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人总说＂狡兔三窟＂，可1952年的这一天，侯镜如听闻一件往事后，却冷汗直流。原来在1948年，他筹划带领第92军起义时的一举一动，都落在了傅作义的眼中。作为国民党的重要将领，傅作义不仅对此事只字未提，还在关键时刻为他打掩护。若非多年后傅作义亲口相告，侯镜如都不知道自己曾在悬崖边走过一遭。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段隐秘往事？傅作义为何要冒着巨大风险保护这个＂叛徒＂？一切还要从1902年说起......
一、从黄埔走出的革命者
1902年，河南永城县城内，侯家大宅迎来了这个家族的新成员。作为永城县首富之一的侯家，对这个男丁的教育格外重视。与当时大多数富商子弟只读四书五经不同，侯镜如从小就接受了新式教育。
1920年，年仅18岁的侯镜如考入开封高等师范学校。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新思潮和革命理念。当时的开封，是豫东地区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各种进步思想在此交汇。通过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侯镜如对军事救国产生了浓厚兴趣。
1924年春，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的消息传到河南，这个消息让侯镜如心潮澎湃。他立即放弃了即将毕业的学业，只身南下广州。经过严格的考试，侯镜如成功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在军校期间，侯镜如表现出色。他不仅在军事训练中名列前茅，还在政治理论学习中展现出敏锐的思维。这段时期，蒋介石、周恩来等人都在军校任职。周恩来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其革命思想和人格魅力给侯镜如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4年冬，黄埔军校举行第一期毕业典礼。侯镜如以优异成绩毕业，被任命为革命军第一军一团三营九连排长。这是他军旅生涯的起点，也为他日后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25年初，侯镜如随军参加东征。在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他指挥有方，多次立功。一次战斗中，他带领一个排的兵力，巧妙地包抄敌军后方，成功切断了敌军退路，为主力部队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就在这一年冬天，经过周恩来和郭俊的引荐，侯镜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从此，他开始了双重身份的革命生涯。白天，他是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夜晚，他则参加地下党的秘密活动。
1926年，在上海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之际，组织派他前往上海。在这座工人运动策源地，侯镜如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者。他以军官身份为掩护，在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为后来的上海工人起义积累了重要力量。
这段时期的经历，为侯镜如此后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他的军事才能、组织能力和革命意志都在实践中得到了磨练。然而，这只是他传奇人生的开始，更大的挑战和考验还在前方等待着他。
二、与组织失联的漫长岁月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作为起义军的一员，侯镜如率领部队与贺龙等人一同奋战。在激烈的巷战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腿。同一战役中，陈赓也身负重伤。两人在战友的掩护下，辗转逃往香港就医。
这次负伤成为侯镜如与组织失联的转折点。在香港养伤期间，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当他伤愈返回大陆时，已经找不到任何组织联系人。1928年初，侯镜如多次在《申报》等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试图与组织取得联系，但始终未果。
无奈之下，侯镜如只得回到河南永城老家。这一待就是三年。1931年春，曾在黄埔共事的老友刘峙找到了他。当时的刘峙已是河南省政府要员，他向侯镜如抛出了橄榄枝：担任郑州军事顾问。
就在侯镜如重返军界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他主动请缨，参与组建抗日义勇军。在豫北战场，侯镜如率部与日军展开了多次遭遇战。其中最惊险的一仗发生在1932年冬天，他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在林县与日军精锐部队激战三天，最终凭借地形优势，成功阻击了日军的南下企图。
1935年，侯镜如被调任第六十军参谋长。这支部队驻扎在河南北部，担负着防御日军南下的重任。在任职期间，他大力推行军事训练改革，特别注重提高部队的实战能力。他根据与日军作战的经验，编写了《游击战术手册》，在军中广为流传。
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侯镜如已经晋升为第九十二军副军长。在平型关战役中，他指挥部队担任侧翼掩护，为主力部队创造了有利战机。随后的几年里，第九十二军转战华北各地，与日军进行了数百次大小战斗。
