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武元年九月，光武帝刘秀派岑彭劝降了更始大将朱鲔，兵不血刃收复洛阳，十月，刘秀车驾进入洛阳，环顾着这座两年多前、他以更始政权司隶校尉的身份亲手主持修复过的伟大城市，庄重宣布：洛阳，即日起复名雒阳（注1），为我大汉新都！
与此同时，长安终于被赤眉军攻破了，更始帝刘玄爬着进入长乐宫，赤裸上身，匍匐谢罪，向赤眉投降。赤眉军遂在长安城中烧杀掳掠，几乎将这座伟大旧都屠为空城。
相比长安拥有关中四塞，雒阳自然不如其地形险固，易守难攻，甚至还是个四战之地。但由于其所处的伊洛河谷盆地比关中平原要小，且四面环山，有八大险关，其西据崤函，东阻虎牢，南有伊阙，北临黄河，另外还有三川之利（河水，洛水，伊水）便捷水运，这使得刘秀既可以用少数兵力进行防守，也便利于四出兵力平叛。另外，由于关中地区遭到绿林与赤眉的破坏，其经济力量已大不如关东，所以定都于中原腹地的雒阳，在经济上，可以减轻转运之劳，毕竟其距离黄河下游经济区更近，且不似关中漕运需经过三门砥柱之险（注2），整个交通都比较节省且有效率，一如刘秀本人之性格。
总之，从长安迁都雒阳，表明了汉朝已经从一个以战略位置和军事力量来建立统治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以文化和经济生产为主导的国家。这是中国一个由武转文的重要转折点，读史者不可不多加注意。
两个月后，投降了的更始帝刘玄仍然没有逃过一死，被赤眉杀害；与此同时，刘秀宣布，将降将朱鲔拜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后传封累代。
身为帝王，刘秀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连不共戴天的杀兄仇人，他都可以放过并厚待，那这世上还有谁是他不能放过的呢？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归心，这个乱世就需要这样气度宏阔且不好杀的皇帝。其实，朱鲔虽出身绿林，却是拥护汉室的大忠臣（注3）；反而李轶虽然出身南阳豪族，且最早投靠舂陵刘氏，但反复无常，实际只是一个政治投机客，刘秀必除此定时炸弹而后快。两相比较，这才是帝王心事，沉静如水。
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看轻水。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是别忘了，正因为水永远往低处流，所以才能不断的汇集各处水流而化身为海。而即便已是那么宽广的海，正因为它为最谦柔的水组成，所以永远不会拒绝其他任何水滴的加入，甚至能将少量污水溶解淡化。这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包容，最终成就了大海的再升级版，化身为无边浩瀚的大洋。
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郡（今朝鲜平壤，当时属汉朝）内附；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南匈奴亦入塞内附；不久鲜卑（注4）与乌桓也入贡雒阳，宣布效忠东汉帝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春，倭国又派遣使节到雒阳朝贡，刘秀颁发金印，印文曰“汉倭奴国”（注5）。次年58年，辽东太守祭肜又指使鲜卑老大偏何征讨赤山乌桓，大破之，“斩其魁帅，塞外震慑……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东汉从此悉罢边防屯兵（《后汉书·祭彤传》）。此后，东汉朝廷每年的元会上，朝臣和诸侯王要参加，“蛮貊胡羌”都来朝贡，一起参与盛会（详见《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蔡质《汉仪》）；故有学者认为，罗马人是用共和来构建地中海政治共同体，而以刘秀为首的东汉人则是用朝贡体系与羁縻制度构建了东亚文化共同体。由此，刘秀以及他的帝国，便真正成为了一片无远弗届的汪洋，泽惠万世。
而身为名臣良将，岑彭先后劝降了宛城、河内、雒阳诸多 大城，使得无数百姓免遭刀兵之苦，伟哉岑彭，功不可没！其实乱世之中，比起征伐四方的猛将，刘秀更需要岑彭这样识时务、通才辩的智者。
静水流深，真水无香，那些默默奔流的仁人志士，才明白真正的功业都发自于无声处。
刘秀定都雒阳之后，他立刻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禁阻将士掳掠，安集百姓，抚平战争创伤，从容恢复元气。
第二件事，征集图书，保护文化。
