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汉武帝时期是汉朝武德非常充沛的一个时期。
汉武帝作为一个励精图治 渴望建立不朽功绩的皇帝，一直想着要动用军事手段，驱逐匈奴，开拓西域等。
自古以来，打仗就是在打钱。对于一个庞大帝国来说，每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对外军事战争，都会极大消耗金钱和各种物资。这需要要求朝廷拥有良好的财政情况，方才得以支撑下去。
而对于当时的汉王朝来说，光靠农业税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汉武帝便想着通过盐铁专卖来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就在这时他的一个叫作桑弘羊的大臣，立马向其提出了三个著名的问题，被后世不少人称作是无解之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擅长心计的桑弘羊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要财政大臣，其是洛阳当地的一个商人家庭里。可能是家庭遗传基因的缘故，桑弘羊从小就拥有强大的心算能力。
在十三岁的时候，他便以“心计”能力强大，得以入侍宫中，历任侍中、大农丞、治粟都尉、大司农等职。
纵观桑弘羊的仕途经历，其在财政方面替西汉王朝提出了多项重要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措施，如盐铁专营、均输平准等，这些政策为西汉王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统治。
他通过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等一系列政策，有效地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西汉王朝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不满。特别是他推行的盐铁专营政策，虽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也给百姓带来了一定的负担。此外，桑弘羊在推行政策时也采取了一些强硬手段，使得一些地方官员和商人对他产生了反感。
在汉武帝还在的时候，有皇帝老儿的撑腰，所以桑弘羊还算推行得比较顺利。
但随着汉武帝的驾崩，而新皇帝又十分年幼。朝政大权被直接落在了以霍光为首的几个辅政大臣的手中，向来深得汉武帝信赖的桑弘羊也在其中。
这几个辅政大臣并不心齐，各有各的想法，彼此之间的矛盾很大。
当时，汉武帝经过一番长时间的南征北战之后，虽然在军事上频频取得胜利，但老百姓也被弄得怨声载道。
赋税负担急剧上升，生活陷入困境。物价上涨、粮食短缺等问题频发，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面对这么一种情况，霍光力主要改革汉武帝时期所留下来的旧政，抚恤民生。而桑弘羊却支持继续深化武帝恩威并重、武功四夷的大业。
霍光身为大司马、霍去病的弟弟、昭帝皇后的外祖父，以外戚的身份统领内朝，是辅政集团的中心。
而桑弘羊无论资历还是功劳，都比霍光有威信，尤其是他主持了盐铁、均输平准等财政政策后立下大功，在朝堂中的人脉根基深厚，自然不服霍光。
所以，双方谁也不服谁，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权力争夺。
很快，双方的矛盾在一场盐铁会议上，激化到了极致。
二、桑弘羊之问如何解？桑弘羊此前，所推行的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被批评为“与民争利”，并且受到了很多儒家集团的全盘否定，甚至视其为百姓疾苦的根源。这些儒家集团主张重农抑商，抑制末业。
面对儒家集团的咄咄逼人，桑弘羊也不甘示弱，坚持认为自己做这些政策是对抗匈奴、维护稳定的经费来源，是济世救民的良方。并在这一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
桑弘羊一共提出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都非常简单，那就是如果不进行盐铁专卖的话，那么国家日常运转的钱，从哪里来？
如果没有财政没钱，一旦遇到战争和灾荒这样的紧急事情时，又应该怎么办才好？
如果国家不在财政方面，形成对于地方的绝对压制的话。那么如果这些地方出现割据了，又应该怎么办才好？
这就是著名的桑弘羊三问，面对这三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那些之前夸夸其谈的儒家学者们，一下子就哑火了，不知如何反驳好。
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从仁义道德等方面，进行避重就轻式的谴责，不敢正面去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桑弘羊这三问并不负责，其他都是围绕一个核心矛盾点来进行的，那就是究竟是要国家富强，还是要民生安乐？
用现在的话语的话来讲，那就是究竟是要大国崛起，还是要小民尊严？
针对这个问题，古今中外无数的能人，已经对此反复讨论了无数遍了。但依旧没有一个十分精准的，且令人信服的答案出来。
也正因为如此，桑弘羊之问素来被冠以了无解的名号。
事实上，桑弘羊的这三个问题之所以无解，主要在于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
应该更加倾向于大国崛起，还是更加倾向于小民尊严，这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
不能够过于教条主义地倾向于某一方，而是要学会根据不同的现实情况，来因时制宜比较好。
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国家处在某一种重大的危难的时候，就需要更加倾向于大国崛起这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将财富集中到国家和政府的手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劲往一处使。