1942年，侯镜如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在一次反击日军＂扫荡＂行动中，他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调动日军主力向东，而后突然率主力从西面突袭，一举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这次战斗，让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声名鹊起。
这十五年间，虽然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侯镜如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机会。他在军中暗中保护进步人士，多次为地下党员打掩护。每到一地，他都会留意是否能找到组织的线索。直到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北平警备司令，才终于等来了与组织重聚的机会。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侯镜如以军人的身份继续着他的抗日征程。表面上，他是一名战功赫赫的国民党将领；实际上，他一直在等待着重返革命队伍的那一天。这种双重身份的考验，让他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格外谨慎。
三、暗流涌动的北平岁月
1946年初，侯镜如接到调令，前往北平担任警备司令。这座古城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地下党组织在这里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关系网，而侯镜如的到来，为革命力量增添了一个重要棋子。
这年春天，一个看似普通的下午，侯镜如以视察为由来到西城区的一处四合院。在这里，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周恩来。这次秘密会面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周恩来向他详细介绍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并为他安排了新的联络方式。
为了掩护地下工作，侯镜如白天仍然履行着警备司令的职责。他每周都要出席国民党的军事会议，与其他将领讨论北平的防务部署。在这些会议上，他总是设法获取重要情报，再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组织。
1947年夏天，一个意外的发现让北平的地下工作险些暴露。国民党特务发现了一处地下党的联络点。关键时刻，侯镜如立即调动警备部队，以＂临检＂为名，提前一步进入现场，将重要文件转移。这次行动，使得数十名地下党员避免了被捕的命运。
在这期间，侯镜如的外甥李介人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联络人。李介人表面上是警备司令部的一名普通文书，实际上担任着地下党与侯镜如之间的联络工作。他们采用了一套独特的暗号系统：每天的工作汇报中都会包含特定的字句，这些字句经过事先约定，包含着不同的信息。
傅作义作为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与侯镜如有着频繁的工作往来。1947年底的一天，傅作义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一些可疑迹象。但他并没有声张，反而在某些场合有意为侯镜如打掩护。这种微妙的默契一直持续到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初，形势愈发紧张。组织交给侯镜如一项新任务：为解放军进入北平做准备。他开始有计划地调整警备部队的部署，将可靠的人员安排在关键岗位。同时，他还在城内设立了多处秘密联络点，为即将到来的和平解放积累力量。
在这段时期，侯镜如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一方面要应付国民党高层的各种试探，另一方面还要保护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工作。他将警备部队的巡逻路线做了细致安排，有意避开地下党活动频繁的区域。同时，他还在部队中秘密发展进步力量，为将来的起义做准备。
到了1948年下半年，北平的局势已经到了决定性时刻。傅作义虽然察觉到了侯镜如的异常举动，但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背后，既有傅作义对时局的清醒认识，也有他对和平解放北平的深思熟虑。在这座古都的最后时刻，两位将领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这座城市的和平解放铺路。
四、惊险的起义时刻
1948年12月15日，华北野战军向北平外围发起总攻。这一天，侯镜如召集了警备司令部的核心成员开会。会议表面上是讨论加强城防，实则是为起义做最后部署。在会议结束后，他通过联络员向地下党通报了警备部队的具体起义计划。
12月23日凌晨，一辆不起眼的军用吉普车从西直门驶出。车上坐着的正是侯镜如和他的几名亲信。这次出城的名义是检查外围防御工事，实际上是与解放军代表秘密会面。在城外一处废弃的砖窑里，侯镜如详细交代了北平城内的兵力部署和防御设施分布。
这次会面险些暴露。当他们返回时，一支国民党特务队正在西直门进行例行检查。所幸侯镜如早有准备，提前安排了自己的部下在城门值勤。借着检查证件的机会，警卫官故意制造混乱，让侯镜如的车辆趁机通过检查站。
