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 泽/文

一、其父轶事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生于一八七五年，号雨亭，绰号胡帅，是海城驾掌寺人。他祖父张永贵(河北河间府人)父亲张有财都不务正业，嗜好赌博。张作霖的母亲生有作太、作孚、作霖三个男孩，作霖最幼，乳名叫老疙瘩。在作霖十四岁那年，他父亲日夜狂赌，有一天在赌场被人踢死。张作霖起初学做兽医，后来嫌挣钱少，就甩手不干了。受其传统家风的影响，恶习难改，他也出入赌场。有一次他输了钱，无力偿还，被人家扒去了棉袄，无奈他跪拜在开豆腐房的钟三门前，钟三乐善好施，慷慨解襄，牵驴赠之以作坐骑，送皮背心以御寒。“滴水之恩，当报涌泉”。张霖作后来当上督军和大元帅时，在北京怀仁堂多次盛情款待钟三，以报昔日之恩，那是后话。张作霖是绿林出身，曾当过“保险队”“保卫团”土匪武装组织等头目，被招抚后，先后担任管带、营长、统领、师长、督军、省长、巡阅使、镇威上将军等职，直至在北京任陆海空军大元帅。据说他有六个儿子，除张学良先生外，余者我都未见过;他还有两个女儿，名叫怀英、怀玉(现均居住沈阳)他有五个太太，最喜欢的是五太太。她是沈阳南关外王老太太的女儿，毕业于女子同泽学校。毕业那天，张作霖亲自赶去主持毕业典礼，一位女学生代表毕业生致答词，风姿绰约，仪态万方，张一见钟情。后来托人强行订亲，终于如愿以偿。这就是五太太。张趋炎附势。为人阴险，有仇就是报，谁有势就投靠谁。他当统领时，为了在奉天督军段云贵（笔误，应为段芝贵）、赵尔巽面前取得信用，不惜卖友求荣，将他在做上匪时期结下的义友一金寿山、杜立三就地枪毙。更有甚者,罪不容诛的是他丧心病狂地“反赤”，竟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枪杀了。袁世凯得势时，他极为吹捧，后来袁出凯称帝激起众怒，四面楚歌，他看到袁大势已去，又立即反袁。为了实现自己欲壑难填的政治野心，他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搞军阀混战，终于沦为遗臭万年的民族罪人。

二、皇姑屯事件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冯玉洋率兵沿郑大路绕道进攻北京。张作霖得知消息，坐卧不安。他很迷信，便身着便衣，只带着几个也乔装打扮的随从人员，到北京前门大街，找一位著名:面占卦专家问卜。张作霖扮作普通人模样进屋坐下后，虔诚地说:“请老先生给我打卦占卜一下眼前的吉凶祸福，宜动宜静?行止去处，何分有利?”先生说:“往西去有利，东去有害”。又说:“你宜静不宜动，动则有变”。临走，随从人员问要多少ト费，先生说五元，张作霖说:“给十元吧”。出门走了。张又去武庙抽签。签语又说:“你问我来我问谁，除了八牛都是贼。天生天狗天能收，两帅不必问根由”。当时《北系日报》记载:张决心已定，回归东北，图谋大计。北系绅者闻风惶恐，一致要求:系部应有维护，不能真空。几经交涉，达成协议;留下鲍文樾旅，变为公安部队。倘被冯军进袭，人马械粮如有损失，尽由北系地方畜考负责给养。张学良部及京畿部队移防廊房，位于京津之间，约离两城一百二十多华里。

张作霖及随员由铁路乘两列专列赴沈，他自乘前列车,随员乘后列车，两列车相距三十华里或一站的距离。专车到达皇姑屯时,张的五太太，省长藏式毅及各机关要员,齐集车站欢迎，大家请他在皇姑屯车站下车,他执意不肯，非要到刚竣工不久的沈阳北站看看不行、沈阳北站系是1928年春天建成的)。欢迎的人出于无奈,就各自回去了。五太太待人走散后又婉言劝请大元帅暂先回公馆休息，第二天再去参观北站,他仍不肯，无法，五太太也乘汽车回去了。在这之前，奉天的兵工厂厂长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两人勾结日本人密谋斩草除根杀死张家父子（笔误：二人未参与）。但张作霖直至死前，依然死心塌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却不知主子已另有图谋。正如日本岗村宁次在南京递交投降书时，和新闻记者谈话所述:一切亲日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皇姑屯事件就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

在专车由皇姑屯车站鸣笛启动之前，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早就站在空桥旁五丈高的岗楼上用心听看，正好在车身到达大桥中间时，定时炸弹爆炸了，车毁人亡、三空桥头顿时人山人海，五太太坐着汽车赶赴现场，张作霖大元帅气息奄奄，拚尽全力疾喊，“这不是炸弹吗?我张作霖见过……”话未落音，就翻眼死去了。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从岗楼上下来，慑于众威未敢动手扩大事态，溜回南站，张作霖五太太和省长藏式毅，为了封锁张作霖已死的消息演起幻术:中医来了，就说日本大夫刚走，病人已有好转;日本大夫来了，就说中医刚走，病人吃些东西，精神很好。如是四天，直至少帅张学良乔装伙夫藏身在兵车的火车头里到达沈阳公馆才公开吊丧，停灵五十多天，出殡时，从督军署到小河沿沿途数里之遥，人头窜动，摩肩接踵，盛况空前，棺材埋在驿马芳老吴家房东。

