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佑之子写道：

从蒙古回国的坎坷经历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的炮声打破了父亲他们在苏联学习的平静生活。

由于苏联人民陷入了空前的劫难，特别班不得不结束学习。父亲等十几名中国同志由共产国际派出的苏军军官护送回国，于8月到达蒙古的乌兰巴托市。

1985年6月的一天，离休前曾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李世英老人，对采访人回忆起他和我父亲这一段时间相处的日子:

"1941年8月，我们十几个人，经过长途跋涉到了蒙古的乌兰巴托。这里中国人很多。我们在那里碰上了党中央派去的交通员郝、林二同志。11月下旬，我和天佑、卢冬生同志由他们二人带路回国，到大青山时，发现了敌人。那里有我们的游击队。因此，日本鬼子在那里活动。我们每人骑一匹马，带一匹马，虽然带有短枪，但是难以对付当面之敌。转了一天，无法通过，只好退回去了。

“回去后，仍住在苏联驻蒙古大使馆安排的地方。这时，因为人多，供应很困难。没办法，许多同志不得不找工作谋生，待机回国。当时，共产国际虽派有人员负责我们的生活，到了困难时候，他也不管了，只顾自己。

“我和天佑同志一心想早日回国。我俩商量后，下定决心，坚决走。当时想，即使在路上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也可以设法跑回延安去。天佑同志很忠诚，也很勇敢。他对苏联驻蒙古使馆和共产国际派去的人，对我们大家的生活不负责(态度)很不满意。因此，他临出发前，用中文给斯大林同志写信反映情况，提意见。信的大意是:我们都是来养病、学习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你们一些人竟把我们当流亡者对待。当时，我想，天高皇帝远，斯大林在莫斯科，战争年代，哪还顾得上管蒙古使馆的事。我劝他不一定写。但是，天佑同志还是坚持把信发出去了。”

我怀疑性格内向沉稳的父亲是否真会有写信给斯大林这件事。

从乌兰巴托到莫斯科“天高”不说，那个远处的“皇帝”可是外国的哟。而且苏联举国上下都在忙着对付德国军队的进攻和破坏。斯大林同志怎么会管你们这件小事情!我怀疑李士英伯伯这段记忆有误。不过，那个时候，共产国际指定的联络官生活上不管他们这些中国同志，使他们在异国他乡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生活困难。他们的抱怨甚至牢骚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们从百战沙场的中国红军高级指挥员，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骄子，一下子沦为类似“国际难民”。有组织，无保障，回国不成，待着不是，困在乌兰巴托，一个个还都必须首先为自己的生计着想，只有各自谋出路。我父亲先是养兔子，后来找到戏院卖票的活儿;一条腿的钟赤兵竟然被当作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在乌兰巴托坐了一年监狱，出来后到戏院卖票为生;杨至成后来讨饭返回莫斯科;刘亚楼和卢冬生俄文好，参加苏联红军了，刘亚楼还成了苏军少校。都是一个战壕、一个课堂出来的，几个人的命运可是天上地下!

李世英老人回忆说，他和父亲找了一位向导，每人备了三头骆驼，骑一头，拉两头，驮上羊皮和水，化装成蒙古皮货商人模样。出发这一天，正是农历的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天气热得不得了。他们翻沙丘，越土岭，又翻了几个山头，骆驼身上驮的六个铜器里装的水全部颠簸完了。好不容易发现一口废并，刚没命地喝个痛快，很快就拉肚子了。

幸亏李世英带有止泻药，吃了管些用。实在走不动了，就由向导带着来到了一个水井边，搭起帐篷休息。

第二天，他们走出了山口，找到了路。看到戈壁滩上长着骆驼爱吃的野蒜，他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

李世英说，他们出发后走到第13天，才碰到一个人，便问他国内买一双鞋子多少钱。因为当时他们是蒙古商人打扮，脚上穿的是靴子，进了国境需要换装。这个人告诉说一双布鞋要400元。这个回答使他们大吃一惊，他们身上只有200元。又坚持走了三天，到了内蒙古的定远营，找到一个旅馆，是共产党的一个交通站，有两个做情报工作的同志，他们是山西孝义县人。

1962年夏，父亲在广东湛江参加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一次在跟来看望他的军区机关同志回忆到这一段往事的时候说，他看旅馆老板走路一条腿一拐一拐的—父亲边说边学，他右腿前仲半步，弯着膝，拐着走了两步—就好奇地问老板腿是怎么坏的。老板小声告诉说，本来没有坏，是为了不被敌人怀疑他的掩护工作，学着拐腿走路学坏的，已经直不起来了。老板并且补充道:“八年了。”这个老板同志为了掩护工作，竟然把自己一条好腿活生生地走成一条残疾的拐腿来，而且这一拐就是八年!

20年后父亲讲起来，语气仍然充满着敬佩和同情。

父亲和李世英在定远住了几天，卖了骆驼、皮革，换成了汉族服装。卖皮革时出现了破绽。商人说从皮革的折叠方法看，他们两人是从外蒙过来的。还好，这个商人没有追究和报告，只是压低了些父亲他们俩卖皮革的价钱。

他们从定远营出发，走到甘肃的平凉。路上，国民党检查很严。住在旅馆里，听说要检查了，就跑到外边去，等检查完了再回去;有时回去听说还没有检查，就又出去躲一躲。过黄河时，马鸿逵的部队要他们买这里的护照，要不然不让过。他们没钱，只好转到另一个方向继续走。1943年10月14日，两人终于到了西安。白天，看到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外面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不敢过去，只好等到天黑才进去。办事处的同志不认识，询问得很仔细，又向延安发电报，一直等到延安回电报证实后，才安排他们两个人住下来。因为去延安的路被敌人切断，无法通行，他们在西安办事处住了大半年。

终于有一天，父亲和李世英两人等到一个机会，他们可以随另外一些同志同行回延安。1944年3月28日，他们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每一次期盼的目的得到实现，都是万般艰辛努力的结果。从1941年8月离开莫斯科，到回国抵达延安，父亲和李世英用了31个月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