12月25日，傅作义下令加强城防，要求各部队主官必须24小时坚守岗位。这个命令让起义计划面临重大考验。侯镜如立即调整策略，将起义时间提前，并在城内多处设立了应急联络点。他命令心腹将校轮流值班，表面上是执行傅作义的命令，实则是为随时可能发生的起义做准备。
12月28日晚上，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为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侯镜如以防范解放军趁雪夜突袭为由，调整了警备部队的部署。他将可靠的部队调到了城墙关键位置，同时把立场不明的部队调往次要地段。
1949年1月1日，形势骤然紧张。傅作义派亲信前来警备司令部＂慰问＂，实则是试探侯镜如的动向。这位亲信在司令部逗留了整整一天，事无巨细地过问各项工作。侯镜如沉着应对，继续布置防务工作，丝毫不露破绽。
1月10日，起义的关键时刻终于到来。当天下午，侯镜如以例行检查为名，巡视了北平城的主要防御工事。在巡视过程中，他秘密将起义信号发送给各部队。当天晚上，他召集警备部队的主要将领开会，表面上是布置防务，实则是通报起义计划。
1月15日拂晓，随着一声令下，警备部队官兵纷纷摘下帽徽，换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红布条。侯镜如率领起义部队，迅速控制了城内重要据点。他们首先占领了电台、电话局等通讯设施，切断了国民党军队的联络渠道。随后，起义部队分批接管了粮库、军火库等重要设施。
这次行动异常顺利，整个过程仅用了短短几个小时。当天上午，侯镜如就控制了北平城内的大部分地区。起义部队不仅没有发生一起武装冲突，还成功地说服了几支动摇的部队加入起义行列。这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开国将军的新征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侯镜如的警备部队被整编为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作为起义将领，他被任命为副司令员。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个月里，他带领部队进行整训，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体系改造成人民军队的指挥体系。
这场改造并非一帆风顺。原警备部队中有相当一部分军官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对新的军事制度不够了解。侯镜如采取了＂老带新＂的方式，让有革命经验的干部与这些军官结对子，手把手地进行培训。他还在部队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军事理论学习，重点讲授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任务。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侯镜如率领部队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阅兵仪式。这是他时隔22年后再次以红军战士的身份列队。阅兵结束后，他立即投入到部队建设工作中。
1950年春，朝鲜战争爆发。侯镜如被任命为志愿军后勤部副部长。他根据自己在国民党军队担任参谋长的经验，对志愿军的后勤体系进行了重要改革。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分散储存、集中调度＂的物资供应方案，有效解决了战时物资调配难题。
1951年7月，侯镜如在后方基地建立了战时物资调度中心。这个中心采用了网格化管理模式，将前线部队的需求与后方资源进行精确匹配。在他的主持下，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即便在最激烈的战斗中，前线部队的弹药和粮食供应也始终保持充足。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侯镜如被调任军委后勤部副部长。他着手整理战时经验，编写了《战时后勤保障手册》，这本手册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同年，他还参与制定了《军队后勤工作条例》，为部队建设规范化奠定基础。
1955年，侯镜如被授予中将军衔。在授衔仪式上，他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战友陈赓。两人聊起南昌起义时的往事，感慨万千。这一年，他还参与组建了军事后勤学院，担任首任院长，为培养新一代后勤干部做出贡献。
1956年，侯镜如开始整理早年的战斗经历。他将自己在国民党军队期间秘密支援革命的经历编写成教材，用于培训军校学员。这些真实的案例，为军事情报和地下工作培训提供了宝贵素材。
1957年底，已届古稀之年的侯镜如仍然坚持工作。他每周都要到军事后勤学院讲课，将自己几十年的军事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即便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完成了《现代战争后勤保障体系》的编写工作。这本著作系统总结了他对军事后勤工作的研究成果，成为军事院校的重要教材。
1960年，侯镜如最后一次参加国庆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注视着新一代革命军人列队经过，见证着人民军队的成长。这位经历了漫长革命岁月的将军，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从旧军人到新中国开国将领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