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权不得人心的最严重后果是什么？

当战争来临时，愿意投降的人数远远高于决心抵抗的人数。

在380年前，清军只派出3万人南下，可仅仅过了半年，在破南京城门之前，清军人数已经暴增到了30万，形成了越打人越多的奇观。

当清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时，全天下终于真切地意识到大明要完。

但是偏偏有一个人除外，他试图拼尽自己的全力扶住大明这栋摇摇欲坠的大厦，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就是明末第一忠臣：史可法。

后来，清廷又追溯他为忠正公，做到了被敌我双方同时认可。

而他的事迹却并没有像另一位忠臣岳飞一样家喻户晓。

其实，论二人的悲壮色彩和至忠至义，在扬州殉节的史可法并不输在风波亭就义的岳飞。

那为什么很少有人将二者相提并论呢？

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岳飞是真的能打，史可法却是忠义有余，而能力不足，他不懂得**“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的道理。

所以即便他忠义无双，但仍然可以用“反动”这个词来评价他。

史可法就义的过程，即便在几千年波澜壮阔的华夏史书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1645年五月，史可法在他生前最后一封家书中写到：“北兵（指清军）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书至此，肝肠寸断矣。”

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史可法几乎坦然地准备着他的死亡。他甚至曾对自己的幕僚说：“可法受了先帝的恩德，不能报仇雪耻；受了今上皇帝的恩德，不能保护疆土；受了慈母的恩典，不能尽孝养之责。只可惜遭逢时机未到，志愿未达。用战死来报答国家，是官员职责。唯一遗憾是不能在地下与先帝相会。”来表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

但很可惜，史可法的死而后已没能保住扬州城。在清军围城7天之后，扬州城被破，30万清军涌入扬州。史可法被活捉后带到了清军首领多铎的面前。

根据《扬州十日记》作者王秀楚的描述：“豫王多铎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骑马而来。身穿精美之锁甲护胸，坐骑华饰，多人随从。”

虽然这本书并没有告诉我们当时的史可法是什么打扮，但是有一点是很容易想象的，此刻身材魁梧、衣着华丽的满清王侯，和面色阴沉、满身血迹的中原大臣之间的处境已是云泥之别。

与两人人处境上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清军首领多铎对史可法平和友好的态度。

他对史可法说：“之前我多次写信劝降你，但是先生不从，如今先生忠义既成，我仍愿委派重任，帮我收拾江南。”

但是史可法却回答：“我此来只求一死。”

多铎又问道：“你难道没看见洪承畴、祖大寿这些人吗？只要投降就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

史可法仍态度坚决，丝毫不动摇。

多铎只好作罢，命令手下搞车轮战，轮番劝降史可法。整整劝了三天，但他仍然拒绝投降，最终被下令斩于军前，以做效尤。而八旗军愤恨史可法的抵抗，甚至肢解分裂了史可法的尸体。

史可法生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愿一人当之，不累百姓。”

很遗憾，他并没能如愿。

随后扬州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扬州十日，整整八十万百姓在这场浩劫中遇难。

这个悲惨的故事，我在以前的文章里面聊过，今天就不展开了。

史可法人生最后这段经历，放在任何一段文明、任何一段历史中都是可歌可泣，令人动容的。

那前面为什么要说他既忠义又反动呢？

因为史可法保守主义倾向严重。他为人处事的特点是追求极致的稳定。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保守派，死脑筋。

当时，最需要的是解决问题，而史可法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是调和，而不是抗争。

这种行为就是反动，顾名思义就是反对变动，期望保持现状。

史可法的反动主要体现在对待马士英的问题上。

在永历南明皇帝时，最有实权的人物就是史可法和马士英。

马士英表面答应和史可法一起拥立桂王，但是背地里利用自己和四镇的关系，反手拥立福王，一人独占拥立之功，成了第一权臣，而南明朝廷从此最大程度分裂。

面对这种两面三刀的行为，史可法在“暂时隐忍伺机而动”和“撕破脸皮直接开干之间”，居然选择了接受现实，出走逃避问题。

他居然主动离开南京，去了江北，为的就是稳住局面避免斗争。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南京拱手让给了马士英，让他越来越肆无忌惮，为后来的一系列祸乱埋下祸根。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顺案”，南明弘光朝成立以后，大量北方旧臣逃难而来。当时正值用人之际，史可法建议这些人可以酌情使用，就算不任用也不要追究这些人是否归顺李自成的问题，以免造成恐慌，让这批人再去投清。

但是马士英可不管这些，大张旗鼓地搞出了“顺案”，严查谁有过投降大顺的行为，而严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索贿，只要银子给够，是也不是，没有银子的，不是也是。导致大批人被冤枉后投靠清廷，比如明末著名能臣周亮工。

这种所做所为，马士英作为南明朝最大的祸害，已经是人人皆知之的地步。但即便如此，史可法为了不破坏内部稳定，对马士英的态度依然是继续支持。

在“南太子案”中，马士英和钱谦益等东林人斗得针锋相对，如火如荼，眼看马士英处于劣势就要被拉下马时，史可法竟然主动站出来帮他作证解围。弘光朝从此彻底失去了除掉马士英这颗毒瘤的机会。、

最终马士英激起了南明最大军阀左良玉的兵变，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左良玉率数十万兵力，由武昌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

最后，左良玉却为黄得功所败，及后左良玉呕血身亡，全军降清。

如此内外交困的南明弘光朝，自然被清军一碰就碎，毫无还手之力。

史可法作为最有资格牵制压制、甚至除掉马士英的重臣，为了追求虚无缥缈的内部团结，一步步后退、放任、纵容，最终让局面无法挽回。

除了马士英，还有在抗清战略上，史可法对高杰、黄得功这些军阀之间，像金龙鱼附体一样，都是调和，调和再调和。

有人说，你不能脱离时代看问题，可问题是，我们学历史不就是为了脱离时代看问题吗？好总结出经验教训，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如果凡事都带入到古人视角，那学习历史还有什么意义？那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还不如和尚念经。

镶外必先安内，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能有所顾虑和留恋，正面对抗，完全清理是唯一解。让所有人都满意，带来的后果一定是矛盾越来越大，最终所有人都不满意，造成局面完全崩溃。

现代的例子就是苏联，在1968年，美国的新生力量就毫不留情地对二战以来保守封闭的军工层进行了大清洗，而苏联还在对内部的僵化的军工集团搞调和主义那一套。所以，结果是70年代美国经济再次腾飞，而苏联只能解体。

通过从史可法身上看到的反面教训，我们知道了，遇到外部危机，必须先彻底解决内部问题，否则可能内外交困。

今天就聊这么多，喜欢就一键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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