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晚，厦门，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当主持人宣布河北作家徐光耀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电影）时，全场观众起立致敬。一时掌声雷动，台上台下，太多人泪盈于眶。“小兵张嘎之父”徐光耀，这位99岁高龄的老人，经历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变迁，走过战火硝烟，又见证了国家的繁荣发展，把自己的家国情怀和对家乡冀中大地的热爱写进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中。如今他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终身成就奖，可谓实至名归

次日下午，河北日报记者带着家乡读者的祝福拜望了徐老。

11月17日，徐光耀在接受河北日报记者采访。河北日报记者史晟全摄

“快来快来，好久不见了。”一进房间门，就看见徐老笑容满面地坐在沙发上冲我们招着手，对襟盘扣的红色中式上衣，衬得老爷子格外神采奕奕。

徐老从刚刚替他领奖归来的儿子徐丹手里接过奖杯，使劲地举起来，轻摇了两下，开心得像个孩子。“太沉了，我都快要拿不动了。”在场的人都笑起来，都明白他说的这个“沉”可不只是这个奖杯的实际重量，更是人民给徐老的沉甸甸的肯定和信任。

11月17日，手捧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电影）奖杯，徐光耀十分开心。河北日报记者史晟全摄

分明地，老人眼中的笑意里有一层泪花浮上来。“我特别感动。因为他们评价我是个身经百战的人民战士，是从硝烟里头走过来的文学作家，我觉得给我终身成就奖，不光是看到了我在电影上的一些工作成绩，更多的是看到了我的历史。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人民没忘记我，给我这么高的一个奖项，让我很感动。”

隔着这层薄薄的泪光，徐老的眼睛越发炯炯有神。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我们似看到冀中平原上一个稚嫩的小战士，栉风沐雨，从时光隧道中奔跑而来。

徐光耀出生在河北雄县段岗村，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刚穿上军装时，“大得能装下我这样两个人”。因为只上到小学四年级，文化水平实在有限，家信都不会写，想跟家里说点什么只能请文书代笔。但是文书写出来的家信开头就是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接着就是“儿参军以来，身体健康，平安无事。”千篇一律的“格式化”写法让这个初次离家的少年憋屈得不行，“话在肚子里啥都倒不出来，想告诉家里自己来了部队壮了、胖了也说不明白”，一着急，干脆自己照猫画虎学着写，慢慢地不用求人了，徐光耀挺高兴。

如今，很多人都知道徐老有写日记的习惯，却不知道这个习惯能一直倒追到80多年前。“我最早写日记应该是在1941年。过年的时候，老百姓慰问八路军，送来一些小本子，我就要了一本。那会儿纸都很难找，那么漂亮的小本子，我非常珍惜，想着在上面写点什么呢，记日记吧。”

徐光耀一开始是背着别人写日记的，因为怕人家笑话。后来索性公开了，记得都是些日常非常琐碎的事。有一次，旅长王长江到徐光耀工作的锄奸科，看见他的日记本在桌子上，翻开看了看说：“小徐，你怎么把花了一毛钱买花生也记到日记上啊？”徐光耀说：“一个月发我一块钱，我花十分之一买花生，这就是个大事。”后来经常行军打仗，背不动那么多东西，徐光耀把日记本藏在房东家里，结果再没机会回去找，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可惜。

除了日记，徐光耀还写连队的工作总结、写宿营报告之类的。越写越熟练，慢慢地试着写一些战地通讯等给报纸投稿，居然很多都能发表了。有一篇文章叫《李混子和他的爆炸组》，在《冀中导报》分两期刊登，有三四千字，反响不小。

也正是因为常常在报纸上写文章，徐光耀的名字在军分区有了点小名气，这也为他能到联大学习提供了底气。所以当1947年初，他拿着一本贴满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作品的剪贴簿，找到联大文学系想看看有没有学习机会的时候，很快就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1947年初，徐光耀成了联大文学系的插班生，这对他来说有着很大的意义。作为一个全靠自己琢磨的土作家，到联大后，终于有机会从文学的基础要素、文学的基本理论学起，这些基础知识，给他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徐光耀尤其喜欢萧殷讲的“创作方法论”，上他的课听得特别仔细，“他还经常会在我的笔记本上指点几句，这对我日后写作帮助很大”。1947年2月27日，解放区《冀中导报》副刊发表了徐光耀以笔名“越风”写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周玉章》。这篇文章是他被分配到连队深入生活，正巧连队打了一仗之后，战士周玉章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徐光耀就打算给连队的墙报写篇小文章，写完之后觉得太长了，在墙报上发表不合适，就带回联大整理后寄给了《冀中导报》。没想到发表后反响特别好，他从此正式走上创作之路。

