个全球化版本的“共同富裕”，属于当今经贸全球化的进阶版本，通过在全球化获益最大的国家或地区让渡相当一部分利益以维持德日韩国等国家的发达程度，既能避免地缘冲突，又能维护全球化体系及其利益的可持续性。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往上爬，这样才能够增加国内的就业岗位，从而增加居民的工资收入和企业的经营利润。

如此一来，对于居民来说，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社保收入这三大收入来源无疑都增加了，由此实现改善原有经济结构的目标。

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改善资本结构，即无条件地把所有的信贷资源等这些事关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的收益统统转化为居民部门的合法性收入和企业部门的资产性利润，然后让他们自发组建现代化市场经济法治体系，让他们自己去运作市场经济，这样才能达到效率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并使得每一个人的利益都能实现最大化。

于是乎，这场针对宏观经济的攻坚之战自然而然也就打赢了，但无论是怎样的问题，都得先从改变思想开始做起，后面才能写出解法。

写在最后

综上分析，此篇文章的重点不仅在于如何打赢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攻防之战，还在于为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流通、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制度的运作原理正名，从而剖析其等的合理性所在。

除了根据民众给出具有建设性的宝贵建议以外，虽然上面对此已经采取行动，但在我看来，仍具有三个“不知道”：

不知道如何正确看待资本、不知道资本运作的底层原理，以及不知道如何运用好资本。

由此引申出三个结果，那就是行政精英始终对资本保持偏见，而下面的人又错将其他因素所导致的现象一股脑地怪罪于资本本身，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的观念错把资本当糟粕而非精华，不知不觉便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放大缺乏资本运营所导致的负面效果及后续影响。

总之，如今的我们站在历史长河最为关键的十字路口，到底是向左还是向右，其实都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抛弃过往成见，对待新事物保持宽容，眼睛一直朝前看，步伐坚定地向前走去，我想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决定。

让我一起昂首挺胸，迈着大步向前进，无需忧虑向左、向右，还是倒退。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不断地前进！

我相信：只要一直往前走，不久后就会看见希望的曙光，由此打赢这场宏观经济的攻坚之战！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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