三、子报父仇

1928年6月，奉天兵工厂厂长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勾结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大帅之后，又密谋斩草除根，谋害张学良:少帅早有察觉，并随时提防。

这年春节后的正月初六，是杨宇霆的父亲诞辰，杨宅门前车水马龙、厅堂悬灯结彩，贵官满座，热闹非常，晚间七点多，少帅没带卫兵，自开小汽车到杨门祝寿。杨宇霆态度倨傲，淡淡地应酬一句:“少帅白天不来，晚间太 晚啦”。后来，宾主说说笑笑。时间不长，兵工厂李科长等四、五个人前来打牌，让少帅入座。张不论职位高低，官阶大小，平等待人。要了一夜，张输了三万多元“奉票”折合银元五百元。张说再来时还，李科长不让，要登时就还，张仍满面笑容，从容掏出手章，写下付据，可到东三省官银号取款。及天色大亮。张开口辞别时，杨连送也未送。一夜通宵，张连白开水都没喝着。一夜之间杨两次起意杀害张学良，都被杨二太太奋力阻拦。张在剪除杨常二人之后，对人讲:“这天夜里等于单刀赴会”，但张在身旁及汽车上均有防备，杨之公馆人数很多，张也有知心的人在里边工作，决非贸然去祝寿。少帅察觉杨常二人居心从此之后，假装风，事不管，吸鸦片、赌大钱，或与赵四小姐骑马游玩，有时夜不归宿，太太于凤至常常为之吵闹不休。张学良还索性把一切公事，全交给杨宇霆处理。杨为此更看不起少帅，背地起外号，管少帅称小爷。少帅手下有一位被视为心腹的亲信，叫郎密探。他是中国父亲、日本妈妈，久住日本。其母与本庄繁是童年时的同学。所以郎密探常去南站附近的本压繁寓所，出入随便，待为家客。他得悉杨、常、本三人谋杀大元帅的细节，就向张学良作了全面的述说。少帅仍恐不实之处，反复核实侦察，终于掌握了事实的真相。一九三〇年中秋节的第二天（笔误：实际上1929年1月10日晚），天气清爽，张约杨、常二人于上午十时在帅府开会。杨、常二人带来的卫队八十人，分乘两辆汽车，驶抵帅府门前下车，受到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的出面接待。杨、常二人在会议室等到十二点少帅还未来，就不耐烦地说:“这不象话吗”十二点已过，少帅来了，穿着上衣、背心、趿泣着拖鞋，慢条斯理地说:“还缺人，没来全呢。”这时杨、常的卫队早都在喝酒，枪早被缴了。突然有三个人进入会议室，他们是黄显声、刘多荃、谭海，他们先开枪打倒了常荫槐、杨想开枪还击未遂,黄用手紧紧抱住杨宇霆,谭急上高桌，居高临下用枪打倒杨宇霆。枪声止息，少帅过来说:“找医生去，将尸体洗干净，全用白布缠好，各送其家，告嘱其太太和亲属将公家之物和枪械全部交出，并宣布杨、常二人之外，余皆无罪，不牵连别人。”就用大汽车将两具尸体送小河沿杨、常公馆，由杨、常两家买棺材葬无买事。张学良为父报仇之后，节制嗜好、整军经武，准备南下。

四、南下会蒋

张学良动身时，一百人的卫队和若干机要人员随行从沈阳出发到北京换乘专车。车从北京出发时各界人士齐集站台欢送，鼓乐喧天，气氛热烈。由北京直到浦口，沿铁路线的每一个电杆下面都有两名哨兵站岗，到浦口用船摆渡过江后，再上火车，直达南京。当张先生微笑着缓步下车时交响乐队奏乐。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首先同他握手。然后张先生由要员们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随后由长长的车队送往宾馆下榻休息，次日张先生带少数人员到总司令会客室会谈，直至中午十二点，蒋总司令和张学良先生乘汽车同到宾馆，共进午餐。会谈期间，天天如此。每逢星期天，张先生由蒋介石、宋美龄陪同，先后到中山先生陵园拜谒，到名胜之地游览。每次会谈前，先谈“总理遗嘱”，接着先后就国家军事问题，东北经济问题、文化建设问题及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议决东北易旗以青天白日旗取代了军阀割据时期的东北红黄兰白黑五色旗。并议决将北京改名北平，奉天改名为辽宁,据解释很久以来北方向来未平定过,辽东半岛没安宁过，易名为“辽宁”表达一种向往安宁的意愿。

张学良离开南京时，以宋美龄为首的南京政府政军要员到车站欢送，登车前，欢送人员给张先生佩戴了大红花,其他随行人员则佩上稍小一些的红花。南京政府赐给张学良卫队人员每人一套灰色薄统制服、一双宿黄色翻毛皮鞋。返回北平的时间，可能是在1930年12月26日。

内容来自《盘山文史资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