经过8个月的学习，徐光耀在写作上有了质的变化。从土八路变成了一个“半作家”。也正是这个修炼，为徐光耀在两年后创作长篇小说《平原烈火》打下了文学素养功底。

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先后经历了上百场战斗，这一切让徐光耀成长为一名坚强的人民战士。直到现在，一次次的浴血奋战，一次次战场上的坚守与牺牲，一张张并肩战斗的战友的脸庞，还会时常浮现在徐光耀的眼前。也正是这血与火的亲身经历，让战争题材成为徐光耀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我大部分文章，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剧本都是写战争题材。我一生最大的情结就是抗日战争。”8年抗战，给徐光耀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敌人太凶残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敌人的疯狂扫荡，冀中军区部队奋起抵抗。他们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无数将士为国捐躯。

在战争最残酷的那几年，徐光耀在县大队工作，那是最基层的八路军武装，所以《平原烈火》一开头就写环境的残酷、鬼子扫荡的凶狠毒辣，而那些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我方与敌人的火力相差悬殊，只能靠两条腿跟敌人的汽车、坦克周旋。

《平原烈火）封面。

《平原烈火》主人公周铁汉的原型叫侯松坡。徐光耀清楚地记得，侯松坡被敌人逮住，越狱出来，他两个膀子被敌人打残了，回到部队后行军的时候不能背枪，他夹着枪跟着部队打仗，最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创作的日子，徐光耀至今想来历历在目。那时，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将先烈王先臣司令员的遗像挂在墙上，使之正对书桌，一抬头便见司令员的微笑。创作的过程，徐光耀好像重回战场，跟众多战友们一起，重新再经历一次，他流着泪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龄就离开的战友们的故事，心里满是痛惜。

1950年，小说在《人民文学》甫一发表，立即引起广泛关注。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早期描写共产党艰苦抗战的长篇小说，为之后革命战争题材创作铺下坚实基石。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这部《平原烈火》。

“我的很多战友、同志都牺牲了，提起他们，我很难过。是先烈们用生命架桥铺路，让我活了下来，我分享了他们的荣光。”说到这些，徐老的声音里有了几分哽咽。

在徐老床侧对面墙上贴着一张版画《烽火岁月——小兵张嘎和玉英在白洋淀上》，苇丛中，两个少年坐在船头，笑得一脸灿烂。

电影《小兵张嘎》剧照。

“白洋淀风光好，英雄多，到处都有嘎子哥。”徐老只要说起嘎子，就如同说起自己的孩子，滔滔不绝，喜爱之情藏都藏不住。从嘎子形象塑造出来到现在，转眼已经60多年，“小兵张嘎之父”已是世纪老人，嘎子却还是几代人心目中那个嘎气十足的少年。在新鲜IP层出不穷的当下，这个嘎小子为何能依然保持着历久弥新的魅力呢？徐老说，老师丁玲曾经嘱咐过自己“要狠狠地写人物”。要想在文学作品上写出人物的典型来，这个人物一定是一类人或者一群人的代表，这个形象一定是活的，并且一定有着很多很多的故事。

谁能想到，嘎子这个鲜活有趣的形象却诞生在徐光耀人生最低谷的时候。1957年，徐光耀回家闭门思过。“我在家待着就看书，想把愤懑的情绪压下去。我看了很多书，想总结一下有什么收获，但脑子却一片空白。有一天我正在门后站着胡思乱想，一岁的女儿从对面的屋子蹒跚着走来，想让我跟她玩儿。我那时候就想：我自己的事情还弄不清呢，你又来给我添麻烦。我就朝她大吼一声，把孩子吓跑了。”