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日本入侵这么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危难。这时候就需要，国家和政府将财富集中在手中，用于抵抗和驱逐日本侵略者。
再比如：在建国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和万分紧急的国际局势。
新中国要想在国际上站足脚跟，就必须集中力量，将有限的财富集中在一起，用于搞重工业和国防建设，以及其他的重要领域。需要尽快将两弹一星这样的护国神器给搞出来，避免国家再度被帝国主义入侵。
反之，当国家没有面临某种特别紧急的危难，整个社会相对稳定和谐的时候，往往会更加需要倾向于小民尊严这一方面。
国家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去让富于民，让底下的老百姓在一个合理的规则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各显其能。
政府机构什么都不用干，只需要好好充当良性社会秩序的守护者就行了。
一旦有一些不怀好意的老百姓尝试通过非法的手段来进行竞争的话，就动用国家强制力，来让其就此付出代价。
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哈耶克的无形之手，自然会让老百姓在良性竞争中，变得越来越富，越来越强。民生会逐渐兴旺起来，国家也会因此而受益颇丰。
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发展起来的。
那时候，冷战进入尾声，国内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也已经把两弹一星给搞了出来，暂时没有外敌入侵之忧，只不过民生和经济比较差。
故而，就需要国家让富于民，改革国有企业，让私有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同时，推出各种措施，来维护整个市场的良性竞争，减少市场壁垒。
就这样经过几十年的时候，整个社会蛋糕被越做越大，迅速使得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在这一过程中，或许存在着分配的问题，但总体每一个人都从中获得了或大或小的利益。故而整个社会比较稳定和谐，欣欣向荣。
所以，对于国家治理来说，究竟要充当社会和市场秩序的守护者，让富于民；还是要通过国家强制力，集中财富和力量来干大事？
这个问题向来没有标准答案，身为国家的管理者应该灵活变通，通过自己对于局势的判断，宽猛相济，不过分一味地倾向于某一方。
让我们回到汉朝的例子中来，在汉初的时候，整个国家经历了秦末大混战之后，百废待兴，即便是汉高祖刘邦也连六匹毛色一样的马儿都凑不出来。
外面的匈奴虽然时不时侵略边境，但顶多只是抢劫一番，不会长驱直入的。所以，其算不上是十分紧急的危难。
对于当时的汉朝来说，第一要务就是赶紧发展经济，发展民生。所以，便有了文景之治的无为而治，让富于民，整个国家采取极低的赋税来减少农民负担，统治者层面也各种勤俭节约。
就这样经过了几十年发展后，民生逐渐变好了起来，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国库也十分充盈。
一切看起来十分美好，但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危机。一方面外面的匈奴越来越嚣张，越发肆无忌惮地侵掠边境；另一方面内部民生经济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繁衍出了许多兼并土地的豪强。
如果这时候再继续执行文景之治那时期的清静无为政策的话，所发展出来的社会财富，必将会越来越被这些地方豪强所侵夺，导致国家和民生双难。
所以，与其让这些社会财富沦落到地方豪强势力的手中，不如将其集中上收到国家去。然后，汉武帝在利用这些收上来的社会财富，去对外军事打击匈奴，对内打击地方豪强，扩大国家领土和对外影响力。
到了汉武帝晚期，由于没有把握好这个度，导致民生再度凋敝。这时候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讲，应该再度让富于民，发展经济。
三、盐铁专营应不应该废除？但对于盐铁专营是否应该废除的问题，笔者个人认为是不应该的。
盐铁专营作为一项间接税收政策，确实在农业税之外，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这些所增加的收入，本质上是从地方豪强手里收来了。
因为对于盐铁这样的必需品，如果国家不实行专营的话，也会被各个地方豪强所垄断。
故而，盐铁专营相比于农业税这样的直接税，其对于民利的损害是会小很多的。
汉武帝后期之所以会出现那么严重的经济凋敝，民生下降，主要的锅还是应该扣在汉武帝身上，是他自己开战争开得太频繁，且各种大造宫殿，耗费了太多钱。而不应该扣在盐铁专营这项政策的头上。
如果汉武帝能够及时罢手，见好就收，同时不要大造宫殿，贪图享乐的话，好好地将盐铁专营所收上来的钱存在国库。
需要的话，再拿去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如此一来，就会更加的国泰民安了。
【结语】总而言之，在这次大辩论之后，霍光虽然干掉了政敌桑弘羊，而且也将盐铁官营给废除了。
但盐铁官营作为一项在封建背景下，比较优秀的间接税收制度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而是在往后的历朝历代中延续下来。
而且桑弘羊所提出的那三个问题，也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当今各个国家的头上，依旧给各个国家的领导者带来了极大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