西汉时期，文化昌盛，光未央宫内，就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三大国家藏书馆，汉武帝时藏书不断增加，遂又在宫内增辟延阁、广内等殿阁专供藏书，宫外则有太常、太史、太学三处官署藏书，真可谓汗牛充栋，于是“刘歆乃总群书，编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只可惜很快遭遇“莽败，焚烧无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一》）。故刘秀刚在雒阳安定下来，就紧急从各地征集图书，以免遭受兵燹的破坏。特别是后来邓禹收复长安，刘秀就立刻让他从秘府中搜寻了大量的图书，装了两千多辆马车，然后全都送到雒阳，成为东汉皇家馆藏。这也多亏了刘秀邓禹，否则后来长安遭赤眉、延岑反复荼毒，这些珍贵图籍能否保住可很难讲。此后，在东汉历代皇帝的经营下，皇家图书馆藏又扩大了三倍，从著名的兰台、东观，到石室、仁寿、宣明、鸿都等，都因保存皇家档案典籍闻名遐迩。
图：金匮石室
东汉王充《论衡》曰：“汉兴以来，传文未远，以所闻见，伍唐虞而什殷周，焕炳郁郁，莫盛于斯！天晏旸者，星辰晓烂；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汉今为盛，故文繁凑也。”东汉政府在乱世中积极保护文化资料的举动，也是班固所编西汉史远超前代详密的一大原因。当年秦汉交替时的文化浩劫总算没有重演，反愈加昌盛，这也是刘秀的一大历史贡献。
当然，刘秀定都雒阳之时，东汉政权只占据了北方的冀州、幽州、并州与雒阳周边地区，其势力差不多相当于东汉末年鼎盛时的袁绍，而其他地区，都被其他刘姓皇帝与各种割据势力所控制着，这些政权也许兵多将广、经济富庶、实力强大，但他们在文化、学术、意识形态上的忽视与短视，导致他们注定走不长远，只有光武帝刘秀，自开国初起，便高举儒术治国的旗帜，搜集图书典籍，保护文化，招贤纳士，所以很快得到了天下士人的拥护，结果在激烈的竞争中笑到最后。
在其他这些政权中，赤眉军创建的所谓建世政权尤为典型，关中地区被他们弄得一塌糊涂。
关键赤眉的军纪太坏了，不仅比刘秀汉军坏，比绿林军也差的很远，大概是他们当了太长时间的流寇，对于政权建设实在没什么经验，其组织纪律性基本为零，结果还奉行一个字，抢。不仅抢百姓，就连地方官府上交给他们的贡赋居然也去抢，互相抢，反正谁都不服谁，皇帝嘛只是一个摆设，朝廷嘛闹着玩儿的，即便是樊崇等首领，也一样控制不了下面。看来，赤眉虽设了政权，却只破不立，其性质注定其永远只是流寇集团。时至今日，老百姓才终于发现，以前都说官府狠，原来流民狠起来更可怕；官府还慢慢抢，最后或许还会给你留点，以便日后再抢；流民则是给你一次抢光光，而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以至“死者数十万，长安城郭皆为丘墟，城中无人行，生口转于沟壑”。这正是无政府不如坏政府，没法律不如烂法律。王尔德说：如果所有人都能够随便杀人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一天之内，人类就将彻底灭绝。
其实赤眉初起之时，还颇淳朴，至少有个“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口号在，所以当时百姓惧怕官兵更甚于赤眉；反而现在他们坐了江山，却把这些朴实的质素全抛在了脑后。这大概就是残酷的社会现实吧，乱世中谁活着都不易，流民们作为社会的最底层，更是日日挣扎在死亡线边缘，他们是对社会绝望的一群人，绝望到顶点就会引发变态，拿别人的生命甚至自己的生命都不当回事儿，且图一日快活便罢，哪还管他死后洪水滔天！
当然这也是人性的无奈，当数量惊人的财富与生杀予夺的权力忽然摆在面前，道德只是笑死人的东西，还不如恣意贪暴来的实在。
或许这就是农民起义的真相吧，推翻暴政，再暴政别人，真是可怜又可悲的一群人。事实上，除非具有政治远见的强力领袖，在夺取政权后对其进行约束，再组织生产，恢复秩序，否则所谓“农民起义”就是起于义而终于乱，对历史发展的推力变成阻力，最终注定失败。
还是那句话，相比刘秀，赤眉绿林输就输在他们的团队建设上。事实上，一支没有共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理念的团队，其实根本不能称之为团队，不过也就是团伙罢了。
所以赤眉虽然横扫东西，无敌于天下，但绝不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军事上无法战胜，那就从政治方面入手。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刘秀派他的大司徒邓禹挺进关中其实是招好棋。邓禹这个人军事能力一般，文治抚民却很有一套，他拿下河东后，并没有立刻南下长安去蹚更始与赤眉的浑水，而是西渡汾河进入了左冯翊郡的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南），稳扎稳打，坐山观虎斗。关中的百姓被绿林与赤眉蹂躏了一遍又一遍，正不知何去何从，这时听说北面邓禹军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皆望风相携来投，每来一拨人，邓禹都停车慰勉，赐以酒食，俯从民望，善加安抚，百姓无不感悦流涕，皆言不复今日又见汉官威仪。就这样，邓军每天以数千人的速度不断膨胀，至建武元年十一月，两万大军已滚雪球到号称百万，完全可以和赤眉一较长短了。