徐光耀也被自己的举动吓到了，反复思考后，决定靠写作“集中精力、转移方向”。写什么好呢？想来想去，他突然想起《平原烈火》里有个小鬼“瞪眼虎”，出场时挺活跃，可后来被主角挤到一边去了，没啥事可干，最后只能蔫儿不唧地结束，一位老战友还跟他抱怨过：挺可爱一个孩子，怎么给写丢了呢？徐光耀瞬时灵光一闪，现在就把他抓回来吧，能逗自己笑的就是他。

小说《小兵张嘎》封面。

徐光耀总爱说自己的性格是刻板的、机械的，所以格外喜欢调皮捣蛋的孩子。参军以后，他发现平时调皮捣蛋、嘎里嘎气这些人，在战场上也是英勇无畏的。尤其是每当遇见了艰难、危险的情况，他们总能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一点让他羡慕不已。

决定找回“瞪眼虎”后，徐光耀把平生所见所闻、所知所得的“嘎人嘎事”开始在脑子里广撒大网，尽力搜寻，桌上放张纸，想起一点记一点，想起一条记一条，很快地，那些大嘎子、小嘎子、老嘎子、男嘎子、女嘎子，全都蹦蹦跳跳，奔涌而至。

至于嘎子的原型是谁，徐老说太多的人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这些大嘎子小嘎子的嘎人嘎事让这个人物活起来了。尽管如此，说话间，他突然想起一个让自己印象深刻的嘎孩子。“大概是1944年，我在宁晋县大队当特派员，邻县赵县县大队有两个特别调皮的小侦察员，都在十四五岁之间。其中一个外号就叫‘瞪眼虎’，他倒挎马枪，斜翘帽檐，浑身嘎气，我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忘记。”徐老开心地比划着，一个经典形象让他记了几十年，这个“瞪眼虎”可以算是小兵张嘎的萌芽吧。

回想创作历程，徐老说起自己非常喜欢的两个字——凿真。他觉得做事情要严肃认真，就是从石头里面刨、凿，凿真理。而自己这一生就是占了这个便宜。喜欢文学的他，常常在文学上“凿真”，读一些文艺作品读得很着迷。正因为着迷，就能够比较快、比较多地吸收一些东西。

对于文学创作，徐老确实秉持着一股较真的劲，“我不敢说自己写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是我在创作中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创作电影、小说、戏剧等，都要力争出精品。写一般的东西，人们也会看的，但是看过就忘了。只有写出精品来，写出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东西，才能让人记住”。

在徐光耀看来，要想出精品，从主观上，自己要非常非常努力，不是拿出一般的劲头来，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而在客观上，必须要投入到生活中去，有了生活基础你才能够真正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来。

从《平原烈火》到《小兵张嘎》，从《四百生灵》《望日莲》到《昨夜西风凋碧树》《向死而生》，无论何种题材，无论何时何地，徐光耀的作品里没有任何炫技的文字和写法，甚至因为质朴而带有那么一些土气，但是就让人读来劲道生动，三言两语间，画面人物就能活灵活现地站在读者面前。房东女儿的眼睛、各地战友的方言土语、老妹子一生气就上房的举动……单是《昨夜西风凋碧树》里让人难忘的例子就不胜枚举。

“感觉您不是在刻意描写场景，而是您就在火热的生活中体验着、沉浸着、记录着。”对记者这个说法，徐老连连点头。他想起1952年丁玲在给他的回信中说：“我劝你忘记你是一个作家……你专心去生活吧。当你在冀中的时候，你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写小说，但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的人物全出来了。那就是因为在那一段生活中你对生活是老实的，你与生活是一致的，你是在生活里边，在斗争里边，你不是观察生活，你不是旁观者……”在徐老看来，写作的时候应该老老实实地忠于生活，应该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写。“我有自己的好几个语汇本子，跟老百姓、跟战士、跟朋友谈话的时候，有一些很精彩的语言，比如成语、歇后语、方言，我就把它记下来，记了好几个本子。”

徐老依然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他让徐丹拿出了自己最新的一本日记给我们看。字迹清秀工整、笔划清晰有力，很难相信这是一位百岁老人写下的。徐老说，年纪大了，住在医院里，日子回归平淡，精力也不似从前，所以变成了写周记、月记。“你看这写的是，前几天有老友来探望我，很是开心。”而这一次，徐老也会把获奖这件事认认真真写下一笔。

徐光耀深爱着生活，也深爱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白洋淀，青纱帐，钻天杨。冀中平原是徐光耀生长和战斗过的地方，他深爱这方热土。徐光耀说忘了什么也忘记不了冀中，也不敢忘记，提起冀中就有种深深的骄傲感和自豪感。

“我能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对我是一种很大的荣光，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小兵张嘎》的背景冀中跟我非常密切，是真正的一种家乡的感情。因为冀中的人民冀中的土地，给了我们八路军解放军很大的支持、很大的爱护。我永远感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我能为这片土地的人民写一点反映他们生活和战斗的故事，我自己也感觉到是一种荣幸。”徐老在获奖感言中如是说。

徐老说自己就是雄安人，看到日新月异发展中的雄安新区，感到十分激动，现在故乡的人民很幸福，他们有着更光明的前途。

每次提起嘎子，徐老都会说，我特别喜欢他的性格，羡慕他的性格，但是我自己的性格刻板、机械，我不满意。可是，他在文学作品、电影台词和日记里，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幽默、有趣，甚至是几分孩子气的促狭，总会让人隐约间看到嘎子的影子。捧着沉甸甸的奖杯，听大家说着“实至名归”，徐老一个劲地摆手，“不敢当不敢当”，他说自己只是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秉持着一腔热血，努力前行着。

深入生活，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作家徐光耀接受记者采访时，寄语年轻作家必须要投入到生活中去，才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

文艺创作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需要坚实的生活积累。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言：“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在不同历史时期，那些产生广泛影响、深受大众喜爱的作品，往往是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成果。

99岁高龄的徐光耀曾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那些浸染着血与火的故事，从他笔下汩汩流出，打动了无数心灵。他说自己平常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日记本，记录日常琐事，另一种便是采访本，记录亲历亲闻的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等。其短篇处女作《周玉章》、长篇处女作《平原烈火》以及家喻户晓的《小兵张嘎》，都来源于生活中的观察和积累。

和徐光耀一样，许多默默耕耘的文艺工作者也有自己的创作“根据地”。他们扎根于此，辛勤地挥洒汗水，也收获甜蜜的果实。“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作家柳青在陕西皇甫村蹲点14年，和关中农民一样剃光头，戴草帽，穿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叼着旱烟锅开会聊天……正是基于对关中农民生活的深入了解，他才能塑造出梁生宝那样栩栩如生的人物，打磨出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创业史》。

“深入生活对我而言是必要的功课，我需要活泼泼、鲜灵灵的东西打动我。”作家乔叶为创作长篇小说《宝水》，开启了“跑村”和“泡村”模式。为了接近想要的写作状态，她的足迹遍及江西、贵州、浙江、甘肃等地农村，从无数细节中触摸乡村兴衰嬗变的历史。为了真正深入乡村肌理，她又将目光投向自己的故乡——河南焦作农村，沉潜其中，吃农家饭，听农家事，最终以文学长卷生动呈现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乡村的深刻变化，并凭借该作品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深入生活就要站稳人民立场，用心去感受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努力搭建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作家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提着装满资料的大箱子奔波在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为了反映煤矿工人的日常生活，他还多次深入矿区，与矿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下井作业时，路遥婉拒了矿上特意为他提供的新工装，而是从工友那里找来旧工装穿上。他说：“煤矿工人艰苦而光荣，来煤矿下井，已不是一般的生活体验，而是深刻的生命体验，非得入骨入肉不可。”正是这种“入骨入肉”的决心，让他和人民群众血脉相连。

深入生活，做人民的学生，是文艺工作者增强想象力的重要途径。优秀的文艺作品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力，而生活的沃野、群众的实践，正是这种想象力的源泉。古往今来，众多优秀作品中的精彩情节，并不是文艺家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来源于生活中各种事件的组合发展。作家张炜将行走和游历看得很重要。他说，在现实生活中沉浸下去，是获得和保持想象力的唯一途径。所以，他不断地走向山川大地，做脚踏实地的写作者，这才有了《古船》《你在高原》等精品力作。

生活不老，大地有情。在漫长的岁月里，人民群众创造的火热生活、丰富实践，为文艺创作提供了鲜活素材和广阔舞台。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在生活的沃土上奋力开掘，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能触摸到时代发展的脉动，讲好恢宏大气的中国故事，创作出属于新时代的精品力作。（张晓华）

来源：河北日报（记者韩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