此时更始既已被赤眉覆灭，刘秀便再无道义上的顾虑，这正是两虎相争，猎户得利，至此，关中汉军已处于实力巅峰与道义至高点，南下长安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但奇怪的是，邓禹仍然不领兵南下，而任由赤眉在长安城中暴虐百姓，胡作非为。诸将很不理解，都劝邓禹直接攻打长安，剿灭赤眉，救民于水火。
可邓禹却说：“不然。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地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然后可图。”
看来，刘秀只派邓禹进入关中，其实好棋之中也藏有极大的危机。邓并没有指挥百万大军决战赤眉的军事能力，兼其性情偏柔弱，注定只能做一个守成型的行政官员，对此邓禹自己倒也有自知自明，所以最终决定领兵北上攻打三郡，在这里打小怪升级，并囤聚粮草，准备与赤眉长期对峙。
刘秀本对邓禹的关中经营非常满意，并多次写信褒奖，可这一下却是大感不妙，赶紧下诏邓禹说：“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民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稳定民心！”
刘秀心里非常清楚：赤眉已大失民心，其军虽众，但已无异于楚汉时的章邯等三秦王，甚至比三秦王还要差劲——几十万大军全集中在长安地区，既不肃清关中各地割据势力，也不思利用关中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把守各关口、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样怎么会有前途？其实，邓禹只要学习韩信，吊民伐罪，挥师南下，赤眉必将死无葬身之地！而如果一味消极避战，狠心置长安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则不仅动摇军心，而且深失民望，一旦遇挫，邓禹其所谓百万大军，转眼就会灰飞烟灭。届时其他势力趁机渗入，刘秀就别再想轻松拿下整个关中了。
所以，刘秀的心里相当着急，他虽然身在雒阳，却恨不得飞到千里之外的关中去。之前更始军攻打长安与更始三王之乱虽然声势浩大，但胜负分的很快，故对长安损害不大，最多只是一个未央宫被烧了，现在若赶紧收复长安，一切还来得及，别等被赤眉给祸害完了就悔之晚矣。
然而，面对刘秀的咄咄催促，邓禹却坚持己见，认定此时攻取长安为下下之策，遂仍留在上郡一带盘桓，结果终于酿成大祸。可怜这关中帝都在楚汉间被项羽破坏后，经西汉数百年好不容易重现繁华，却由于邓禹的固执己见而陷入到更大的灾难之中，竟被赤眉一把火整个烧作一片焦土，以至关中亦残破无余，至东汉末年尚未恢复元气，却又再遭董卓李傕郭汜之乱，雪上加霜，以至数百年一蹶不振，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直到盛唐才重放光芒。
悲哉西都，伤心秦汉，长安长安，长不能安。这世上最可怕的，就是人类的仇恨与贪婪。
注1：洛阳古称雒阳，秦为水德，故更名为洛阳，今刘秀之汉尚火德，火忌水，故恢复其名。《说文》曰：“雒，鵋鶀也。怪鸱。”这是一种五行属火的鸟，所以也代表火德。后来曹丕篡汉，又建都于雒阳；因曹魏土德，水与土互为阴阳关系，水在土中流淌，土得水就变得柔软，两者相辅相成；所以又更名“雒阳”为“洛阳”，直至今日。
注2：黄河的运输状况很奇特，下游较平缓，上游中游却很湍急，特别是三门峡那一段，由于河道陡然变窄，导致水流特别湍急，粮船逆行而上，都靠人拉，运输成本很大，河中流又有巨石将河水三分（即成语“中流砥柱”的出处），使其更加险要，因此“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十七八”（《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注3：据《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记载，当初玄汉大封功臣为王，大家兴高采烈，只有朱鲔不同意，认为高祖刘邦有约，不是刘氏宗室不能封王，并最终推辞掉了胶东王的封号。朱鲔的这些行为，都表明他杀刘縯只是忠君而非有私心。
注4：即被冒顿灭掉的东胡之残部，其族本是西伯利亚人，事实上，鲜卑即是西伯利亚的变音。
注5: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市东区的志贺岛就出土了这样一个汉倭奴国王印，百年来日本学界就其真伪问题争论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出土了若干形制一样的王印，譬如滇王之印、广陵王玺，争论方平息。
